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都说历史让人深思，有些近在眼前的历史则让人哭笑不得。 三四年前，在金融危机全面爆发后，国内就有声音认为：中国因其独特体制，能在危机中独善其身；即便受到冲击，也将比西方更快走出危机、更快实现复苏。不少人由此沉浸在“中国模式”、“中国道路”的自得中，无法自拔。 遗憾的是，正因现有经济模式下的增长来得太容易、太迅速，反而使得国人易于虚妄，不去研究一些实质性的问题。对此，身为经济学家的陈志武，也是有所担心的。 这位求学和执教于大洋彼岸的知名华人经济学家认为，中国要想实现长期的经济发展，接下来更需要的是制度机制的改革。民主法治才是更加基础性、更加重要的工作。 【对话选登】 朱敏：在中国经济复苏的同时，目前内需严重不足的局面已成为多年经济高速增长的代价。您曾经提到税收刚性增长的问题，这是否也是内需严重不足的原因之一？ 陈志武：现在看来，只要政府税收增长的速度继续失控，然后，国家掌握的社会财富继续扩张的话，中国的民间消费就不可能有太多的增长机会。 1952年，政府消费开支相当于当时GDP的16%，但到现在已经上升到GDP的30%，即民间消费占GDP的比重在过去60年里减少了一半，而政府的开支占GDP的比重基本上翻了一倍。这两条不同的曲线，是怎么来的？背后的支持，主要来自于：第一，征税权基本上不会受到太多的制约；第二，通过国有制的安排，国家垄断了社会资产的绝大部分，而不是由家庭来分享。由此产生的结局，必然使得民间消费增长艰难万分。 朱敏：打破对过去经济模式的依赖，惟一的出路或选择，就是制度上的改良。您认为要纾解内需乏力的问题，应着重在哪些方面努力？ 陈志武：尤其是要控制税收的增长。特别是2009年，据报道，6月份全国财政税收同期增长了将近20%；7月份的财政税收，还是增长了10%以上。在金融危机的打击之下，税收还继续按照这种速度增长的话，这是不可原谅的。 据我了解，其中一个原因，是一些地方的地税局和相关部门给当地企业施加压力，要求把下一年的税赋提前上交，这是一个极其糟糕的、极具破坏性的举措。为了追求税收增长率，不惜杀鸡取卵，要求民营企业将好不容易赚到的一些钱提前充实进国库，等于把民营企业逼到了死胡同。从长远来说，对中国经济的活力、对老百姓就业机会的增加，都是根本性的打击。 朱敏：谈起就业，就涉及收入问题。为什么中国老百姓的收入增长速度总是慢于GDP的增速？为什么普通人能够感受得到的经济增长没有官方公布的GDP增速那么高？就像您在另一本书的书名所揭示的：为什么中国人勤劳而不富有？ 陈志武：第一个重要原因是政府的行政管制太多，制度成本太高了。第二个是国家财政税收太多，特别是最近十几年，政府在整个国民收入的大馅饼中分到的国民收入越来越大。另外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国有资产的升值都转移到了国家手中，却没到老百姓的口袋里。因此，我觉得所谓9.8%的可支配收入增长率和其他方面的数据是不一致的。就像刚才所说，如果劳动力就业市场供给不出现根本性增加的话，在需求远远大于供给的前提之下，劳动力的价格不可能出现快速上升。从这些大的宏观数据可以看出，可支配收入增长了9.8%，可信度不是太高。 朱敏：极具悖论的是，一方面，所有的学者和决策层都希望社会能够避免金融危机和其他危机；但是另一方面，如果把社会上的所有危机都完全根除了，对人类社会也未必是件好事吧？ 陈志武：客观地看，要把危机完全克服掉是不可能的，没有危机人类会变得越来越自信，进而张狂，也就成为危机的伏笔。从这个意义上说，包括我自己也有着如您所说的比较矛盾的心理：一方面，我也在想办法帮助不同的国家尽量减少危机的概率；另一方面，我也知道，危机有时候不是一件坏事，它有它正面的影响。 朱敏：有句令人激赏的话，叫作“希望它好，准备它坏”，这也是我的座右铭。 陈志武：这次金融危机出现以后，本来很多人抱着良好的愿望，以为中国会本着经济长久增长的考虑，利用此次金融危机的时机，推进一些根本性的改革举措，特别是民有化改革。现在看来，经济开始复苏了，压力越来越小，改革的声音开始停滞，这是一件很遗憾的事情。从长远来说，除非进行民有化的改革，否则，想靠民间消费的增长来拉动内需、带动中国经济增长模式的转变，这种愿望会很难实现。 