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虽然不能以偏概全，但我相信，这也是相当一部分“海归”人士落马的原因之一。以外资企业与本土民营企业加以对比，你就有这样的体会。到外企有如在一个清澈的游泳池中学游泳，常常还有教练在场，要求你的工作规范和标准，甚至刻板，没有多少自主的条件和空间，但有的是先进手段和成长基础。身处民营企业，则更像在一个混浊的河流里挣扎、沉浮，既让你尝遍苦水，吃尽风浪，却也换来了自由发挥的机会和更广阔的接触视野。
也许我说远了，但我们现在所处的环境，的确能够看到很多精彩的东西，与其一味费尽苦心从外国的历史经验当中找寻根据，不如多花一点时间观察我们自己身边的现实，看一看市场历史和发展过程。
上世纪八十年代，正是改革开放初期，它曾经给我们最深的印象是什么？不用细想，就是那些倒爷们！他们利用了政府实施改革试验的价格双轨制，从中赚取官定价格与市场价格之间的差额。要么是利用特殊关系搞到手的进出口批文，赚取国际贸易价差。
我们纯粹从经济的角度来看，为什么他们能够赚钱？既然，他们卖给你的产品，价格要比别人的低得多，让你节省费用，你会拒绝同他们交易吗？显然，他们赚钱是有市场道理。
直至九十年代以后，发财的主要是那些办工厂的人。我在之前提到的那位做服装生意的老板，也就是在这个时期飞一般地发展起来的。据他说，那时候，服装还没有生产出来，工厂门口就已经停着等待取货的客户和货车，根本不存在签订合同或者质量检验这回事。服装一生产出来，只要数量不错，客户马上现金付款提货。因为当时的服装利润极高，到手的货款从来不会一张一张地数，看看厚度大概差不多也就算了。这种情形，现在的你想也想象不到，那时候赚的钱，像下暴雨的水一样，涌着灌进口袋里面，只有傻瓜才会想到企业管理！
像他这样的老板，凭什么能够赚这么多的钱？我们不妨从他原来老板的发家史说起，这样更能解释个中的原因。因为，他的老板早在改革开放之前，就已经在所住的居民区内，替邻居缝制服装为生。后来改革开放，让像他这些还没有被彻底割掉的“资本主义尾巴”得以生长起来，成为中国后现代史上第一批商人，那时候称他们为个体户。
他的老板是怎样发家的？得从改变开放前说起。由于历史出身的原因，这位老板没能成为有正式职业的国家工作人员。为谋生计，经当时的居民委员会默许，在自家门前搭建一间简陋的铁皮房，夫妻两人利用一台家庭式缝纫机，为邻居缝补衣服。
那时候，大部分的居民生活十分贫困，而且大多数家庭都有一台缝纫机，自家的衣服有破损，一般都自行缝补。只有那些收入较多，珍惜时间的家庭，例如海员、教授、医生，他们才有能力花钱让别人为自己缝补衣服。
为什么这些人愿意把衣服给人家缝补？显而易见的理由，一来他们支付得起这个价钱，二来与其自己修补，还不如给人家做来得合算。自己既不如别人做得好，也浪费了时间。当时，这个还不能称得上是老板的补衣匠，其实也能不算是赚钱，不过就是靠自己的劳动力挣一点报酬而已。同一名普通的制衣厂工人，没有什么本质的区别，不同的只是工人在工厂里面工作，而他则属于自由职业。
直至改革开放，性质才发生根本性的改变。当时，有相当一部分拥有海外关系的家庭，因为有侨汇收入，他们也开始付得起钱购买新的衣服，不需要在旧的补丁上再加补丁。这时候，补衣匠发现了市场商机，为了能挣更多的钱，他不再做替人修补衣服这种简单的服务，转而模仿当时正开始流行的香港服装款式制造成衣出售。虽然，他的生意方式已经有所变化，却也没有改变挣钱的本质。因为，他仍然要靠自己一双手挣取劳动报酬，尽管所挣的钱，要比从前多得多。
当时，像他这样会做成衣出售的人并不多，随着居民生活水平开始提高，光顾他的顾客越来越多，也就成为很自然的事。顾客多了，单靠两夫妻的劳动力，显然应付不来。于是，夫妻合计打算请帮工。
一旦他们开始请帮工，便马上改变了自己的身份，从原来自力更生的个体户，成为真正的老板。虽然也只不过是一个小老板而已，获利的性质却随之从挣钱变为赚钱。这是为什么？最关键的原因是，他们利用了别人来分担自己的劳动。
至于当老板的人，赚的是什么钱？为什么那些工人愿意替老板工作，利润是剥削他们而来的吗？我们最好从经营过程去观察。
借用亚当·斯密名著《国富论》中关于制针的著名例子，解释起来更意思，也是出于纪念这位天才。
假设，从前制造钢针，主要是由一批熟练的工匠，在自己家中凭多年锻炼出来的手艺独立制作，一个工匠每天能够生产出十枚钢针。市场上每枚钢针的售价为一元，每个工匠每月销售收入为250元（假定工匠每月工作25天，其余为休息日），每枚钢针需要消耗的钢材和工具价值为五角钱。经过计算，工匠每月净收入为125元。
有一天，外面来了一位从事钢针贸易的商人，他把本地所有工匠邀请到酒馆，对工匠们说，自己准备在当地开办一家制针厂，打算聘用所有的工匠到工厂当生产工人，每月工作25天，工资是125元。其中，有五个工匠表示愿意受聘，其余的人拒绝了商人的盛意，认为还是自己在家中工作来得自由。因为工人数量不足够，商人当场把月工资提高到135元。结果，另外又有五名工人表示接受。
