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不过，如果从社会经济角度来考察，以提升所有国民的生活水平作为衡量一个国家的发展水平和指标，并且，全民致富也是一个国家发展的根本目标。正如一个家庭一样，没有谁甘于让哪一个子女处于穷困而不顾的道理。
基于市场经济运行原则，也是基于维护市场交易自由准则，在市场交易中，不可能强求其他人在交易的时候必须同情另一方，从而让渡更多的交易价值给予农民----从前也曾经尝试过这种办法，例如提高农产品收购价格，对农民实行补贴等等的政策，却未见成效。
尽管国家每年向农民投入巨额的补贴，不能忽视这样一个事实，任何补贴都只能是吊盐水、派稀粥，不可能从根本上解释农民的穷困问题，出路也许在于也曾经把带入高速发展轨道的盈赢利性经营，或者有可能走出困境。
我们也不可能为了解决三农问题，把农民全部引入城市，通通变成城镇居民和工业劳动者。一来，在短期内中国做不到；二来，我们也需要有自己的农业；三来，目前的工业生产水平更不可能吸纳全部的农业人口。
如何解决问题呢？即是如何把经营引入农业？那位农村干部有他的一番见解。根据他的思路，我加以整理如下。
如果非要求农业生产达到与工业生产同样的效率，这是不现实的幻想。农业生产效率低下，是一个需要正视的客观现实。在没有从根本上解决源头问题，即是从技术手段、组织管理方面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之前，只能采取向农民让渡一部分交易价值的方式来平衡由于不同产业上存在的差距而导致市场交易条件差距，即是把一部分市场利益返还给农业。
把市场利益返还给农业，用城市人的话来说，就是向农业返还利润，弥补由于历史原因、政策原因、社会经济地位原因而造成农民在市场交易中处于弱势而导致的交易不平等。所谓平等，就是双方的交易地位基本对等，交易价值所得基本接近社会平均水平。
但是，以人为强制、行政命令的方式来扭曲市场交易，作为增加农业利益的做法，这就等于回到了计划经济时代的老路上去，显然不符合市场经济规律，最终会带来恶果。
一个设想的办法是，以政府的工业税收来补贴农业经济，例如，政府从工业中征收的所得税中，划拨出一部分用于补贴农业经济。具体办法是按照农业的产品销售量为依据，对不同产品种类实行不同的价格补贴，例如每出售公斤粮食，补贴若干金额，类似退税。
这样做，既不会对市场交易造成干扰，交易仍然是在双方自愿的原则下进行，政府不过是进行背后补贴，与交易，特别是与交易的别一方无关。当然，也有可能会出现互相勾结以图骗取政府补贴的情形，这就涉及到一个管理的问题，在此姑且不论。
对农产品销售提供补贴----而不是对农民提供补贴，两者有区别的，区别在于是否发挥市场作用----可以带来如下一些好处：
对农产品销售提供补贴，最主要的作用是促使农业生产与市场接轨，鼓励农民并进入市场交易中来，让市场作用渗透到农村经济中去。引导农民参与市场交易和市场经济，学会发现并利用经营机会，根据市场需求安排生产，从市场中获取经济利益。这恐怕是对几千年来中国农村自然经济模式进行彻底改革的一种思路。即使在西方发达国家，对农业进行补贴，也是一件很常见的事情。
一旦农民步入市场经济，农村生活逐渐商品化，破除农村传统的封闭经济和生活模式，溶入社会市场经济大家庭当中，即是逐步实现农村就地市场化，让市场这种先进的、已经遍及全世界的经济活动方式在中国农村也发挥作用。没有理由长期把农民排斥在市场经济边缘，这样，他们既没有办法分享商品经济所带来的利益和进步，也没有能力利用技术、管理、资金和市场开展农业经营，长期不能跟上时代进步也就成为必然的事情。同样是农业，美国的种植业、荷兰的鲜花业，新西兰的畜牧业，却能创造巨大的经济效益，为什么我们的农业就长期徘徊地原地呢？二十年来，比农村改革起步更迟的城镇工业，为什么发展如此迅速与巨变？这是否同市场因素有关？仅仅只是同生产条件有关吗？
显然，政府对农产品销售进行补贴，要面对两个可预见出现的问题：一是存在实际操作上的困难；二是一定导致从中谋利的不法行为。
关于第一个问题，属于技术层面，在于具体政策执行和管理力度。至于第二个问题，在一定程度上是由第一个问题衍生出来的，它其实也是这个思路的设想之一。
因为发生市场交易，包括土地交易、农业劳动力市场交易，由于当中有利可图，更因为条件、能力上的差异，必然导致农村社会出现两极分化：小部分人逐渐地集中掌握大量的生产资料，例如土地，成为地方和农场主。他们通过对生产资料的拥有来获取由政府补贴转化而来的交易价值，即是利润。大部分农民则变成受雇佣者，要么进城成为工业工人，要么原地成为农业工人，为地主和农场主工作。
在农村重新出现地主和农场主，可能要触及一些人的敏感神经，好像是几十年前历史的复辟。其实是有着本质的不同。他们与从前的地主不一样，区别在于他们获得土地的手段不可能相同，必然要在现行法制管治之下，通过市场交易方式，完成这种财富转移和积累过程，显然是文明得多。