别忽视美国制度的修复能力 在金融危机全面爆发的2009年，陈志武有一次回到国内，接触了一些中高层人士，“发现有的已经开始飘飘然了。”他坦言，“对他们讲法治和科学，无疑是对牛弹琴。许多人开始对美国金融危机幸灾乐祸，但他们忽视了美国制度的修复能力。美国之所以成长为世界超级大国绝不是偶然，是因为它对制度创新做出的贡献以及对制度的依赖。” 陈志武告诫国人，长远来看，所有发达国家的成功，都是自由竞争的结果。美国虽然在上世纪30年代实行罗斯福新政，增加政府功能拯救经济危机，但是到了80年代里根做总统时就逐渐放松了管制，克林顿在90年代总体上没有强化太多的管制，所以成就了美国真正最有活力和创新精神的自主创业辉煌期。 应当说，英国当年也是因为实行自由经济才推动了18世纪、19世纪的繁荣，但今天的现状却很遗憾，原因何在？ 陈志武表示，最近一项研究发现，英国的上市公司，前十位相当于所有交易量的70-80%，剩下就是很小的中小企业。原来，英国在“一战”和“二战”之后推出了太多的政府管制政策，比如，英国股票要征收0.5%的印花税，这比现在中国的还要高得多。这些政策使得二战后英国的资本市场停滞不前甚至走向衰退，逐渐被美国所超越。 从各国的发展经历来看，陈志武的结论是：“政府管制得越多，越会损害一个国家的发展活力和新经济的推进。” 以美国为例，1999年克林顿政府废除了《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又称《1933年银行法》）以及其他一些相关法律中有关限制商业银行、证券公司和保险公司跨行业经营的条款，从而使美国金融业从立法上告别了分业经营的历史，迈向了混业经营的时代。 这些做法，确实为美国在创新道路上发挥了不少作用。 在陈志武看来，《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作为罗斯福总统上任后实施的新政策之一，最初起到了两个方面的积极作用：一是符合当时的国家利益，与其他法律、政策共同作用，有效地遏止了灾难的根源——资本市场的混乱，恢复了公众对国家和金融体系的信心；二是法案只花费了较小的成本，受到商业银行和投资银行的共同欢迎。 但是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美国银行界为了生存和发展，对《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所导致的缺陷进行了深刻反思，并开始想方设法避开分业经营的法律障碍，通过兼并投资银行和金融创新等手段向证券业渗透。 与此同时，美国金融界开展了由商业银行发起、证券业与保险业随后加入，游说美国政府和议会的活动，要求取消跨业经营限制，修改直至废除该法案，最终获得了成功。 当然，也有许多人认为，废除这个法案带来的问题也很大。金融监管和金融创新，就好像一枚硬币的不同两面。在1933年制定《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之后，美国国会又先后颁布了《1934年证券交易法》、《1940年投资公司法》、《1968年威廉斯法》等一系列法案，从而逐步形成了金融分业经营制度的基本框架。这一系列举措，使得之后十年，美国的金融创新取得了巨大的成就。 “尤其是，世界制造业经济的业务逐渐转移到中国之后，对美国经济带来了许多挑战，逼迫美国的经济结构开始调整，经济重心开始放到金融、技术创新和销售市场。上述制度架构的改革对于美国强化经济竞争的优势，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陈志武说。 所以，在陈志武看来，这次金融危机不能问罪于美国的经济创新制度，否则未来十年的经济增长点更加是一个问号，更将失去应有的创新活力。“重新让美国回到制造业为主的经济结构是不现实的，因为其在劳动力成本等方面根本没法和发展中国家竞争。” 他认为，这次金融危机又出现了跨行业的经营，完全放开之后，所带来的交易链条的不断延伸，由此导致道德风险和委托代理方方面面的扭曲逐步在放大化，因此“这次危机及时暴露了问题，在更大意义上说不是坏事”。 经济复苏质量值得推敲 中国经济率先复苏成为全球亮点。不过，以房地产为例，有研究者表明，“地王”基本上都是国企或有国企背景的地产商在炒；而陈志武也表示，中国经济复苏代价很大。 