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3月27日，杨李成告诉《中国经营报》记者，当年的竹林村还叫竹林乡，养猪户最多不过200家，每家养母猪三四头。“1985年省里批了供港猪基地，第二年上面给了几十万元的无息贷款，然后再通过信用社低息给农户，开始鼓励养猪。” 当年的鼓励政策迅速起效，1986年嘉兴市外贸公司开始收购竹林生猪，然后销往香港。农户因此每年多了二三十元的收入，而彼时在新丰镇兽医站的杨李成每月工资为40元。 “农民就是这样，每一项都收入少，但是多项凑在一起，就会多出一些收入。比如他们种点地，养猪、鸭、鸡，每个都挣钱不多。”杨李成说三十年前农民是这样，现在依然如此。 为了供港，杨李成他们将嘉兴黑猪与当地的丹麦长白猪杂交，之后再将所得的母猪与美国的杜洛克猪公猪杂交，这之后才是供港猪，也被称为内三元猪。但1989年，香港市场开始青睐瘦肉率更高的外三元猪（三种国外猪杂交），于是当年竹林村生猪供港停止。 但竹林村的内三元猪却开始向周边蔓延，最终形成了以竹林村为中心的平湖市、南湖区、海盐县三地交界区的“猪三角”地区。也由于供港基地这块牌匾，几乎所有来嘉兴视察农业养殖业的各级领导，都会来到竹林村。 杨李成印象中，养猪数量真正多起来则是1998年。那以后，几乎家家都在养内三元猪，后来也有了一些外三元猪，但并不多。他分析目前当地7成仍为内三元猪。 “外三元猪除了瘦肉率高，饲养成本也会低一些，此外，外三元猪抗病能力也要好一些。”杨李成说，虽然外三元从养殖角度来说更为高效一些，但嘉兴黑猪依然是周边市场热捧的品种。 供港虽然停止了，但“猪三角”地区的养猪业却逐渐声名大振，目前这一地区仅新丰镇每年便出栏生猪46万头，达到全嘉兴市的十分之一。但养殖的规模化、现代化水平却并未提高多少——养殖依然是家庭式的，家家户户养猪，母猪数量一般都在50头以内。新丰镇能够称得上规模化养殖的仅有5家，大概每家有300多头母猪。 不过，新丰镇政府似乎还是更加重视工业企业的发展。“哪个地方不希望辖区里都是工业企业和科技园呢？谁愿意有这么多猪呢，污染排放还那么多？”新丰镇农业副镇长黄军笑着说，他从去年开始带着农户到附近考察鲜姜种植和蜗牛养殖，也在积极引导大家往这个方向去发展。 “种植鲜姜，地在哪里？蜗牛养殖，我们这个年龄能做的好吗？”3月27日，在竹林南路一家兽药店里，六名养猪人和记者座谈时称，他们支持黄镇长的想法，但实际情况却是土地有限，而目前养殖户年龄均在五六十岁，复杂的养殖很难承担。 几十万元低息贷款，推动竹林成为供港猪基地，此后以竹林为中心的“猪三角”形成。 “猪三角”兴起 参与缔造嘉兴市新丰镇竹林村供港猪基地、在当地兽医站工作了43年的杨李成，没想到猪价会跌得这么厉害。他认真计算过，目前一头200斤的出栏猪，可能要亏损150元左右。 三年一次大跌价，即使如此有规可循，养殖户也从来无法成功躲过。68岁的杨李成谈到这些，稍显激动，他说国家还要做很多事，不然这样的事情太伤农。 长期关注猪事，曾于2012年花三个月到江苏南通调研养猪业的世纪保网运营总监潘浩，则认为目前关键之处在于：养猪业仍缺乏现代金融介入，而现代金融介入的前提则是农村基层防御体系的建成，这有赖于保险业和政府政策共同发力。 新丰镇想要转型，但农户认为转型就是让他们放弃养猪，让他们失去收入。习惯与工业企业沟通的官员显然不知道养殖户有着怎样的积怨。农户甚至指责官员借养猪推脱河道污染问题。 无处安放的死猪背后，是同样前程堪忧的养殖业，依旧落后的农村经济支持体系。 2013年3月21日，浙江省诸暨市赵家镇，浙江金泉畈生态农牧有限公司的员工在为生猪打疫苗。 脆弱的养猪业 养猪可能会亏，但三年平均下来还是会赚。三年来一次的跌价，国外猪肉杀入，都让养猪业变得愈加脆弱。 转型缺钱 镇领导与养殖户沟通，希望能够放弃养猪，却被对方猛击一拳脸部出血。限养、禁养从此变得更为小心翼翼。 3月28日，南湖区一位官员告诉记者，新丰镇的一位领导几天前被农户打了，当时这位领导正在试图劝说对方放弃养猪。“正说着，就被对方一拳猛打过来，因为手里握着钥匙，领导的脸就被打破出血了。”
这次劝说的背景是，2011年嘉兴市下发文件，将竹林村整个村子都划入生猪限养、禁养范围，理由是对河道造成严重污染——嘉兴市河道是全浙江省唯一不达标的。而死猪事件以来，限养、禁养开始采取实际举措，嘉兴市南湖区官员告诉记者，已经决定对沿河100的猪圈予以拆除，部分小规模养猪户也会遭遇拆除。 但习惯与工业企业打交道的官员，显然不知道此时养殖户聚积着怎样的怨愤。 “官员提起我们养殖户，就是污染，就是没法管，动不动就是限养、禁养，他们有没有来看看我们究竟是怎么养猪的？究竟有多少收入？”养殖户对记者说。近年来，嘉兴市河道治理全省末尾，被官员认定是养猪户的责任，但却很少提数量众多，涉及印刷、机械、塑胶等方面的企业排污——这些企业在当地几乎和养猪场一样，数量众多，小规模的也很多，和猪圈一样随处可见。 “国家给我们补100元，政府把50元给收猪粪的企业，结果这些企业不积极来收，这个责任还是我们的吗？”