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迄今为止，哪一场足球比赛得到了国人最多的关注？答案出人意料：并不是某场世界杯决赛，而是第13届亚洲杯的中日决战。这场比赛让三亿中国人牢牢地守在电视旁，收视率达到创纪录的18.5%。紧随其后的是2002年韩日世界杯的中国与巴西之战，收视率14.4%。或许有人会说：这有什么稀奇，虽然亚洲杯档次比不上世界杯，可好歹也是决赛啊。要是中国队能进世界杯决赛，别说18.5%了，铆铆劲儿58.1%都有戏！但是，2002年韩日世界杯的决赛收视率只排到了第四名，在它前面的竟然是2004年亚洲杯中国对伊朗的半决赛。地域性和群体性上述数字说明：一场足球比赛受重视的首要因素，并不是它的水平高低和作为赛事本身的重要与否，而是它与人类的两个古老本能——地域性和群体性的关联程度。对于中国人来说，只要有中国队参加的比赛，那就比世界杯决赛还重要！地域的指向性越强，球迷的关注程度也就越高。这种现象，在同城两支球队间的德比大战中体现得最为明显。这些年，国际米兰在成绩上被AC米兰压得喘不过来气儿。然而国米的教练和球员都明白：只要在圣西罗球场赢下德比战，球迷们就会原谅他们整个赛季的糟糕表现。最早像足球的运动，据说是古罗马的士兵们喜欢在战后挑一个硕大圆滚的俘虏脑袋踢来踢去。除了欢庆胜利之外，这其中有没有邀功请赏的成分呢？我想是有的吧！咱们战国七雄混战的时期，秦国士兵得胜还朝，也需要把敌方首级别在腰上带回去。要知道，奖金是按人头数发放的。四百年前的英国，两个城镇之间的球赛要比今天的一场英超比赛更能说明足球的性质——与其说它是一种体育运动，不如说是一场战争。两个城镇之间绵延几英里的空间就是球场，皮球的目的地就是对方的市镇中心。当时的比赛并无人数约定，双方精壮男丁倾巢而出，数百上千不等。一场比赛下来，所经街道商铺一片狼藉，伤腿断足者不算，踩死几个人也并不稀罕。aihuau.com李敖曾经说：“人与狗的区别仅在于：两条狗只有在出现一根骨头之后才会发生争斗；而两个人，可以想象出一根骨头，然后争斗。”这句话实在是把人类抬举得不像个样子。足球比赛说明，人类在不需要争斗的时候也会想出替代的方法。在这场无事生非的游戏当中，他们居然也需要一根骨头，就是那只足球。漫长的文明进化并没有削弱人类内心深处动物的野性和领地观念。如今，虽然它外面裹着一套西服，却从袖子和领口处露出毛茸茸的马脚。人类把几乎所有的闲暇都用在忙于标注自己的领地，与动物毫无二致：在你掏出钥匙开家门的时候，你对陌生人的警惕和敌意达到最高；你喜欢在图书馆和教室占座、在旅游景点刻上“XX到此一游”，正如一头庄严的鬣狗在自己的领地边界撒尿。然而，在自己领地内的撒尿行为只是防御，无法满足对他人领地的进攻欲望。足球就是这样一项运动：球迷们穿戴整齐，高举旗帜，跟随着自己的球队征战他乡，虽千万人吾往矣，慷慨赴易水，歌声悲壮。当然，如有敌人来犯，更当亲临球场助阵，令其未战先怯。两只个头差不多的公狮相争，领地主人的赢面总是要比来犯之敌大一些。今天，这个规律在足球场上依然有效，我们称之为“主场优势”。人是天生的群居性动物，只有在与其他人达成高度一致之后，他才会感到安全。这种群体性的一致，在足球场上达到最高境界：无须事先排练，球迷们自然会形成统一着装、做整齐划一的动作、喊同样的口号。他们的球队就是他们的领袖，是他们的LOGO和VI，一如原始部落里的酋长和图腾。然而，这种安全感无法摆脱一个木桶效应所带来的副作用：群体的人数越多、外在形式越是统一，其道德水准就越低、思想就越贫乏。一群球迷，正是勒庞笔下不折不扣的乌合之众。“个人可以接受矛盾，进行讨论，群体是绝对不会这样做的。在公众集会上，演说者哪怕做出最轻微的反驳，立刻就会招来怒吼和粗野的叫骂……反驳者往往会被打死。”勒庞的这番话，完全可以移植到一群球迷身上。群体拒斥思想和真相，它只需要歧视和偏见，以支撑对对手的嘘声和咒骂。两个字足以表达它的思想：雄起、下课、黑哨。相比之下，大连的球迷显得很有文化，他们居然喊三个字的口号——换裁判。当然，最有力量的思想当属京骂。几万人齐声发出“傻X、傻X”的怒吼，越过工体、越过三里屯和使馆区，在东二环和东三环之间的上空飘荡，震人心魄。在人群中，每一个个体都变成了“傻瓜、低能儿和心怀妒忌的人”。此时，平日里越是困窘无能的小人物，就越是热衷于迸发出残忍、偏执和毁灭性的力量。而这种力量，又被“法不责众”赋予了释放的勇气。一个人可能会在球场看台上被打死，原因仅仅是穿着和大多数人不一样颜色的衣服。球场外的汽车和商店可能会被焚烧和砸毁——理由很古怪，有时是赢球，有时却是输球。伯奈特曾经用一场奥运会把古希腊人分成了三等：最下等的是提着篮子在人群中叫卖水果和橄榄的小贩；次等的是脱光了衣服下场争夺锦标的选手；最高等的，则是吃着零食的悠闲看客。那么，既然中国队无缘本届世界杯，我们是不是就成了左手啤酒、右手鸡爪子的高贵旁观者呢？答案是：不会！世界杯是战争的模拟
