爱华网文凭“批发”与信用赤字 《中国青年报》6月16日发表了《揭开海南省委党校“批发”文凭的黑幕》一文，披露了该机构大肆开办文凭“批发店”和“连锁店”，通过垄断符号化资源和象征性权力寻租致使一些个人私利最大化。这次波及海南全省的党校乱办学倒卖文凭牟取私利事件显示：只要能够“识得中国汉字”和出具数额不菲的学费均可入学甚至获取毕业文凭！ 通过对这个所谓“不走运”案例的解读及其相关分析，可以折射出发展中的许多一般性问题和可能引发的诸多诲人的深层次思考：第一，作为一家培训机构，何以能够颁发研究生学历教育毕业文凭？如是，这对于较为严谨有序的国民序列教育来说公平吗？第二，教育是一种公共产品，即使是高等教育也是一种准公共产品，倘若文凭可卖，那么全球最富有的行业和职业当是教育机构与教师而不是其他；第三，对于一些“在其位谋其利”而不是“在其位谋其政”的官场搭便车者来说，学习费用是“自嘎儿掏腰包”的吗？第四，在权学交易日盛的当下，某些官员（尚且还不能称之为真正意义上的管理者）所持有的文凭就一定等于说明其具有相应的水平吗？ 当然，在这些设问当中，有些问题显然是稍有常识者都能明确的，而有些问题则不是一些示弱的书生们所能愿意回答的，它至多说明大转型时代不规范的“特色”延续。但是，我们必须说明的是，此举文凭“批发”对于当前苦苦吁求诚信建设的中国来说不啻是一次莫大的伤害！且看海南省委党校的办学状况：比例高达60％～80％的就学资格不合格者通过业余学习，越过大专阶段，直接领取本科文凭；某县近40个乡镇和科局的头头都成了“研究生”，还包括3名没有任何学历的局长；学员平均到课率只有20％，有的则一天课也没有上过而照样能够毕业；考试提供现成答案，考试者照“抄”照“搬”就是……可以预见，这种违规办学的后果将致教育信用抑或信用教育荡然无存，从而极尽显现信用赤字。 如今，“学术泡沫”呈现肆虐之势，学术的官僚化和学位的大跃进正在折腾着“象牙之塔”，定量式、官僚式的学术评价和急功近利的奢华浮躁之风凸现，因而考试作弊、文字盗版、文凭缩水、博士大跃进——徐徐建构的学术理性和师道尊严有点“斯文扫地”化。那种把所有人都往金字塔塔尖赶的教育机制都有可能退化为庸俗教育！那种把“文凭当纸张”或把“纸张当文凭”的教育极端主义行为只能是“便宜无好货”式的文人自贱和“大智若愚”般的智者自残！由此，教育领域的信用贫困、信用赤字或诚信危机的克服有赖于作为学术机构的学校和作为培训机构的学校的文者自尊及其行业主导的信用制度！ 2004－06－19 大学的逻辑与去行政化 据悉，最近包括华中科技大学、厦门大学等11所高校又升格为副部级，如是全国已有32所副部级大学。在相当多的国有企业慢慢脱离行政级别和剥离行政羁绊、在中国银行宣布人事序列当中不再出现行长处长类行政官衔、在公共事业单位人事制度改革的背景下，这种行政级别式的大学制度显现着与现代大学治理结构不相调谐的制度环境。在收到几封类似质疑性的读者来信和近期阅读张维迎先生的《大学的逻辑》后，我们坚定“去行政化”是大学改革不可不考虑的制度性因素。 大学是创造知识、传授知识、传承文明、推动进步的特殊单元，是相对于政府和企业而独立存在的典型的“第三部门”，它有它自己的理念和制度安排。大学能不能有行政级别？大学该不该有行政级别差异？许多人一直在求解现实的困局和寻求理论的解答。在传统的计划体制及其成型的单位制下，没有行政级别也就缺乏一定的投入性资源，没有行政级别的大学显然不能成其为“大”学。但如果没有行政级别差异的大学，就会造成稀缺性资源的均分状态，从而抹杀大学的个性和相对地降低大学的投入。假若我们把北大清华同级于由某某地方性师专升级的学院，你说又合理吗？ 其实，从大学自身的逻辑和发达国家的教育经验来看，大学是不能也不该行政化的。有学者认为，我国教育与世界先进水平相比，最大的差距不是技术、不是金钱、也不是人才，而是落后的制度。大学的制度建设最重要的是两个方面：一是政府与大学的关系，二是大学内部的治理结构。政府高度管制、政府主导的大学，不可能是真正意义上的大学。许多大学组织能够维持并基业长青是靠理念、信誉、声誉来维系的，而并非通过行政手段去造就它的品牌和质量的。从历史来看，“哈佛”、“牛津”、“剑桥”等无一例外是政府造就和维持的，相反在美国人那里是“先有哈佛而后有美国”。可见，理性的大学制度和独立的大学品格是大学成长和壮大的关键，也是培育学术和传承文明的基础。
大学制度建设必须遵循自己的逻辑和规律，必须改革原有的计划体制形态，必须梳理外部制度环境，必须改善大学治理结构。在大学系统内部，大学自己的建设需要“破”和“立”的地方有许多许多；可在系统外部如果继续套用行政模式使大学不断“厅级化”、“部级化”，那么培养创造性人才和建设研究型大学的目标只能是我们自己独自欣赏。（同类文章请参见杨东平《“部级大学”何时休》，载《南方周末》04－06－03。张维迎《大学的逻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2004－06－04 “知识失业”与教育“结构调整” 现在又到了新一届毕业生离校的时候了，大学毕业生的就业状况如何呢？可以肯定地告诉大家就业状况不如以前理想亦不容乐观——可谓“有人欢喜有人忧”。