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每年46万头生猪出栏量，但有资质的兽医却不足10人；三年一轮会的价跌亏损袭来，农户凭经验到兽药店买药医治病猪；猪死了，没有死猪贩子来收，还要倒贴钱，所以就扔掉……在“猪三角”腹地嘉兴市新丰镇，今春生猪死亡处理链条大概可以这样描述。 其实死猪往年也会在河里出现，只是这次数量众多——原来为了食品安全，打击死猪贩子，死猪“殡葬”却成了问题，一个荒诞的表象之下，更加荒诞的内在逻辑令人心寒。 每三年就会出现一次的猪价低谷，足以让养殖户大面积亏损，此时如果死猪处理还需要花钱，那他们宁愿选择扔掉，在残酷的经济逻辑下，道德防线永远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坚固，但似乎也无法指责谁。 两周的采访中，记者感觉到农户的心理从戒备变为想要表达。开始时他们担心如果报道太多，可能会让当地猪价进一步跌落，但当政府部门再次重提限养、禁养的举措，他们开始倾吐积怨。 年轻人出去打工，每个月两口子三四千元，老父母在家带孩子，同时养猪、种地，因为信息接收落后，他们这种挣钱方式更像是赌博。 靠天吃饭。这是养殖户们最多提到的一句话，他们不知道几个月前农业部既已发出生猪跌价预警；他们也不知道该怎样上网通过浙江的“农民信箱”平台去联系专家，为生猪做诊断和预防；他们甚至不知道国家给母猪100元的补贴里面，有50元被地方政府直接给了收猪粪的企业，而那些企业不积极来收时，他们也毫无办法……
但新一轮的限养、禁养举措在死猪事件后已经开始：嘉兴市要求对沿河一定距离内的猪舍拆掉，一些小规模的养殖场也被要求拆掉。 这时，养殖户积聚的怨愤开始释放：多年以来，嘉兴市政府在解释当地河流为何成为全省唯一不达标河流时，总是以农户养猪太多为重要理由。但养殖户认为这是一种栽赃，为什么政府不去治理那么多的排污企业，却把目光盯准了最没有话语权的养殖户身上。更多的怨愤在于，如果不养猪，以这些养殖户的年龄和学识，很难找到其他收入替代办法。此外，政府的这种“拆”的办法显然过于强硬，如果养殖户是工业企业，他们还会这样做吗？ 而政府官员似乎很坦诚地表露着对养猪的轻视：官员们说谁会希望自己的辖区内都是养猪的呢，谁不盼望都是高新技术企业、纳税大户的工业企业呢。确实，我们在崇尚税收的政绩观下，包含养猪在内的整个养殖业，似乎也很难在经济账上，高出工业企业。 生猪可以上保险，但必须是规模化企业，要想规模化，就需要大量资金，养殖户拿不出这笔钱，政府则把钱用在更多能体现政绩的地方，比如说美化环境、新建一个工业园区，而不是一个集中养殖户的园地。 “办法肯定有！就看他们愿不愿意去做，愿不愿意拿点钱出来放在猪身上。”农户们说，一个园区或者一个农户自发组织加一定的政府补助，标准化和规模化的养殖就会部分实现，但关键是地方政府会不会这么做。 农户们甚至想到，如果实现了规模化，那么接下来就可以插手上游的饲料环节，甚至延伸下游的肉产品加工，如此一来，即使三年一次的价跌依旧，他们也会有收入保证，而不是依靠什么补贴和价调基金。 事实上，这些想法与专家们的思路不谋而合，也有一些大型企业已经开始这样做并证明行之有效。但事实并非如此简单，政府花钱促进，不如现代金融介入，但投资者甚至看都不会看当前这个脆弱的农村保障体系——连兽医的问题都解决不了，又何来风险预防？ “这是一次机会，让猪的事情发生改变，所以我们没必要为这件事打口水仗，而应该思考怎么把这些问题处理好。”3月28日，嘉兴市农业经济局和南湖区的官员向记者说了相似的话。 再不着手改变，整个养猪业仍将处在迷失和魔咒之中，而受其影响的将是所有希望猪肉质量安全可靠、价格平稳的人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