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经营是否对社会文明发生直接的推行作用，或者，换一种说法，经营与文明、道德之间，是否存在着直接的关系。这是我和我的同事曾经争论过的问题，我们彼此都没有说服对方。在这里，我把它提出来，为的是想引起有兴趣的读者继续争论，好让我看出一个所以然来。
我们之所以对这样一个抽象的话题发生争论，并不是因为我们的心志高，反而是起因于一件很微细的事情。事情细小得我不值得在这里告诉读者，转而换一个面目向你们提出来。
但是，我们争论的焦点则不能不告诉你：社会文明和道德这样一个应该是政治家、社会活动家和思想家们才有资格考虑的事情，对于一个没有多少文化、知识的小企业老板，究竟有多大关系？
透过以下一个虚构的例子，把我们曾经争论的内容表述出来。
假设，有一个目不识丁的乡下农民，鬼使神差地居然当上了老板，在自己的家乡拥有一家不大不少的工厂。显然，运气之神不可能永远照顾他，激烈的市场竞争，把这位农民企业家压得喘不过气来。
在关闭工厂，还是孤注一掷两个选择之间，令老板伤透了脑筋。不得以之下，他做出了一个大胆而且惊人的决定，打算拚上老本，不惜花大钱登报高薪聘请能人，希望借此使自己的工厂走出困境。
竟然也有人自愿送上门来，而且还是一位出洋留过学，有丰富国外企业经营管理经验的“海归”人士。显然，眼下这位老板肯定没有如此的水平，有能力判断站在自己面前的，是否真是一个能人，他的才干达到一个什么样的程度，在生死关头，无奈之下，惟有冒一回险。
老板在自己的能力范围内，满足这位能人提出的所有条件和要求，并且，授予他充分的权力，让能人全权管理自己的工厂。事实也证明，能人也的确有真才实学，没有辜负老板的重托。在他尽心尽力管理之下，工厂走出了低谷，生意开始蒸蒸日上。
能人究竟做了些什么，致使工厂的面貌能有如此显著的改观？作为旁观者，我们可能发现，他不过只是把外资企业普遍采用，已经习以为常的一些管理规则、生产程序、处事观念带到这个工厂中来，令工厂的面貌焕然一新。这显然不是原来的老板从前所做的能够与之相比的。工厂为此有一番新的作为，也就不算得上是什么奇迹。奇怪的事情则在后头。工厂里面的工人，开始陆续跳槽，转到其他远不如这家工厂的企业去任职。出于， 出现一种“倒着走”的升职现象。它不但令工厂老板和“海归”能人大惑不解，更为甚的是，这个现象导致当地所有的企业，在短短的时间内，全部吸收了本来是由“海归”能人引进来的管理方式、工作制度等等对企业经营能够带来效益的新技术、新手段。
什么是“倒着走”现象？我相信读者也应该遇见过。大致情形就是，有的人到了大型企业，或者管理得比较好的企业的任职，例如：外国企业，外资企业，或者合资企业。工作一段时间以后，他们辞职转到比原来任职的企业相对较差的企业应聘。在外人看来，这有点不可思议，他们好像越混越糟糕。
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做？这些人并不是傻瓜！凭着从前在较好企业的工作资历和经验，他们通常能够在新企业中担任一个比原来职位更高，权力更大，薪酬更优（倒也不一定！）的职位。因此，表面上看好象是倒退了，其实走的是一条升职的捷径。所以，我们给它一个形象的名称：“倒着走”！就好象那些为锻炼身体退后走路的人相似。
这种现象带来一个明显的社会效应。新思想、新观念、新技术和新手段，透过这种方式迅速向周围传播。其中，起着最关键作用的，并不是那些跳槽的人，而首先要归功那些敢于、善于创新，乐于吸收新事物的企业老板们。如果不是他们有这样的需求、有这样的魄力，再有本事的人，也不可能有机会进入他们的企业。
能够产生这样的社会效应，往往不是因为那些企业老板们有多么高的思想境界，或者拥有超越一般人的智慧和魄力，主要归咎于市场存在竞争压力，迫使经营者、企业家们既要有自己的创新，更要善于吸收、模仿别人的长处，方能持久地经营下去，走在竞争的前沿。当中的社会效应，有以下一些显著的特点：