在电视时代之前，世界杯确实就是一次世界大战的单纯模拟。自己的国家无缘跻身其间的国民是完全可以超然物外的。但自从电视介入足球之后，这个运动变得复杂而有趣。1954年的瑞士世界杯，比赛画面第一次出现在电视上，但那时只能提供实况录像；1958年的瑞典世界杯第一次实现了电视直播，FIFA也第一次从电视转播权中受益，数额是五万美元。四十年后，FIFA把2002和2006两届世界杯的电视转播权捆绑卖给了德国的基尔希公司，售价17亿美元。这个惊人的变化，取决于两项今天我们早已司空见惯的技术：1961年发明的“慢镜头回放”和1970年墨西哥世界杯开始采用的卫星直播——那一届的比赛用球因此而被命名为Telstar。从那以后，足球就再也不是“22个需要休息的人在场上拼命奔跑，四万个需要运动的人却坐在那里观看”的运动了，而是成了现代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代名词。但是刚开始的时候，没有人能够预料到电视会为足球带来如此巨大变化。正是在1970年，贝肯鲍尔抱怨说踢球不如去开出租车。中国人看到的第一场世界杯现场直播，是1982年世界杯西德和意大利的决赛。原因是比赛的前一天，时任副总理的邓小平打了个电话给央视，说是实况录像不过瘾，能不能搞个直播。令人惊奇的是，央视居然在一天之内就把这事儿给搞定了。从那以后，在“胆子再大一点”的指示下，央视不仅转播世界杯比赛，还开始陆续转播丰田杯、欧洲五大联赛和南美解放者杯。中国人知道了马拉多纳、马特乌斯、贝克汉姆和齐达内。荣格说：“文学的特殊价值，在于对集体潜意识的寻照。”足球何尝不是这样呢？中国的球迷们，在自己的领地里找不到力比多投射的目标，只好把对国家队的失望转化为对一个个国际巨星的认同和崇拜。只有罗纳尔多们，才能满足他们内心深处对英雄原型的渴望和“寻照”。信息平台上的黄金山电视，这个怪物，把每个人带到一个巨大的信息平台上，强迫他与数不清的人进行全方位比较，从而抹掉了每一个人的每一个特点。这是个信息异化的时代，亦即个性丧失的时代。在这个复杂无比的系统中，单个的人正如人体中一个微不足道的细胞，他的喜怒哀乐根本无法被整个机体所感知。这强迫他在自己的额头上贴上“欧文粉丝”、“亨利拥趸”之类的标签，以便寻找同质的细胞去形成组织（tissue）。这是每一个细胞都心照不宣的小秘密——在这个信息异化的时代，个体如果不先成为某个组织的成员，就没有发出声音的权力和机会。现任国际足联秘书长的布拉特深谙此中奥秘。他知道，虽然现在已经有204个国家成为FIFA的成员国，并且参加四年一次的预选赛。但要想让只有32支球队参加的决赛阶段的世界杯成为一场全球欢宴，就要不遗余力地去造星，让只有旁观资格的中国人、越南人和乍得人聚集在贝克汉姆们的麾下。只有这样，足球才能真正成为“一种理想的电视运动”。今年，将有创纪录的500亿人次通过电视收看世界杯。从业绩上看，布拉特实在是一位堪称完美的project manager。1929年，英国足总杯决赛在普茨茅斯和博尔顿之间展开。当时没有电视，甚至没有无线电广播。一万两千人付费拥进南海公园，为的只是收听比赛组织者在公园架起的高音喇叭。如今，虽然家家都有了电视，但人们还是冒着酷暑走出家门，来到广场的大屏幕前，和其他人在一起，共同寻找集体潜意识中的原型、展开对英雄的寻照。在数不清的人群中，几百人自动聚集成一个团队，为他们共同的偶像的每一次触球而发生微弱的欢呼，一如成百上千个单个基因聚集成一个基因群，表达出诸如双眼皮这样一个无关紧要的性状。习惯了四年冷漠而孤寂的日子之后，人们突然发现了对他人的需要。你只需要对一个穿红衣服的家伙说一句“看，劳尔！”那家伙就会流着眼泪硬塞给你一杯冰镇啤酒。哦，这感觉真美妙！六月的世界杯，天空中回响着勒庞的名言：这是一个群体狂热的时代。而这个时代给相关者提供了多么好的一个赚钱的机会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