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中国最富有的人群已经逐渐成为最慷慨的慈善家。 有人说，中国企业家阶层用了20年时间从社会的底层迅速崛起成为了社会的中坚力量。 在这个过程中，他们经历了由简单到复杂，由粗糙到精细，由“农民企业家”蜕变成活跃于国际商场的一代商贾。作为第一代企业家，他们似乎已经用自己独特的方式展现了曾经只出现在国外企业家身上的从“财富自由”到追求“心灵自由”的超越。 如今，放眼望去，中国的慈善组织多是“野草”，晴川历历不见树，芳草萋萋满神州，这些“野草”大多处于自生自灭的状态。另一个问题是：当下国内慈善领域做的人多，研究的人少，研究成果转化为行动指南的更少。而中国普通民众对慈善还是“雾里看花”，冷眼旁观。 中国正处于现代慈善事业的初级阶段，“乱”正是慈善初级阶段的特征。 邵逸夫说，“一个企业家的最高境界是慈善家”；比尔盖茨说，“慈善让我富有成就感”。中国很多已经富起来的富豪们，也开始不断尝试做慈善事业，但他们很多时候却没有赢来想要的掌声，尤其对于中国民营企业家做慈善可能更难。 面对各种质疑，一位企业家曾抱怨“我真金白银地捐了钱，还受这种鸟气，以后干脆不捐”。
中国企业家的慈善“困”局 陈光标，1968年生，现任江苏黄埔再生资源利用有限公司董事长。多年来他积极投身社会慈善事业，从事大量社会公益活动，2007年获“中国首善”称号。网上搜索陈光标的新闻，几乎是一边倒的正面形象，但你再与一个知道陈光标的人谈谈，又几乎是一边倒的质疑，这种落差让人们怀疑那些报道他的记者是否足够客观。 陈光标的高调慈善，让许多跟他同类的富豪感到头疼，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他越是拿财产不当财产地大肆散钱，越反衬出其他富豪像葛朗台。让人难以理解的是，很多平头百姓也对陈光标的慈善指指点点，预言他迟早出问题的人大有人在，不少人“坐等”看陈光标的笑话。在今天这个社会，贫富差距空前悬殊，贪官污吏层出不穷，各种歪风邪气奇怪异事此消彼长不断滋生。我们对这些都能采取见怪不怪的自动默认型包容，却不能包容一个正在拿着自己辛苦赚来的真金白银做慈善的人？ 如果陈光标的意图在于最大限度地吸引公众眼球，他做到了。他不仅以高调的行为让公众关注自己，也让大家关注到中国慈善制度的缺陷，感受到完善国内慈善环境的迫切性。 NPO信息咨询中心董事长商玉生说：“中国的慈善组织如何使用善款，有个学习过程，但攻击、贬低别人，本身就有个法律问题。我主张，行业对此应该有声音，无声不对，吵架更不是本意，要有智慧的声音。” 其实，中国大陆的慈善事业有着悠久的传统。汉唐寺院济贫、赈灾、医疗、戒残杀的长盛不衰；宋代养老扶幼事业的勃兴；元代医疗救助的昌荣；明清民间慈善群体在中国慈善史上也首屈一指。 1949年之后，原来的救灾、扶贫等一些社会福利性工作，基本上是由民政系统的各部门负责，社会慈善事业在一段时间内基本上属于空白。到了1990年代，随着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入，为了和国际接轨，国内相继成立了一些非营利性慈善机构。这些机构的成立，在一定程度上填补了国内空缺，但正如中华慈善总会会长范宝俊所言，目前中国的慈善公益事业仍然“十分落后而不是一般的落后”。 在清华大学教授宁向东看来，制约中国慈善事业发展的最大瓶颈，就是目前国家慈善事业的垄断机制。慈善机构门槛太高，审批手续（政府部门主管）和注册原始基金（公募与私募基金会分别为800万与200万）是一道难以逾越的鸿沟。目前，中国内地正式注册的慈善基金会只有几百家，而只有中华慈善总会与中国红十字会等七家慈善机构是捐赠全额免税的慈善组织。也就是说，只有极少数慈善机构获得了政府的特别许可，有权开出能得到政府财政部门认可的捐赠证明，因此捐赠者的选择范围非常狭小。这显然很难适应活跃的公民社会。 中国目前的慈善运作很不规范，对慈善没有完善的政策支持，国家的相关免税政策只针对中华慈善总会、宋庆龄基金等几家。企业家们做慈善，有的直接捐给当地政府或个人，有的通过慈善机构。国家对于直接捐赠没有免税政策。为什么企业家对慈善不积极，这是一个原因。 慈善企业家的中西差异 “西方的慈善有一定的宗教和道德激励。他们认为自己的财富其实本来就是上帝给的，中国的捐款是有很多实用主义的考虑。”清华大学国际关系系国际问题研究所副教授赵可金表示，中美两国富豪对待财富有一个非常明显的差异：中国富豪会赚钱，但不会花钱。因此即便是在复杂的情况下，慈善也早晚要来。 赵可金称，从西方来说，其慈善事业的繁荣和发达，离不开以下一些因素：比如在文化传统和理念上，既重视市场和财富的价值，又有相应的超功利信仰作精神背景；私有财产的合法性和安全性得到保障；体制环境应给慈善事业提供良好待遇和合理的运行机制；来自社会舆论和民间文化价值的肯定、响应与支持等。 