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21世纪记者周慧兰：股市今年一路持续走低，现在已经在2300点徘徊，而A股市场中的很多股票的市盈率已经比当年998点时还要低。今天的A股是泡沫破裂,还是被严重低估？当前的股市多大程度上反映了基本面的变化？ 刘纪鹏：A股现在的市值当然是被严重低估的，这对于中国金融和经济是危害极大的事情。 第一，这样的现象是不正常的，中国的宏观经济堪称国际经济沙漠中的一片绿洲，而中国的微观经济――上市公司的业绩始终在蓬勃向上。但是，中国的股市却没有跟上中国经济的步伐成为国际资本市场沙漠中的一片绿洲，而是成为国际股市沙漠中的重灾户，这是很不正常的现象。 第二，这种状况对中国金融和国民经济的危害是极大的。国际经济衰退给中国这个正处于转型期的国家提供了从制造业向金融业转型的千载难逢的历史机遇，我们应当抓紧时间转型。而在这个时期里，资本市场是最主要的战场，中国在未来的10年当中，能否抓住这次历史机遇，从低端制造业的发展模式向着以服务业和金融业为主的发展模式转变，就取决于我们的资本市场能否像中国经济在国际经济中的地位一样一枝独秀。 中国的股市和股民对于中国经济健康平稳发展是做出了巨大贡献的，如在这次抗震救灾和奥运当中，他们没有由于政策导致的下跌自暴自弃，也没有因为灾害而出现恐慌性抛售，而是始终坚守着资本市场这一块重要的阵地，我觉得中国的股民是一个最可爱的投资人群。我们并不需要政府救市的政策使股市恢复理性、重新振作，既不用建立所谓的平准基金，也不用再次降低印花税，而只需要监管部门对资本市场认识论和方法论的转变就能解决。
股市下跌的不正常，很大程度上是人为的因素造成的，其中就包括我们一直不敢正视的股改以后一系列监管政策的失误。在对待股市的政策上，我们不要认为股市越跌就越没有风险。现在很多人会问我，股市跌到这种程度是泡沫正常挤压的一个结果，还是中国上市公司价值的严重低估，其实在我们的监管部门中还有相当一些同志认为这场中外资本市场罕见的股市暴跌是正常的，他们认为股市愈高，泡沫愈大，奥运期间风险也就愈大，对平安奥运来说，股市跌下来要比涨上去心里更踏实，他们把这种损失国民经济和股民财富、丧失发展机遇的不正常的结果，认为是正常的，同样对于大小非问题也认为股市愈跌，大小非的持有人就愈不会卖，压力就愈小，我认为这样的监管思维是普遍存在的。
周慧兰：有观点认为，大小非解禁上的政策盘旋给市场造成了很大的不确定预期，是市场信心危机的要害，大小非对股市的抽血效应到底有多强？您认为如何能够有效解决这一股改遗留问题？
刘纪鹏：大小非问题是这个时期很重要的一个矛盾，如果像现在这样还要再锁上两三年，这个问题还会愈演愈烈，因此，我们必须彻底转变思路。但是我们的监管部门长期被一种错误的思想所引导，他们认为股市越下跌，股价越低，大小非就越不会出来，如果是这样的话，股价起来大小非就跑，那股价还能上涨吗？
大小非问题是中国股市特有的现象，我们今天仍然需要采用尊重国情的方式去解决，即用价格锁定取代时间锁定，从监管部门强制性的股权分置改革转变为大股东自觉自愿地把价格锁定在一个理性的价位上，我认为这个理性的价位就是5000点左右的上市公司价格。这个价格应该成为大非可流通的底价：只有当该支股票超过它在5000点的价位时，他们才出来流通；一旦股价跌破这个价格就自动锁定。这必须由大股东自觉自愿地来做，只有这样，他们才会努力地做出好的业绩，让股价上升到可流通底价之上。而这无疑也是被市场接受的，而这一切信息又是公开透明的，这才是多赢的一项举措。
为了维持股改的正确性、严肃性，下一步应该让上市公司的出资人出面了，我们应当充分发挥国资委的作用，国资委下面有858家国有控股上市公司，而且国资委已经自觉自愿地做出这样的姿态，858家国有第一大股东的上市公司可以做出表率。国资委不应当忘了股市的养育之恩，没有股市的改制上市，再融资、再发展，想要保持住2007年的势头都会非常困难。在这种情况下，只有在5000点以上的理性价位上，把价格锁定，他们才有可能实现进一步的整体上市、资产重组和多赢。用价格锁定取代时间锁定也是我在2004年股改时就曾经反复提出的思路。
其次，对于非国有的上市公司，证券业协会也应当向它们的第一大股东阐述这样的道理，让大股东自愿地把价格锁定在5000点这个基本价位上，只有在其之上，才能够流通，股价一跌下来就自动锁定，用价格锁定，取代“锁一爬二”这样的时间锁定，这才是一个有效的办法。
另外，中国证监会应该在这个过程中积极拜访国资委，积极发挥证券业协会的作用，召开上市公司大股东的座谈会，对那些积极配合用设定可流通底价、把流通价格锁定的上市公司给予优先再融资的绿色通道，通过倡导而非强迫让股价稳定在4000――5000点的水平，低于这个可流通底价就不抛，高于才能卖，而且要公示，受市场监督交易所的监督。
只要做到这几点，再加上其它一系列的配套措施，中国的股市就有希望。
