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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无效供给的根源顾自安（厦门大学经济研究所 361005） 科学技术作为社会发展的重要生产力形式，主要以自然科学的进步为主，其中社会科学的发展和繁荣同样功不可没。只要我们回顾一下人类进步的文明史，都可以支持这一观点。然而在经济社会发展的今天，一方面自然科学的飞速发展和极大繁荣，技术革新导致的产品更新换代极快，自然科学的成果正在逐渐的改变这我们生活的环境，也在大大的提升着人类认识自然界的能力。与此对应的是，社会科学研究的供给和需求并没有向人们预期的那样合理的实现均衡；相反，供给和需求失衡的问题却似乎前所未有的严重。 这一现状或许要归于两个原因：1.学术研究的职业化和专业化；2.自由市场主义的蔓延导致的功利主义复辟。 费希特在《论学者的使命和人的使命》中指出：“学者阶层的真正使命在于，高度注视人类社会的一般的实际的发展进程，并经常促进这种发展进程。”(1) “学者的使命主要是为社会服务，因为他们是学者，所以他们比任何一个其他的阶层都更能真正通过社会而存在，为社会而存在。”(2) 费希特的命题固然是崇高的，但学术研究是否真的如此呢？不妨然我们看看现实中的社会科学的学术供给与需求之间的鸿沟，自然就心知肚明了。 看到这里，您也许已经意识到，我在下文中不会再去为目前社会科学研究的现状歌功颂德，大报喜讯了。我必须声明，只有以一种严肃的、负责的、科学的态度来对待学术界中的问题，才会真正的促进学术的繁荣和发展，所以我是严肃的，我声明本人的立场是中立的，我本人一贯坚持学术与政治和权力的分离以及保持学术研究的独立性，即学术研究必须独立于意识形态之外，从中立的立场出发才可能得出一个科学结论。而不是让学术屈从于某种意识形态，表现出一种匍匐与政治和权力之下的“十足的奴才习气”。因此，我不能阻止别人给我戴上意识形态的各种政治帽子（这种可能在今天仍然是存在的），因为人类社会还远没有发展到一个在学术界可以完全消灭――那些被意识形态教化的顽固的政治奴隶式的――“学术警察”，或者可以叫做“学界的狗仔队”的时代。这一点在中国，尤其如此。 但是学术的研究，正如马克思曾经说过的：“我的见解，不管人们对它怎样评价，不管它多么不合乎统治阶级的自私的偏见，都是多年诚实探索的结果。但是在科学的入口处，正像在地狱的入口处一样，必须提出这样的要求：‘这里必须根绝一切犹豫；这里任何怯懦都无济于事。’”(3) 因此，学者特别的承担着这样一个社会职责：“优先地、充分地发展他本身的社会才能、敏感性和传授技能”（费希特），而且必须肩负起特定社会所赋予的时代使命，因为，我们的使命是光荣的、崇高的、严肃的，历史的也是社会的甚至是世界的。 在改革开放以前，中国的学术界基本上是马克思主义的“赤旗的阵地”，由于无产阶级革命和民族解放独立的战争刚刚结束，马克思主义这一指导了我国革命的理论就被作为整个民族、国家、政党甚至一切行动的指导理论。政治上的一党集权制，经济上的大一统的计划体制，导致了权力等级制和泛意识形态在几乎所有领域的蔓延。社会科学领域由于其特殊的作用，更是如此。尽管我们党一直认为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甚至江泽民同志“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精髓，但我们必须承认，改革之前的学术研究不是自由的。 尽管承认这一点对于无数如我的导师胡培兆教授一样的老学者是件痛苦的事情。因为把社会主义作为一个值得贡献毕生精力的目标，他们都曾经奋斗过，付出过，然而今天存在于我们视野中的“社会主义”却并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原教旨”描述。(4) 改革开放以前的中国学术中，自然科学由于不存在阶级性，基本上仍然是自由的，但是社会科学则由于内生的阶级性，不可避免的一直处于意识形态的控制和监督之下，在不自由的发展。但是我们同样不可否认，当时的学术供给和需求是平衡的，因为人们没有对除了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之外的学术的需求。那是一个完全沉浸于马克思主义之中的时代，是一个群体意识极端统一于领导意识的时代，或者说是一个“群体无意识”的时代。5 正如米什莱6 所言是一个“人民与一个领袖的心心相印”的时代，政治只是被复兴的宗教。 这一时代的觉醒，最终是由于斯大林主义在苏联的破产引起的。在中国和苏联这两个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中由于一开始就因为国情的差别选择了不同的道路（列宁通过证明苏联已经存在一个资产阶级，而建立了无产阶级革命在帝国主义最薄弱的链条上取得胜利的理论，选择了城市暴动这一革命形式；而毛泽东则根据中国双半社会的性质，指出在中国不存在一个已经发展了的资产阶级，提出了革命分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两个步骤的理论，最终选择了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使得中国在社会主义改革不可避免的到来时，又一次选择了不同的道路。 