那么，判断经济是否复苏的标准，究竟是什么？ 在陈志武看来，评判复苏与否，更多的还是依赖官方的GDP数据。“尽管大家有疑问，但是从一些硬指标看，4万亿刺激方案和7万亿天量贷款，肯定可以在基础设施建设和工业项目中，短期内制造一些GDP。所以总体上说，确实存在经济复苏迹象。” 要科学定义“复苏”二字，他表示“更多要从GDP增量的角度来衡量，只要它的增量是大于零，总体上不再变成负增长，那就说明它从低谷反弹了，这就是复苏。当然，可能有人把复苏定义为回到衰退之前的水平，那是个比较高的标准”。 对于短期依赖天量信贷刺激经济，陈志武认为“起码在结构上付出的代价是巨大的，有一点突出的问题，就是这7万多亿贷款的去向”。 在他看来，大量的信贷主要是支撑那些大中型国有企业和大型民企集团，另外就是地方政府各种“铁公基”的项目，这些对整个社会而言，包括老百姓的收入和就业，皆会产生破坏性的影响。市场经济本身也会遭受破坏，许多民企由此要戴上“红帽子”。 而最致命的是，把国内有限的资源投到“铁公基”项目之后，必然使大量中小企业能够得到的资金更少，民营经济将进一步陷入困境。这些中小企业，给中国非农就业的贡献超过了四分之三，即75%左右。 所以，当天量资金投到这些不创造就业机会的大项目后，就业机会的创造性将受到根本性的破坏。一旦就业机会增长下滑，就意味着老百姓的收入下降了；虽然就业机会增长在下滑，但是就业需求还在增长，每年有1,000多万人的新增就业队伍。这使得就业市场供需不平衡的局面加剧。 “我们都知道经济学最基本的原理，即供大于求的时候，价格会下降，这就意味着，以后劳动力的价格上涨和收入上涨的压力等于零，下降的压力却在增加。这就是为什么说此次信贷的过度宽松以及4万亿元的刺激方案，负面影响非常大的原因。”陈志武说。 在强大的挤出效应下，“铁公基”对货币乘数效应产生不了太大影响。这是因为，货币乘数效应是依赖民营经济借到的资金，包括财政开支、政府的一些信贷投入，进而产生一些放大效应。而如果民营经济得不到金融支持，则能产生的放大效应会非常有限。 陈志武表示，现在已经能够看出来，放大效应在民营经济领域很少。“最明显的现象是商业旅行市场，商住的酒店、旅店，在过去半年甚至到现在，生意一直很惨淡。”进而反映出背后的一个现实，即真正做贸易的经济活动减少，说明实体经济肯定是受到了很大的冲击。一个有趣的现象是，在华经营的外资企业，按公布的数据来看，似乎普遍都不如国内的企业特别是国有企业的增长速度。
“这背后也让我感觉到，一些企业增长的水分还是比较多，否则，外资企业和内资企业都在中国做业务，差别怎么会那么大？外资企业都是负增长，国内的企业特别是国有企业都是高速地正增长。我觉得，从另外一个侧面，也反映了政府数据的问题。”陈志武说道。 在这个时候，是真实的信息更应该披露，还是为了“信心就是黄金”的因素，而对真实数据有所保留？ 对此，陈志武坦言：信心就是黄金，前提是这个信心是真实的信心，而不是虚假的。 “虚假的信心等于是让人们对未来的预期夸大，而盲目地做一些投资和消费。这是非常可怕的。”陈志武表示，这也会对未来产生信心上的透支。 求解“玻璃门”现象 作为一名学者，尽管身在大洋彼岸，却能对中国经济的观察如此深刻。他对中国经济的基本走向，究竟是持乐观还是悲观态度呢？ 长远来看，陈志武对中国发展的前景还是比较乐观的。“因为我本人对人类的历史演变的进程，以及对具体国家包括中国的历史非常感兴趣。中国以后的发展会跟发达国家一样，最后也会实现基于民主宪政的法治社会。” 在通向现代国家的道路上，尽管短期之内“玻璃门”现象可能会存在一段时间，但回首过去三十年的革新，不管是在经济、法制还是其他方面的体制约束，中国确实取得了非常大的进步，改革的趋势应该得到肯定。 因此，从增量的角度来看，陈志武对中国经济前景还是充满了乐观。“就像我们刚才说到的，尽管短期之内，人们从类似金融危机中得出一些似是而非的结论，但从长远而言不是那么悲观。” “值得一提的是，也许是人类本性的原因，基本上是不见棺材不掉泪的态度，进而不得不需要一些危机，促使社会进行一些制度上大刀阔斧的变革。这就是为什么说，危机尽管会给社会和一些个人带来一些伤害。但无奈的是，没有危机社会，就没有自我修正的压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