既然，我们允许在城市能够存在拥有巨额财富的老板和资本家，为什么就不允许在农村里面存在同样拥有巨额财富的地主和农场主呢？问题的答案不在于谁拥有财富，而是他们的财富来源是否合法，以及对社会危害还是有利！
把土地等农业最基本的生产资料所有权或使用权，集中到有经营能力的人手中，有利于实现农业生产集约化，按照市场经营方式和要求建立生产规模和运作模式，并且产生利润，足以吸引其他生产资源，例如资金、技术、管理等等投入到农业生产领域，参与社会生产分工和商品交易，最终共同分享由于生产效率提高所带来的市场交易价值，即是相对财富。促使农村经济向现代市场经济转型，成为全社会市场经济体系中的一个组成部分。
这样也有利于挽留有经验的农业劳动力继续从事他们最熟悉的老本行---成为工厂工人，未必是他们的优势。政府通过收入所得税的调节作用，影响城乡收入差距，进而调节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速度，避免造成城市就业、居住压力，舒解劳动力就业市场的供求平衡，同时也是扩大就业的一条可行之道。毕竟，中国的农村人口占绝大多数。
之所以要通过实行政府补贴政策来达到生产资源集中的目的，这是基于中国的历次社会变革中，农民都是作为牺牲者，他们只是有义务地承担着变革所带来的痛苦和负担，没有为他们带来命运的改变，也没有因为这个变革而促成自身社会角色、地位的改变，始终牢牢地被束缚在土地上。看似是一个有自由身份的人，甚至拥有一小片土地，其实是脱离了时代的步伐，因而丧失了对社会技术、经济和文化进步所带来的利益和文明的掌握。在农村，你能够体会出多少时代的气息？
从历史上看，英国发生过圈地运动，美国也发生过贩奴运动，令他们在农村完成了社会财富集中的原始积累过程，为以后的农业发展，以至工业发展，创造了条件。
即使在我国，发生在上世纪后期的改革开放，也曾出现过类似的原始积累过程，例如官商投机倒卖。这好像是社会步入以经营为特征的市场经济必由之路。
至于现在的中国农村，已经不可能用这种方式完成这个产业改造的必要过程。依靠农村的现有条件，以及现代工业的发展程度，财富的原始积累似乎不可能在农村再重新出现。况且，历史也一再证明，这种财富的原始积累方式，总是要带来负面效应，不被社会所接受。
一个设想是，过人为的方式，创造条件引导这个过程自然完成。这种人为作用，显然是要由政府来承担，透过发挥政府的社会管理职能作用和社会财富的重新分配权力，把社会财富由相对富裕的工业向贫穷的农业转移，然后再从大多数人手上向小数人手上集中，从而完成财富的原始积累过程，为农业出现产业经营创造资源条件、市场交易条件以及利益条件。
政府实行农业补贴政策，看似是一个负担，其实也变相创造了社会效益。理由是，因为补贴既增加了农民的收入，也由于补贴的刺激作用而提高了农民参与市场交易的积极性，势必增加对工业品的购买，由此，一部分补贴以销售税的方式悄悄回到政府手上，另一部分则因为市场消费扩大，作为经营利润悄悄回到企业手上---其实，政府的税收也主要来自于工业。
从另一个角度看，市场规模扩大，必然带来生产规模效应，导致单位商品的成本和价格下降，从而体现在生产效率提高这个层次上创造出更大的社会财富。
中国农村是一个巨大的未开发潜在市场，这是一个不争的共识。其中的障碍，就是来自于农民的购买力不足。提高农村购买力，既是提高农民生活水平的有效措施，也是扩大内需的主要地方，更是促进农村进步、农业改革的其中一条途径----农村人口占中国绝大多数，而且，仍然处于低级消费层次上，对于现有的、在城市出现剩余生产能力的库存工业品需求巨大，受收入限制而未能成为现实的市场需求。反观城镇市场现状，要刺激城市消费，往往要依靠新产品进行推动，而新产品的推动作用又是以新技术发明、创新为基础，不容发挥出政府的调节功能作用。
在既追求经济效益，也讲求社会公平的道德要求之下，让处于弱势、曾经为社会历史变革作出重大贡献和承担，占有中国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分享社会经济进步成果，似乎是一件理所当然的事情。
问题的症结，恐怕不在于是否让处于弱势的农民分享社会经济利益，而是以什么方式让农民分享和参与其中，才符合互利的市场行为法则，而不是成为社会负担，由此拖累社会进步。引导农民走入市场经济，可能才是让他们自我彻底解放的一条出路。
农村问题，我尤为感到陌生。自小生活在大城市，偶然才回家乡走一走。一直以来，凭我所见所闻，对于农村的印象，除了贫穷就是落后，难免带着一种异样的眼光去看待他们。最近一次回乡，则是上了生动的一课，亲身体验到农村的苦况和农民的困境。这位农村干部的以上一番见解，我没有评价的资格。但好象也不应该让这样的基层干部，他们的见地，因为人微言轻而遭到埋没----尽管不一定有多少实际价值。藉此机会，替他们张扬，权且为家乡的农民做一点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