养殖户认为说河道被养殖户污染，是一种栽赃，因为当地早已实现猪排泄物干湿分离，每个养猪户也都有沼气池。 相对于限养、禁养，新丰镇的官员更喜欢提集中化、规模化。目前镇里的想法除了引导养殖户种植鲜姜和养殖蜗牛外，正在琢磨建立一个类似工业园的养殖园，但对于资金来源尚无明确构思。黄军说：“想先成立一个类似协会的组织，之后再让这个做主体，来弄资金和建设的事情。” 官员的说法是，集中化、规模化除了难引导以外，更需要大量资金进入，而这对于政府来说很难。记者在嘉兴市畜牧兽医局看到的一份《2008年村庄整治资金安排计划》显示，相比于“农村村庄整治和垃圾收集处理”高达1000万元的计划投入额，“养殖畜牧小区建设”仅有80万元的计划额。 而养殖户更缺钱。“常亏损，养殖户基本还是靠天吃饭。”杨李成说，当地没有养猪协会，目前养殖户又多为年龄较大人员，对市场信息掌握不及时，抵御风险的能力很差。“2011年的时候赚了，但是2012年就持平，有的养的好能稍微赚点，养的差就赔，而现在想要不亏基本不可能。” 同样是缺钱，但农户认为政府所谓的缺钱，实际是对养猪业的漠视。“搞工业园那么有钱，搞个养殖园怎么就没钱了？” 每养一头能繁母猪所带来的猪仔和生猪，平均每年可以为农民创造4000元~6000元左右的收入。这是世纪保网运营总监潘浩和南京大学于润教授在江苏某地调研时获得的数据：在没有外出打工的情况下，养猪收入占到农民总收入的90%，保证了农民的消费支出、子女上学、看病和医药支出。“如果不养猪光种地，平均每亩地每年只能为农民带来300元~500元收入，仅仅相当于高档酒店一顿自助餐的价格。” 但这种收入并不稳定，且呈现三四年为一个周期的剧烈波动。 潘浩发现，当猪肉价格高企时，每头能繁母猪给农民带来的收益超过10000元；较高的收益随即吸引农民饲养更多的猪仔，而养猪规模的扩大直接导致饲料价格上涨以及猪肉价格下跌。当猪粮比价（指猪肉与玉米市场批发价的比较）下跌至6：1时，则意味着农民养猪将步入亏损期，而亏损又直接诱发农民将猪仔致死或抛弃，导致“猪仔满村跑”“死猪河中漂”。过多猪仔或生猪被抛弃或致死后，又直接引发下一波猪肉价格的上涨。养猪收入就不断在这种周期性波动中上下浮沉。 潘浩发现这种波动在我国主要表现出3年为一个周期。2013年猪粮比价呈现出持续下跌趋势，目前已经跌破6：1的盈亏平衡点。而在3年之前的2011年、6年之前的2008年，必然是猪肉价格高企的年份。2007年~2008年度猪肉价格过高导致CPI快速增长，引起国家领导人高度重视，时任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多次谈及肉价，并直接推动了我国“能繁母猪保险”政策的出台。 “猪肉价格周期波动的成因与农户‘散养’方式有着直接因果关系。”潘浩称，我国猪肉市场的供应，主要来自于大量的散养农户，养殖规模普遍小于50头/年。这就导致农户既没有能力也没有实力对市场进行一定程度的影响和干预，只能被动地根据市场变化，调整自家养猪规模。而正是这种单个农户的被动规模调整，在被整个养猪农户群体千万倍的放大后，加剧了猪肉市场价格的波动。造成农民明知道波动规律，却依然无法趋利避害，获得稳定的养猪收入，全靠看天（市场）吃饭，同时也影响了我国猪肉价格的稳定。 专家表示，生猪散养模式对我国食品安全和环境安全带来了巨大挑战。生猪正常死亡率最保守估计要达到3%，若发生天气激烈变化或疾病疫情，死亡率还将成倍提升，这种不利因素若发生在猪粮比价低于6∶1的年份，由于农户故意致死和抛弃，生猪死亡率的提升将难以控制。如此大数量的死猪加上散养造成的监管困难，将对食品安全和环境安全造成难以控制的影响。 要从源头改变生猪散养多带来的弊端，稳定农民收入和猪肉市场价格，必须要建立规模化生猪养殖模式。“要建立规模化养殖模式，必须要建立现代农村金融体系；要建立现代农村金融体系，必须要建立现代农业保险；而要建立现代农业保险，必须要加强农村防疫体系建设！”潘浩认为：“生猪规模养殖是农业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结合我国国情，农业没有现代化，则意味着国家没有现代化。改变当前的生猪养殖模式，政府还有更多的作为空间。” 记者注意到，近年来国内出现不少大型养猪企业，其中更有企业在规模化同时，也将产业延伸，打通并覆盖养猪上下游产业，但这对于全国养猪“散户”为主的现状来说，这种变化似乎依然不足以给整个养猪业带来多少变化。 除了这些内在的脆弱因素，杨李成则指出另一种外患：美国并不完全禁止使用瘦肉精，这使美国生猪养殖成本更加低廉，且生猪更少患呼吸道疾病，加之美国早已实现规模化养殖，其饲料也因为规模化种植而低廉，这都成为进入我国市场的天然优势。 “但我们没有哪个养猪组织去抗议，更没有做反倾销诉讼，不像中国台湾地区或者韩国那样。”杨李成说，“养猪业或者说整个养殖业，仍有许多事情要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