而在中国，慈善捐助方面的减税措施非常不完善，税收政策的缺失致使一部分企业家的捐献热情骤减；同时，慈善机构尚处于初级阶段，行政化色彩浓厚，远没有与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没有专门提供慈善服务的人和机构，这难免会挫伤企业家的积极性；有的企业家发家致富不是通过合法的途径，怕一捐献会引起社会对自己财富来源的关注，招来麻烦。 从慈善组织来说，在西方，虽然受政府部门和非政府组织的保护，但非营利部门独立于政府之外，这是一条基本原则。例如，西方一般拥有相对比较完善的基金管理制度，从立法、政府管理、公共服务、社会监督到内部运作都比较成熟。正是这一独立性原则赋予慈善组织自由、权利以及它们所应承担的责任。这使得捐款的企业和个人可以放心地将钱交给这些组织，并且信任接受捐款的慈善机构能把他们的钱真正用于他们所关注的事业上。 在当前的中国，慈善者的权利并不能得到有效保障，同时，慈善组织或受赠单位的公信力亦存在问题。慈善者的权利主要包括对自己所捐善款的知情权以及对自己所捐善款的干预权。知情权指的是捐助者有权知道自己所捐的钱用到了什么地方，如何分配；干预权指的是捐助者有权对所捐款项提出具体的使用意见，慈善部门或受捐者不得违背捐助人的意志。但在现实中，这两项权利都不能得到很好的保证。 “中国的企业公益尚停留在起步阶段。”零点研究咨询集团董事长袁岳说：“许多企业家在投身公益时，缺乏战略部署，缺少有系统、长期持续的公益计划。 当然，就中国的传统文化方面来讲，中国人的慈善意识，远不及劫富济贫意识来得坚定。新中国消灭了慈善，“仇富”更加名正言顺。这种思想流布至今，一方面很多人抱定“为富不仁”情结，另一方面，大家又认为做慈善就是富人的事，做得不好就该骂他，骂得越狠就越痛快；一些地方政府也把慈善捐款作为第二“税源”，频繁地“被捐款”、“被慈善”对企业家的慈善热情造成巨大伤害。 发达国家的传统是有钱人肯定要做慈善，中国没有这个传统。慈善意识如何从一种外界的号召甚至逼迫，内化为人的基本道德，一种自觉意识？陈光标之问：“中国的富豪太多，但有多少企业家愿意从内心里想捐钱？”现代慈善观念，在中国仍处于萌芽阶段。 企业慈善的尺度和导向 在世俗权力从宗教到财物迁移的150多年中，企业慈善已经从一个本质问题转变成了一个计量问题：一个企业家，花多少钱用于慈善和公益事业，才是真正的有社会责任感的企业家？ 在中国企业家越来越高的慈善热情面前，一个更加迫切、需要学习的经验就是如何花钱。企业家通过做生意或办企业赚钱乃天经地义，而且慈善也须以钱为基础，但把赚更多的钱上升为人生哲学，是一个人成功的标志，则未免陷入了一种金钱崇拜中。 对于个人来说，当然应该有各种选择，金钱至上也不是不可以。然而，若全社会或社会中的大多数人，特别是社会中的精英都以钱为标准，以为钱越多成就越大，这样的社会和精英无疑是病态的。 宁向东称，中国企业阶层用了20多年的时间成长起来。20年前，这个阶层萌芽时，他们看上去很值得怀疑：没有正当职业，没有社会保障，与社会格格不入。因此，对于目前出现这样大批量的企业家投身公益，是值得肯定的。这批企业家大多都是从苦日子熬出来的，他们必然注重财富，也深知财富的意义。 而如今，当他们开始投身公益，应该说，将对中国公益行业产生巨大的转变。以前，说起慈善、公益，人们更多想到的是公益机构。现在，慈善已经发展到企业家都愿意投身进来，这说明，公益真的改变了生活。 随着全球信息化时代的到来，奔波在一线的很多企业家慢慢意识到企业需要职业的经理人打理。改革开放以后，第一代民营企业家都是自己亲历亲为，随着知识的日新月异，他们开始思考企业未来发展的市场定位，必须与市场经济相适应，于是，聘请专业人士打理成为了很多第一代企业家的选择。而这部分退下来的企业家远离商场后，开始重新思考人生的定位和价值，渐渐意识到慈善是人生成功的最高境界。 我们应该看到，第一代企业家对于经营企业有很多积累起来的经验和智慧，懂得如何降低成本、提高效率、解决问题，同时把有限的力量放在最有效的地方，所以由企业家来开展非营利的公益与慈善社会活动，天生也具有优势。 中国企业和企业家在身体力行参与慈善的同时，也需要考虑：如何才能在慈善的道路上走得更远？国内企业，无论是国有企业还是民营企业都在逐渐选择一种专业化模式运营社会责任的具体事务：在具体的慈善项目上愈加细分和专业化，把专业化的公益慈善模式融入到企业的整体发展战略里。 从捐助专业化的角度来讲，企业家履行社会责任不是泛泛的“金钱捐助”，而是针对需要帮助的地域、群体，进行更加细分和精准地长期捐助。中国企业和企业家履行社会责任的过程中，专业化是大势所趋，只有专业化的运作，中国企业家的慈善之路才能持久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