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在一个社会当中，最能够影响社会文明进程的，大致有三类人：
第一类是政治家
作为政治家，对于社会变革，他们负有天然的使命和责任。社会也已经给予他们权力、资源和条件承担这个责任。但是，这些人通常是社会的精英，有其发迹的背景，他们往往要受自身利益，以及所代表的利益集团限制，即使有变革的勇气，也未必能够有真正或者显著的成效。甚至可能反而成为社会变革的阻力。
第二类是思想家
除了一部分附庸权贵者之外，毫无疑问，他们拥有最先进、最前卫的思想观念，成为社会精神力量的代表。对于社会变革，这样的人呼声也最高。问题是，他们的处境、条件和能力，常常不容许他们发挥多少实质性的作用，大多停留在口诛笔伐的阶段内。你不见，互联网上天天有数不尽的精彩网文，其思想见地之绝妙令人叹为观止。假若能有百分之一付诸实施，我们国家恐怕早就成为世界列强之一，问题在于缺乏实际操作。
第三类是企业家
本来，企业家既不是社会最杰出、最有权力、最有威信的人物，好像也不承担社会变革的任何责任和道义，在公众眼里，他们往往并不突出。仅仅只是因为存在市场竞争压力，以及他们所从事的经营所特有的要求，令他们不自觉地发挥变革社会、促进文明的推行作用。
之所以产生这种现象，是基于之前提到的，经营赚取的利润，来自于市场价格差。也就是说，要想获得经营利润的话，企业家必须跑在市场的前面。能够做到这一点，并不是因为他们有什么过人之处，毕竟，他们不是运动员。可以依靠的就只能是竭尽全力从社会上发现、吸取和运用能够让他们超越其他竞争对手，提供具有市场价值的东西。
而这些东西，常常就是最新出现，最符合市场潮流和社会生产力发展方向的新技术、新观念、手段等等的玩意，创新永远是企业家必须要做的功课。所以，企业家不一定的新技术、新观念的发现者和拥有者，但他们一定要成为这些技术、观念使用者和推行者，他们需要以此来创造经营优势和经济效益。
另一方面，现代经营通常就是建立在企业化的组织状态下运行，并且，经营一定要透过市场直接面对顾客，经营的组织结构和外向的服务性，在如何对群集体活动进行有效组织的技术和观念等方面，远胜于其他人。
因此，他们往往不能只是纯粹从个人利益的角度考虑经营问题，也不是以个人的身份出现在社会上，这就决定了他们具有更强的集体性和社会性。从而把新的观念转化为组织观念和社会观念，是一个必然的行为结果，他们对于社会文明的推行作用也就是从这里体现出来。
经营的服务性和互利性，经营本身又是以市场交易为基础，以及他们长期处于较低的社会地位，这就迫使他们从事经营的时候，一定要考虑和照顾客户的需要、要求和利益，包括他们对于交易的愿望，独特的消费者个性要求，从交易中获得的利益，赖以维持彼此商业关系的信任。所有的经营行为都围绕着市场要求为中心发挥作用，以最大的诚信、尊重、服务等等的心态完成、提供自身的服务，包括对供应商、政府管理部门、社会群体、消费者、股东、合作者等等的经济服务，基于这个原因，他们的意识和行为更富有尊重个性的务实态度。
这也不只是企业家一个人的行为要求和约束，透过他们对员工、合作者的推动和施行，对整个企业内部组织行为和外部活动产生类似的作用。因为，市场交易过程，往往反映企业的整体行为，而企业行为又是所有经营参与者的协同行为。
由经营对个性化的重视，基于平等的交易，以及对服务对象的尊重，并且，在经营已经社会化，成为人们的生活方式主流的时候，自然而然地衍化成为社会普遍的民主诉求和要求。我们曾经最大的争论点在于，是否因为这种普及的方式和具有切身的利益与感受，才成为激发人们对民主、平等、互助等等行为意识最有力的手段，纯粹依靠教育和宣传，能够产生这样强大和迅速的作用吗？
当然，也不排除在经营者中有落后者和固执者，正是因为没有特权和任何特别的理由，容许他们可以继续存在下去，市场的竞争与选择力量，轻易便把他们淘汰出局。去芜存精，是市场的自发功能，可能因此而应验了一个真理：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