周慧兰：有学者提出用外汇储备来解决大小非问题，您如何看待这种观点？ 刘纪鹏：杀鸡焉用牛刀，用外汇储备来解决大小非问题的办法太复杂了。外汇储备应该用来支持我们的央企国际化，走出去，尽快迎来国际一流的像微软，汇丰银行这样的大公司到中国来上市。同时，让这些公司在中国上市、再融资以后获得的人民币兑换成外币花在境外项目上，来解决中国金融当中外汇储备过高的深层次矛盾才是正确的选择。
周慧兰：政府对于股市的责任是什么？在当前的形势下，如何推进资本市场的市场化改革？ 刘纪鹏：中国的金融问题是关键，应当建立金融首长负责制。一切经济现象当中，股市、金融问题都是关键，通货膨胀也是以金融问题的形式出现的。中国必须要明确谁在对金融负责任，我希望能够建立金融首长负责制，对一行三会成立中国资本与货币政策统一协调委员会，能有一个统一的声音。改革需要有一个强有力的力量，不能什么都等，更不能各个部门各自为政，都从自己的部门利益出发来讲自己的话，财政部有必要也可以参与进来，国资委必要的时候也可以参与进来。美国的股市出现问题的时候，财政部和美联储是共同作战的。 第二，要全面推进期权制度，建立“管家”和“东家”的股价制衡机制，“管家”和“东家”这两者必须分化。利用现在这个时机全面开展期权制度、股权激励，有利于股价的稳定。高管人员拿着期权，如果大股东抛，股价就会变低，期权就会变成一张废纸。所以，三年内不能让价格降下来，否则无法行权，这就构成了一种制约。
奥运之后，股市该走向何方，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命题。我们再也不应该这样不作为，任由股市自己沉沦下去，而对于导致股市今天不正常下跌的政策因素熟视无睹，甚至认为是正常的了。中国的资本市场不是救不救市的问题，而是监管部门的指导思想和观念需要转变，只要方法对头，中国股市重新回到4000点是弹指一挥间的事情。
周慧兰：受次贷危机的影响，全球股市低迷，但A股却是真正的跳水冠军，如何评估国际市场行情对于股市的影响？在现在的点位上，热钱大举撤离和抄底的可能性有多大？资本市场的开放和国际热钱的风险之间应该如何权衡？ 刘纪鹏：热钱无所谓，我们现在的情况是急需把中国的资本市场做大做强，抓住美国衰退，中国资本市场成为国际经济主战场这个历史性的机遇。在这个期间，对于热钱是宜疏不宜赌，利用美国的衰退干点事，利用热钱为中国的资本市场和经济发展做点贡献。资本市场的融资是投资者风险自负的，对不对？那有什么了不起，再说了什么叫热钱我们都还判断不清楚。现在我们有这么多的项目，有几百家的上市公司，有京沪高速这样大的项目，航空电力、石油、煤炭、电网都在等待着上市，难道还怕股市上涨吗？难道还怕这几个热钱吗？中国不同于日本，中国更不是新加坡，泰国，或者是香港，中国有的是好项目，不怕热钱。所以，我们现在担心的不是股市的上涨，而是股市进一步下跌对中国造成的危害，这就是我的基本判断。
周慧兰：从股指期货到平准基金，推行起来似乎很艰难，中国股市是否缺乏有效的做空机制？ 刘纪鹏：很多人认为现在是建立做空机制的最佳时机，既然做空机制是解决股市低迷的好办法，那为什么到现在还不推出来？我不这么认为，我认为那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可能是饮鸩止渴。决定中国股市命运的关键在于监管部门的指导思想、认识论和方法论的转变，因为中国的宏观和微观经济基本面还都在，方法论对了头，股市就能够恢复理性，一旦我们不具备这样良好的宏观经济和微观经济面的话，就算方法论和认识论对头了，到那时也为时已晚了。
周慧兰：成本推动型通胀、融资困难对于中国经济的基本面影响如何？在通胀的背景下，宏观调控政策应当何去何从？ 刘纪鹏：通货膨胀是这个时期必然要经历的事情，造成这个时期通货膨胀的主要原因是金融结构性问题。大家看石油价格的上涨，既有供需矛盾，也有投机问题，但主要还是后者。所以，在通货膨胀当中，金融结构性因素也是主要的，输入型和成本型推动是次要因素。中国的通货膨胀只要低于GDP增长的水平，就都是合理的。现在不要把通货膨胀看得那么可怕，农产品价格上涨，在经济结构调整当中是利大于弊的，同时，我们应当利用通货膨胀把中国的社保制度建立起来，让吃不上猪肉的人，用不上电力的人受益。去年我们不惜用一切行政力量去和市场经济对抗，把价格捂住，这样的做法，只会让一切再回到旧体制当中去。 我们可以利用通胀做点事：第一，通货膨胀可以让富人手里的钱变毛，缩小贫富差距。第二，通货膨胀可以理顺农产品和电力、石油的基础价格。第三，促使国家的低保制度尽快完善。
建国以来我们财政从来没有这么盈余过，5.1万亿的财政收入，一年增长1.3万亿，超预算增长就7000多亿，光是去年的印花税一项就有2000多亿。假设3亿个困难家庭当中，有1亿个家庭吃不上猪肉，我们一个家庭给2000块钱的补贴也不过是2000亿，只不过花去了去年印花税一年的数字，而倘若能在这个过程当中建立起中国的社保制度，而不再像现在这样人为地压抑价格，那才是更有意义的事情。因此我们需要学会利用股市的上涨和股市泡沫，利用通货膨胀，利用美国的衰退干点事，这就是我认为奥运之后我们的监管部门应抓紧在认识论上和方法论上解决的几个基本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