其一，它不是透过一个人影响另一个人这种简单、独立的方式进行传播，而是一个人带动了一个群体，其涉及面之广、速度之快，常常始料不及。企业中的ISO质量体系认证，企业办公电脑化，就是一些典型例子。
其二，这种带动作用，不是透过需要耗费较长时间才能见效的潜移默化方式来产生影响作用，它往往依靠权力实施推行，因此具有强制性和贯彻性，而这种强制通常不会导致明显的、表面化的抵触和抗拒。因为，受利益所驱动，透过产生效益者奖励，或者晋升；消极、抵触者被开除的管理手段，迫使人们接受和服从，所以，它的效果立竿见影。
其三，这种影响作用并不只是局限于一个组织范围之内，常常是跨组织、跨地域、跨阶层传播。影响作用首先发生在企业管理人员阶层，然后遍及到企业的所有员工，最后影响到与企业相关的组织，例如供应商，合作伙伴，甚至政府部门。
以下是一个例子。某大型外资企业进入中国市场，凭借其强大的市场号召力和合作利益，要求它的供应商、经销商严格按照企业的经营理念、行为标准和营运制度，调整自己的企业经营模式和管理水平，作为彼此合作的前提条件。由此，把企业自身的文化思维方式灌输到其他相关企业组织中去。
在外资企业投资建厂之前，当地政府出于吸引外资发展本地经济的需要，在招商引资谈判的时候，往往或明或暗、或多或少地接受外资企业对本地经营环境条件的配合和要求，由此，在一定程度上改变当地政府的办事规则和公务程序。这种影响作用，最明显地体现在我国政府对WTO规则的遵守与承诺，以及因此实行的机构改革。
以上三个特点之所以能够发挥作用，离不开要取决于企业经营者、老板自身的接受能力和推行决心。也就是说，新思维、新技术，并不一定发源于老板自己的脑袋里面----如果是这样的话，反而显得他的经营能力弱化---重要的是，他有没有能力判断，社会上的新事物，对于企业经营是否有价值，以及如何把它们吸收进来，有决心冒失败的险，投入资源让它们转化成为企业生产力。这也正是企业家的经营职能所在。
不久前，我听企业所在地的一位地方政府官员，在宴会上热情洋溢、满怀自豪地对在座的嘉宾透露，本地的外资企业，虽然仍然占大多数，但从统计数字上发现，这些外资企业的本地员工比例正在逐步上升，企业的原料供应和产品销售，在国内消化的比例也逐年增加，据此，可以肯定地说，这些外资企业正在本地化，成功地融入为当地经济一体化之中，已经属于本土企业的一部分。
对此，坐在我身边的一位台湾企业老板不以为然，他在私底下的一番言论，让我相信，这位官司员被统计数字蒙蔽了。他的见解，似乎有一点道理，我把他的意思整理如下，供读者评价。
企业是否本地化，或者说，一个企业的真正归属，既不取决于它的建筑物座落在哪一个地域，也不取决于它的员工当中哪一个地区的人数所占比例最大。企业的行为特征，主要取决于资本意志，而资本意志代表的是企业所有者的意志，由企业主要经营者体现出来。
在企业建立的那一刻起，企业就开始拥有自己的文化，而企业文化首先是由企业经营者树立起来，它体现的是经营者自己的意志，凭着资本权力，强加地灌输给它的员工。
具体地说，员工进入企业之前，总是要接受企业筛选，选择条件之一是他的工作技能，另一个则是他对企业文化的认同和接受。在往后的工作过程，员工不断地被灌输、洗脑，按照企业经营者的意志来表现自己的工作行为，以及延伸到他们的生活行为上。
故此，即使企业里面的外来人员只剩下一个人，只要他身处企业的最高经营管理位置，企业的文化和意志就一定是以是他为中心。这就好比宗主国派到殖民地的总督一样，要么是他被殖民地的人民赶走，要么就是本土居民被殖民者教化。