据有关媒体和部门统计显示，今年长江三角洲地区的大学毕业生就业率不到60％（数据来源于《光明日报》04－06－08）。可见，连发达地区的就业率都不到六成，不发达地区的就业率就只能甘拜下风了。于是，有学者惊呼“一个知识失业的时代已经来临”！ “知识失业”乎？不管承不承认这个概念，大学毕业生就业率低的事实已然存在。所谓“知识失业”，是与自1999年起开始的以几何级数增长的高校扩招有关，是与由原有的计划“包销”式的就业政策向市场就业政策转变相关联的，是中国人口多就业压力大的“僧多粥少”式国情所造成的。但是，国家的市场就业政策和教育消费政策是没有太多问题的，政策目标和方向是前瞻的、积极的，因为提高劳动者的思想道德和科学文化素质是转型中国生产力发展和实现民族复兴的必由之路。然而其所制造的“政策阵痛”却是无法避免的，这应该是正在或将要知识失业者所理解和包容的，同时也必须需要过渡时代中的一部分人所承担政策代价与改革成本的。 可是，问题的关键并不在于“扩招”或“人满为患”，而在于教育机构和谋求就业的知识者本身。高等教育机构的专业设置普遍“老化”，与市场经济发展相去甚远，纵算开设了符合市场的新专业也由于师资不济而无法培养社会急需的市场型人才。因此，当下中国的高等教育结构是残缺的、非合理的、去市场化的，专业结构和师资结构是僵化的、惰性的。这种不合理的几十年一贯制所形成的教育设计所造就了一些“重脑力轻体力”、“重理论轻实践”、“重思维轻技术”、“重整体轻个性”、“重意识形态轻生活现实”的所谓“高级”知识分子们，因而出现了就业市场排斥的现象，也出现一些毕业生有岗位却不愿就业的现象——不肯到基层就业，不愿到有损“面子”的行业就业，不屑到“不对口”的部门就业等等——职业歧视与基层鄙视心态一览无余。 也在长三角地区，高等职业技术学校的学生往往还没有毕业就已经被预订一空，绝大多数职业学校的就业率都在95％以上。在苏州，高级钳工的平均月薪超过了硕士研究生的平均水平。浙江奉化一家企业愿出30万年薪招聘一位高级模具技工，让许多博士生皆自叹弗如！（资料来源于《光明日报》04－06－08）所谓的“知识失业”只不过是相对而言的，是远离时代、远离社会、远离市场所形成的“专业知识”相对过剩造成的。其实，作为高等教育的消费者以及那些已经或正在沦为知识失业者是无辜的，当下急需改变或调整的是高等教育结构本身！最近，中央政府及其部门已经承诺加大对职业技术教育投入力度给出了一个信号，政府的政策引导是必需的，可至于习惯于“等、靠、要”的教育机构又如何作出选择和回应呢？我们不妨翘首以待！ 2004－06－16／17 机会不等式与就业偏见矫正 从一些招聘广告中我们可以阅读到这样一些信息：“只招男性”、“35岁以下”、“身高一米六五以上”、“容貌娇好”、“只限本地城市户口”等等。这些信息反映了性别、身体、地域、身份、职业、年龄等方面的歧视在就业市场当中以及整个社会场域的事实存在。由社会歧视引发的就业机会的不平等随处可见，比如，大学毕业生就面临着这样一种性别非对称或就业机会不等式现象：男硕士>男学士>女硕士>女学士。 诚然，女性在爱情、婚姻、生育等方面可能比男性花费的时间和精力要多，这是我们不可否认的事实。而正是因为此种原因造成了女性就业“劣势”，出现了一些招聘单位“宁招武大郎不聘穆桂英”的现象，有的地方政府居然还出台禁止聘女性为秘书的规定。即使聘用，更甚者竟然强行规定女性在5－10年内不准生育。传统观念还认为女性工作细腻、细心、具有爱心、服务性好，因此往往把女性的工作角色狭隘地定位在第三产业以及教育卫生等行业。对于比例已达44％的高校女生来说，此种性别隔离与就业偏见是有失公允的。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许多大学女生不得已“挖空心思”、“浓妆淡抹”地去竞争“只限男生”或“男生优先”之外的有限岗位。 难道大学女生就“技”不如男生？难道女性就应该“主内”？其实，女性主义者早就呼唤“厨房革命”、“女人自立”、“同工同酬”！社会和政府也大力倡导男女平等，并把性别政治作为一个重要的公共议程。许多国家在公共政策上专门作出了就业的性别反歧视规定，国际111公约也十分强调就业中的性别平等。我国《劳动法》明确规定：“劳动者就业，不因民族、种族、性别、宗教信仰不同而受歧视”。可是一些用人单位却任意制定招聘规则，极大地侵害了劳动者的平等就业权。 在反歧视就业问题上，作为公共权力机构的政府需要相应的公共政策作出反应之外，也需要相应保障机构的建立，在歧视行为发生后，应该采取积极的应对措施，努力消除歧视带来的后果，并降低歧视的发生频率。在这方面，政府可以成立“反劳动歧视委员会”或“劳动机会平等委员会”，对就业市场进行定期检查，对劳动歧视争议作出仲裁，对违反者进行处罚，并每年固定投入专项资金，用于歧视与社会发展问题的研究。惟有如此，才能实现就业的平等化！（对大学生就业的性别偏见所作的评论，摘自于作者2004年5月6日在湖南大学MPA预科班的学术讲座《社会区隔与公共政策调适》） 2004－05－0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