苏联在抛弃了斯大林式的“国家主义”（霍尔瓦特的称谓）7 之后，采取了政治民主化和经济市场化的改革道路，但在改革方式上受西方激进主义思潮影响，采用了萨克斯的激进式“休克疗法”的处方，希望通过私有化和完全市场化在短期内实现经济复苏，但基本上，被认为是失败的，原因是最终偏离了社会主义的道路。 中国的改革则表现的更为慎重，基本方向和前苏联是一样的，也希望通过改革实现：政治民主化和经济市场化，但在改革的方式上则选择了渐进式的道路。这一点无论中国还是世界都给予了充分的肯定。观察今天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势头和人民生活水平在改革以来的变化，任何负责任的评价都不会对此给予否定。 那么改革以来，学术研究领域的情况如何呢？应该说，学术界的活跃也是空前的，改革每前进一步都和社会科学的贡献以及理论界的贡献是紧密联系的。比如我国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和改革开放的过程和社会科学领域的理论贡献是分不开的，比如理论界及时提出的社会主义经济是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市场经济是商品经济的高级阶段、纠正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规律的错误、经济市场化、股份制改革等重大的理论贡献，都对我国社会主义的改革和实践起过重大的作用。否定转轨阶段理论界的贡献是一种轻浮的，不负责任的评价。但这并不是说改革开放以来社会科学的供给就是令人满意的。 改革以来学术界的问题也随之而来。经济市场化的改革将驱利的心理传播到了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学术界也同样如此。面对市场的大潮，学术的商业化倾向日益明显，学术供给的有效供给比例并没有如人们所预期的那样大幅度上升，相反，从改革之初就出现的问题到今天也没有得到解决，当然理论和实践的差距也是一个问题，但总体上不难看出这样一种表现：改革的实践总是先于改革的理论，而理论则明显的是在实践之后亦步亦趋的发展的，所谓的理论创新，更多的是对实践的理论化解释。一方面，改革的前进需要更新的理论指导，而这种真正能指导改革实践的理论一直未能出现；另一方面，“学术成果”大批涌现，学术繁荣较大层面的表现了一种虚假繁荣。学术研究所需要的科学精神和责任并没有被坚持和贯彻，相反更多的学术成果都只是千篇一律老生常谈，正如我导师所言，可谓“洛阳纸贱”。 但凡从事学术的人都不难发现这样一个现象：国内书市中最畅销的学术著作多是国外经典名著的汉译本，国内著作销量相比较少，个别优秀的作品当然不在此列。多数学术成果的选题基本上是按照国家社科发展基金提供的选题进行研究的，自主选题的成果非常少，除了一部分比较有影响的学者有此能力外，多数研究的进行和启动都是在靠课题费救济，这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学术研究的困难，此外，目前我国政府以外关注学术发展的机构和个人非常少，政府基金之外的可用资源极少，这导致很多有意义的选题只能搁置不谈，而着力从事政府课题的研究。 但凡学术界内部的人都知道，学术界也是有潜规则的。课题的结论如何来下，关系未来课题的申请；研究中要避免踩地雷，或者闯禁区等，否则要被扣帽子，打棍子；研究成果要请业内的元老审阅，不可冒进，乱提新观点等等不一而足。 除此之外，政府课题设置上的重复建设就更是极大的浪费，但是却养活了不少寄生在学术躯体之上的庸才。很多学术供给基本上是为了拿学位、评职称、加工资、或者扬名立万。导师对学生选题进行压制，当然固然是为了学生的“安全和前途”着想，但是未免失去了学术应有的尊严和独立，这种方法无疑是教人一起愚昧，扩大氓民的数量而已。 造成学术研究这种现状的原因，我个人认为大致有两点：（1）学术研究仍然是不自由的，在较大程度上仍然受制于意识形态；（2）学术研究中的有效供给过低，较多的“学术成果”基本都是应付课题的产品，研究成果的商业化目的非常明显。 注释： 1. 费希特，《论学者的使命人的使命》，第40页，商务印书馆，2003年。 2.同上，第42页。 3. 卡尔．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 4. 因为对于社会主义者来说，长期以来，人们一直将马克思主义视为工人阶级革命和解放自救的“圣经”。而以往导致我们革命和建设中曲折的根源，则都集中于对马克思主义的‘原教旨主义’式的理解和应用。 5.赛奇·莫斯科维奇《群氓的时代》，P12，江苏人民出版社。 6.米什莱，（1798－1874），法国历史学家，认为历史就是人类反对宿命、争取自由的斗争史，主要著作有《法国史》、《法国革命史》等。 7.参：<克罗地亚>勃朗科·霍尔瓦特，《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一种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理论》吉林人民出版社，2000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