于是，商人着手筹建工厂和组织生产。期间，发生了一件令工人感到意外的事。商人并没有像常规那样，安排工人独立生产钢针，而是把钢针的生产过程划分为十个工序，要求每个工人各负责完成其中一道工序，即是实行生产分工。
众所周知，这种生产方式，一定能够提高生产效率，否则，商人也不会做作这样的安排。我们假设，因为实行了分工的原故，每个工人平均每月制作500枚钢针，工厂钢针总产量为5000枚。钢针的市场售价仍然是一元。因为专业化分工和大批量生产，钢材和工具的消耗率，比那些独力制造钢针的工匠们要低，每枚钢针只需消耗4角钱。
工厂每月的销售收入为5000元，扣除十个工人的月工资1350元，以及制造钢针所消耗的钢材和工具价值为2000元，商人获得的利润是1650元。
至此，我们应该怎样去评价商人的利润来源呢？我们假定，工人在工厂工作的劳动强度，同他们在自己家中制作钢针的劳动强度完全一样。并且，他们每月额外多得的十元钱，姑且作为他们在工厂工作所受到的纪律限制、人身约束，以及因为专业化令他们的技能没有完全发挥出来等等的补偿。
不可否认，所有的钢针都是由这十个工人生产出来。问题是，生产效率的提高，并不来自于工人自身的原因，他们仍然付出了与从前一样的劳动。所以，工厂拥有较高的生产效率，应该归功于生产过程的组织方式，即是实行了分工。而这种组织方式，是由商人自己想出来并加以实施，所以，利润似乎是理所当然地应该归商人所有。
问题并没有完全解答。也许读者你会认为，商人的利润所得，是基于他对生产过程的组织管理，利润是管理的报酬。
我们把故事继续下去。在工人当中，出现了不满的情绪。他们认为，商人剥削了自己。于是，有一个工人不甘受剥削，愤然辞职回家重操旧业。另外一个也辞了职的工人，他不是回家重操旧业，而是模仿商人的做法，自己开办了一家新的制针厂。
我们分别追踪这两个人的结局。
重操旧业的工人，回归到他原来的个体工匠角色上去，每月仍然挣取125元的报酬，其实，也就等他自己雇佣自己。尽管，工厂工作的经验已经让他明白，单靠一个人的力量，即使手艺再好，也不可能同有组织、规模化的工业生产相比，俗话说：好马不吃回头草！所以，他也没有打算重返工厂，甘于继续依靠自己一门手艺挣钱度日。这样的人，我们姑且称他为食古不化。
另一个办工厂的工人，遇到更多的问题。一是他既不懂生产管理，二也没有足够的熟练工人供他使用。古训有道：天将降大任斯人，必先劳其筋骨！再难的事，也应该有解决的办法。
幸亏是工匠出身，没有熟练工人，对于他也不算得上是天大的难事。职业培训是现代的时髦玩意，我们不妨用到他的身上。这并不是没有可能，已经简单化了的工序，对于工作技能的要求，应该相对地降低了很多。所以，新工人的培训，不会把眼前这位工匠出身的新老板难倒，也不至于要花费太多的精力和时间。
最难的问题还在于，如何进行生产管理。上天也不负有心人。终于让我们这位有志气和毅力的新型企业家，找到了解决的办法，正如读者你们可能也已经想到的那样，经过多方物识，最终让他高薪聘请了一名有丰富管理经验的职业经理人，协助自己承担这个关键的职能。
我们假设，新工厂的生产安排和日常管理，完全交由聘请来的经理负责，老板每月支付经理薪酬300元。新来的工人经过一个月培训，基本上能够胜任单项工序的工作，产品质量一点不比商人工厂的差，只是生产效率比不上对方，每月只能生产3000枚钢针。每一枚钢针的钢材和工具消耗为4角5分，比那些单独制作钢针的个体工匠消耗率要低，但比商人工厂则要高。十个工人的工资定为每人每月100元，这应该是合理的，毕竟，新工人无论生产技能和工作效率，都不可能与熟练的工匠相比。
我们替这位新老板算一算帐，他每个月能赚多少钱。计算的结果是，老板每月盈利350元。表面看来，他远远比不上商人赚的钱多。但我们不要忘记，老板被我们假定他完全没有参与生产管理，也不如商人那样，曾经对生产有过任何组织方面的创新。工厂的生产制造方式，是经理从商人那里偷来，或者是老板在自己从前的工作经验中学来的。当然，培训工作上的付出劳动，我们可以忽略不计，免得解释起来累赘，毕竟，这种付出对于新老板来说实在是微不足道，他自己可能也没有计算入成本当中。
故此，一旦扣除这些部分，老板与商人的盈利差距也就不会太大了。我们甚至可以近似地认为，老板的盈利是纯粹的利润，基本没有渗杂其他劳动性的价值创造成份在内。显然，在其中，老板既没有亲身参加生产过程，也没有对生产管理有过任何的设想和贡献，但他仍然能够赚取利润，这又如何解释呢？看来，把利润归咎为剥削或者劳动、创新、冒险、节俭等等，似乎难以自圆其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