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近年来，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在中共中央明确提出国家发展文化创意产业以拉动并提振国家经济质量的主要任务后，各地便纷纷趋之若鹜，与之相关的项目如雨后春笋般陆续上马，许多地区一哄而上设立“动漫园区”、“数码园区”、“游戏园区”等园区。在这当中，尤以“文化产业园”的数量居多。 截至2011年，文化部共命名了6家国家级文化产业示范园区、4家国家级文化产业试验园区和204家国家文化产业示范基地。 火爆的背后，弊端丛生令人忧虑。 文化消费还是消费文化？ 在中国，千城一面早已不是什么新鲜事，所有城市在扩张过程中都要有一个由头，新兴的文化产业正好是新的招牌。 对于文化产业园真正的含义，似乎已经不重要了。 翻阅各地的发展规划，文化园区建设一哄而上的风险初现：广告产业园、音乐产业园、新媒体产业园、出版创意产业园、动漫游戏产业园??浙江大学传播研究所所长邵培仁教授做过概算，仅北京、上海、广州、深圳、杭州、南京等10个城市，这四五年时间就建了300多个文化园。 目前，国内文化创意产业园区的“笼鸟”组合大多是“撮合型”，为了使园区尽快运转盈利，以为“捡到篮里都是菜”，导致园区沦为“大杂烩”，甚至是整个项目变味。在企业中后期发展中，这类的园区缺乏资源整合和上下游产业链协作，产业集聚度低，进驻企业之间无法形成集聚区，更影响到每个企业的发展升级，形成笼中困鸟。 文化创意园的种种乱象背后，无外乎四个字“消费文化”。而在这四个字背后的故事，依旧乱花渐欲迷人眼。 文化部－北京大学国家文化产业创新与发展研究基地副主任，中国文化产业前沿论坛召集人陈少峰认为，缺乏创意是当前许多文化产业园的通病。各地在建设文化产业园区时应该更注重发展文化创意产业，因为文创产业的定义与文化产业相比更为明晰，不易产生误导。 一位业内人士表示，现在园区建设主体五花八门，园区自身起点不高，大都是传统的文化产业，朝阳产业很少。“创意”成为判定文化产业的一个概念分野。 如果说北京、上海等一线城市由于其特有的区域经济特点，已经具备了创意人才的积累和发展创意文化的基础，那么对于那些跟风而上的二三线城市来说，创意文化园究竟能给这些城市带来什么改变？ 对比武汉各区的创意产业园定位不难发现，这些产业园有许多雷同之处。东湖高新区“中国光谷创意产业基地”和汉阳区龟山北路“创意产业园”的项目招商概述上，都有一段相似的话：充分利用现有老厂房、仓库和废弃设备等工业遗址，进行二次规划。吸引海内外创意领域知名企业和国际著名创意大师进驻。 湖北省委宣传部改革办副主任吴庆华表示，现在许多地方都在建设文化创意产业园，一直没有明确谁定位、谁规划、谁主导、谁牵头。许多地方的文化创意产业园都是一阵风重复建设，造成大量财力、人力浪费，难以收到预期效果。 而作为中国文化中心的首都北京，文化创意产业已成为北京的支柱型产业。任何一个产业都需要有终端消费群体的支撑，这也成为一个产业得以发展的最终落点。北京有1,500多万常住人口，人均年收入己突破5,000美元，居民对于创意产品的需求日益增强。据调查，当前北京创意产品消费总额占人均消费性支出的比例达到17.3%，已经成为居民消费性支出中仅次于食品的第二大消费项目。 北京文化创意产业的快速发展、创新发展，成为支撑首都经济发展的新兴战略产业，得益于北京近年来实施的科技创新、文化创新“双轮驱动”发展战略。统计显示，2012年北京文创产业总收入突破1万亿元，增加值突破2,000亿元，增速达到两位数，占GDP的比重超过12%，比2007年提高2.1个百分点。 由于文化创意产业的高附加值、可持续发展性、大容量的就业机会和高于国民经济的增速等而受到越来越多国家的重视。藉此，文化创意产业正式走上前台，并逐步成为世界文化与经济领域重要的范畴。 时至今日，全世界创意经济每天创造220亿美元，并以5%的速度递增。在一些国家，增长的速度更快，美国达14%，英国为12%。韩国政府提出“资源有限，创意文化无限”的理念，加速发展文化创意产业。澳大利亚政府将文化创意产业发展作为国家战略加以实施。在这些国家和地区，文化创意产业已经成为经济发展的支柱产业，增加值超过GDP的五分之一。 巨大利润和想象空间像一块磁石，吸引着政府和开发商竞相投入到文化创意园区的建设上来。但与文化创意产业已成支柱型产业形成鲜明对比的，却是大量文化创意产业园区出现严重不合理的产业布局，以及不配套的区域资源供给，导致出现投入产出的极度不平衡。 文化产业园的光荣与梦想 目前，能够批准设立园区或为园区授牌的部门上有文化部、广电总局、新闻出版总署以及一些全国性行业协会，中有省级的宣传部、发改委、经信委以及文化、广电、出版、工商等部门，下有市县级政府乃至其下属机构。 公开资料显示，这些园区的产值却没有它们的规模那么火爆。据悉，上海目前授牌的、未授牌的文化产业园区总共约有300家，数量不少，但文化创意产业园区在产值上却只占上海文化创意产业产值的十分之一还不到。 另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是，一些园区占地面积很大，入驻的文化企业却寥寥无几，规模较大的、较为知名的企业更是屈指可数。 “我国上万个文化产业园区中，真正能称得上是‘文化产业集聚区’的只有不到5%。”陈少峰说，“量大质不高”是我国文化产业园区的总体特征，也就是说，园区不少、产值不大、企业不多。 在中国，一切经济行动都无可避免地需要与国家政策相挂钩。在当前，如果希望中国内地进行文化创意产业的研究提案，首要的步骤是需要明晰国家在该领域的重要政策，并将一系列政策落实到具体项目的策划文案中。在一份项目小组的提案中，将近些年国家有关政策列出，用以证明相关行业的项目至少在大环境中是得到支持的。于是从政治局到中宣部再到诸如发改委文化部等部委近些年出台的相关文件精神，都会被搜出用于政策依据与理论支撑。 文化产业在中国已经引起广泛的关注和高度的重视，尤其是在北京、上海、深圳、香港等一些国际化程度较高的大都市。 如何依托传统文化底蕴、现代高新技术、新型人才优势以及金融业的发展等来推动城市创意产业的成长；如何根据自身的具体情况建设创意创新型城市，这是摆在每个城市面前的现实而突出的问题。针对这一系列问题，不少大城市已经开始了探索和实践。
目前，在李文静的了解中，国内各大城市中，新增文化创意产业企业和从业人数逐年增多，整个创意文化产业呈现出欣欣向荣的景象。北京市2012年产业规模达到1,989.9亿，将近两千亿，占北京市整个国内生产总值12.2%，北京的文化创意产业已经成为一个重要的产业。区县规模以上的文化创意产业总收益是8,108亿，2012年前三季度文化创意产业投资已经完成197亿，同比增长36.1%。2012年，深圳市文化创意产业保持了快速发展，全市全年文化创意产业增加值1150亿元，同比增长25%，占GDP的9%。在深圳市文化创意产业中，动漫游戏、文化软件、新媒体及文化信息服务业等以数字内容为核心的产业，继续保持了高速增长，平均增速近30%。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带动了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创造了更多的就业机会。 缺憾与瓶颈 中国境内的文化产业风潮正紧，乃至很多人希望通过各种方式搭上这趟快车。 文化产业园投资动辄几千万元上亿元，多则数十亿上百亿的也不鲜见。由于投资巨大，目前只有少数能维持收支平衡，多数园区在短期内难以实现盈利。 现在许多文化园区为打出“特色”牌，纷纷依托当地历史文化资源大兴土木，中视传媒无锡影视基地副总经理季美娟认为，历史文化资源可以利用，但关键在于要找准对社会和国人有深远影响的历史文化资源。她举例说，三国城和水浒城吸引游客并非三国文化和宋代文化，而在于《三国演义》文化和《水浒》文化。 文化创意园区不仅仅是文化创意产业成长壮大的外部空间环境，而且是凭借其独具魅力的内涵成为一个城市的标志性建筑或区域，是这个城市的著名人文景观及最具代表性的名片。标志性的文化创意园区首先注重的是个性，缺少了个性也就缺少了魅力，也就缺少了城市的竞争力。其次，园区符合被广泛认可的城市精神。一个城市的标志性建筑是这个城市最具代表性的东西，也是最能体现城市精神的东西，文化创意园区往往就是展现这一城市文化的重要场所。 在国内研究并实际参与文化产业运营模式的陈少峰看来，目前很多人把中国特色的文化当成中国特色的文化产业，他说“其实这完全是两种东西。文化产业是现代的，而怎么样融入中国的文化特色，又能够用现代的方法把握并形成有影响力的流派，或者是一个国家文化产业的特征，这是很值得思考的问题。” 陈少峰提出了一个“华流”的概念，他觉得，我们今天面临的恐怕是怎么把传统文化和现代创造力融合在一起的问题。“大家可以想象我们用孔子跟乔布斯去战斗，能赢吗？” 正如陈少峰所说，“现在的文化产业集聚区基本上都是地产集聚。” 他提出，地方政府应该将文化园和文化产业园区分开对待。因为文化园、主题公园是以交流为主，并不是高密度的产业集聚，产值也相对较低。因此，它们并不需要多大的占地面积，减少审批它们的占地面积，也可以减少投机行为，使其发展不再以数量为主。而文化产业集聚园，则应以企业为主，所以地方政府不仅仅是提供政策或资金支持，而是应该注重培养文化产业的人才，培育龙头企业。 在李文静看来，创意产业通过核心门类如设计业、广告业和传统的制造业之间建立起了日益广泛的联系，极大地提高传统制造业的高文化附加值。当这种传统制造业的文化附加值提高了之后，会使得传统制造业的产出品可以穿上文化的外衣，走向世界，很大程度上可以缓解制造业大量出口导致的贸易矛盾。这一点，对我们国家走新兴工业化道路的文化产业有非常重大的意义。 但是目前我国创意产业还存在着诸多问题与困境。一是“东快西慢”，创意产业区域发展不平衡；二是“重大轻小”，对中小创意企业的扶持力度不够；三是人才匮乏制约创意产业发展；四是“千园一面”，创意产业集聚区重复建设，同质化严重，服务缺失；五是内容创意、模式创新和企业竞争力不足；六是现有的知识产权保护体系，无法为企业“创意”提供有效的法律保障。 其实，只有宽容的环境，才可能产生文化的多样化，而文化多样化正是创意产业发展的基础和源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