他举例说，香港、澳门、台湾、菲律宾、印度、巴西等地区和国家的思想文化和生活方式，所体现出来的殖民者烙印，便可见一斑。当一个地方刻引外来资本的同时，往往也要被迫接受资本所代表的外来意志和文化改造。这种改造，比军事占领、宗教传播、民间交流，要迅速得多和彻底得多。中国人喜欢美国文化，不完全是因为美国文化比中国文化要先进，主要还是基于商业经济的原因，令你不能不接受它。
当你的企业聘请一名来自美国的管理人员，他除了把你所需要的管理技术带入企业中来，为了保证他的管理技术发挥作用，必定也依托于他所拥有的思维方式和文化修养作为支持。同样地，接受他管理的员工，除了学习他的管理技术之外，也把他的观念和行为准则一并吸收过来。
其实，美国文化来源于欧洲，它们也并不比美国文化逊色，但欧洲文化对于中国人的影响远不如美国，当中一个原因，可能是欧洲企业在中国的商业活动远不如美国----是否有这方面的原因，值得我们思考。
这位台湾老板相信，资本输出一定伴随着文化输出，资本接受也必定伴随着文化接受。资本的目的是要追逐利润，一旦有需要，资本可以随时撤离，但文化则不容易被赶得走。要想征服一个民族，与其征服他们的土地，不如征服他们的思想！
基于他的这番言论，对于什么是企业文化，我将为读者提供一种另类的解释，在组织部分加以表述。在此，我想证明的是，经营在社会文明方面的推行作用。所谓推行的意思，不是指文明的发源来自于经营者自己的身上，他们不过是起着吸收和使用的作用。
之所以能够发挥这种作用，并不因为他们天生就是一个传道者，而是基于竞争与互利法则之下的一种市场要求。竞争迫使他们不得不吸收、引入有利于提高经营效益的新事物，而模仿本身就是最有效、最快捷、也是最便宜的方式。市场的汰弱留强功能，也自动地把优秀的成份保留下来。有点像生物中的基因遗传一样，去其糟粕，存留精华，社会文明因此进化了。
在这个文明推行的作用上，除了他们自身所表现出来的直接性、积极性和主动性之外，由于经营、或者说企业与社会之间存在着互利关系，也由于他们总是以一个组织群体的方式出现，他们的行为都带有集体性和巨大社会影响效果，为此，他们的一举一动，不能不受到社会注意、监督和规范。
单独一个人犯错，一般不会引起别人多大的责备，如果他的出错仅仅在自己的范围之内。例如，你在自己家中砸坏家具，通常不会受人注意。要是一大群人有组织地上街破坏公物，恐怕难免要引人注目。
同样的道理，基于企业行为的集体性，及其与公众存在利益关系，包括股东、员工、顾客、政府、社会团体的利益关系，企业内部的文明和道德，包括管理规范化、标准化、透明度，以及诚信、服务、质量等等，必然地要受到外界的管束。监管企业行为，成为社会越来越强的呼声。
反过来，因为经营对环境的高度依赖，为保证经营得以持续和发展，企业必然也要对社会环境，包括市场秩序、法律制度、资产保护、公平待遇等等，提出自己的要求。他们凭着对巨额的财富掌握、由企业规模体现出来的组织力量、以及在经济领域对社会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力，进而影响社会变革，甚至促使社会、政治改革。
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们不惜间接地，直接地参与、组织社会政治团体，分享政治权力。由于他们天然就具有组织能力、领导能力，以及对社会经济的影响能力，并且基于经营的特性，创造更好的经营环境，开拓经营空间，故此，他们参与政治，既是必然的趋势，也是自然而然的行为。
从外国经验看，商人参与政治、分享政治权力、影响政府施政，已经不是新鲜和罕有的事情。香港最近发生的事情，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例证。在中国，允许企业家加入政党，参政议政，足见荷花已露尖尖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