对于民主的发展，可能存在另外一种解释，对此，我没有太大的把握，姑且提出来听听读者你们的意见。事情是我一次经历的体会，为免引来争议，我将它稍作改编。
有一次，我一位朋友所在地举行乡镇政府官员换届选举，我这位朋友是一家民营企业的老板，在当地那个小环境里面，也算是有一定的知名度，在当地担任着一个代表的闲职。最近接到一位相熟的现任官员来电，通知他回乡参加选举，最后特别地提醒的朋友一定要如期到达，否则，万一差一票令他不能连任，非要找我朋友算帐。
来电目的不言而喻，官员在为自己拉票。应朋友邀请，我陪同他一道前往观选。路上，朋友同我谈起自己同地方官员的关系，不时流露出对他们某些所作所为的不满。但对来电为自己拉票的那位官员则颇有好感，当年创业发家时，曾经受其特别关照。
我们是在选举日的前二天回到朋友家乡，此后接连两天的晚餐，都由不同的候选人请吃。事后，我朋友得意地对我说，以前从来都是我请他们吃，他们最多也只是偶然出于工作原因，例如开会而用公款请客，拿自己的钱请我吃饭，还是破天荒第一次，真是世道开始变了。
我对朋友说：
“想不到，现在的地方已经这么民主进步了，竟然当官也实行选举，还懂得拉票。”
朋友不以为然，说道：
“那还不是假民主！其实，任职的官员早已经由上级内定，选举不过是一种形式，样子上好看。另外，也确实有了解民情的意思，假如那位已经内定的官员民意太差，也会有落选的可能。所以，他们都力争保证有基本的票数。
“现在，各个地方都以搞好经济作为考核官员政绩的主要标准，当官的人能否把地方经济搞好，关键是要看他有没有本事抓住那些当老板的人在本地发展。而最简单直接的办法，就是看他们在以老板们居多的选择代表中的得票率。”
我问：“那岂不是容易导致现在贿赂，将来买权？”
他这样解释：“现在这个时势，恐怕这也是在所难免的事。但至少已经也是一种进步，其中一个原因是，资本总是自由的，总要向最有利和最安全的地方流动，再大的官也阻止不了，这就迫使他们要听取民间意见，否则，他们就等着投资终将走光的一天到来，以前就曾经发生过这样的事，所以才有今天的民主。
“另一个原因是，任何一个地方的经济都不可能只靠少数家企业来支撑，而这些企业之间往往存在着对政府资源的竞争，对政府行为的监督，借此保护自己的利益，一旦发现出现对自己不利的迹象，他们就会考虑离开，当年我也是因为同一名官员有芥蒂而转移出去的。现在的情况好了很多。这些都会促使他们即便有心买权谋利，也要考虑到利益平衡。”
看来，经营对于社会民主化，可能也有它功不可抹的地方：
第一，经营来自于民间，它既依赖于外界的市场、资源和条件这些经营要素的供应，也必定要依靠外界力量如政府、法治作为自身利益保证的条件，因此，他们具有像自己的企业依靠制度管理那样，期望社会也要实施制度化管理的倾向。
第二，经营是社会经济活动的主力，一个地方的经济发展，取决于当地的经营数量，也就是说企业的数量和规模，而经营的数量则来自于当地对于经营的吸引力，既包括是否存在获利商机，也包括是否具备获利条件，例如法治、公平、治安、效率等等，而这一切往往取决于政府功能，政府要吸引经营，必然地要倾听他们的诉求。经营对于资源的掌握，以及强大影响力和利益效应，足以左右政府行为。
第三，经营之所以有效率，是基于它的对外吸收服务特征，以及内部组织管理方式，既然经营对政府行为有所要求，也自然而然地按照自身已经被证明是有效的方式来影响政府。也就是说，经营要求政府按照自己的服务特征和组织管理方式来建设自己，实行办事程序化和制度化，由此降低经营的外部公共成本。由于经营总是运用最先进和最有效的运作方式，所以，它们限期有理由要求政府模仿自己，政府实行改革，也只能从它们身上学习现成的方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