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对于中国改革而言，资本市场的创立突破了“摸着石头过河”的模式，它遵循“拿来主义”，借鉴了国外成熟市场的经验，起点很高 一群年轻留学生的梦想 1980年，我到美国读书，先在纽约皇后学院学习政治和国际关系，后来又考入哥伦比亚大学主修国际金融。 哥大国际金融专业实力强于哈佛，很多大人物都在我们系执教。学习之余，我在《华侨日报》开设了经济专栏，主要写美国如何看待中国。那时，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已经由农村转入城市，中国社会正发生剧烈变革。我以留学生和记者的身份关注这场变革，并准备为国家的经济改革做些实事。 留美期间，我们发起组织了一个中国旅美商学会，简称CBA。当年旅美的中国留学生有三大会：经济学会、科技学会，再就是CBA。CBA里主要是攻读商科的学生。大伙时常聚会，参政议政意识很强，都希望能为祖国做点事情。 CBA人才济济，包括高西庆、李青原、王巍、刘二飞等活跃分子。CBA在国内青年中也产生了影响，比如，王岐山、周小川、张晓彬、张绍杰、周其仁等，与CBA都有联系。当时，北京还有一个青年经济学会，周小川、马凯、楼继伟、宫著铭都是会员。我们认为经济发展有三个要素市场：劳动力、原材料和资本。在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初期，资本奇缺，因此，建立资本市场的任务很紧迫。这些青年学者早就对建立证券交易市场跃跃欲试，探讨时一拍即合。我们称自己是“促进中国证券发展委员会”，能到场的每月小聚一次，热情畅议建立资本市场。 研究生毕业后，我被纽约股票交易所录用，在经济研究部作分析师。1987年的10月19日，我目睹了纽约股市有史以来最大的暴跌。 1988年3月，我和高西庆、王巍执笔，联合李青原、刘二飞、茅桐、王大伟、盛溢，八人合作，写成了《关于促进中国证券市场法制化和规范化的政策建议》。这是我们为建立中国证券市场提出的设想。 可是，上世纪80年代，别说股票，连股份制企业都少见，更别提《证券法》了，整个经济体制改革都还处于拓荒阶段。我们认为，应当考虑三五年后中国经济的开放程度，并未雨绸缪地建立资本市场，为从内资企业参与，到合资企业参与乃至国际企业参与这一必然过程准备条件。 当时，高西庆在华尔街上有名的MudgeRose律师事务所作律师，我在华尔街的纽约股票交易所工作。但是，当老板表扬我工作有成绩时，我感到不是很舒服，我心里在想：我在这里干，到底是为了什么？根据我从小受的教育，我觉得还是应当回去，利用所学的知识为国家做些工作。我在纽约股票交易所的老板，时任纽约股票交易所的总经济师罗杰·库巴里奇也对我说：“王，回中国去！你的作用将是不可替代的。” 因为知道事业的艰难，我和高西庆都没拿绿卡，自绝后路。 1988年6月，我回到中国。刚开始确实很难，要游说体改委、政改办，还有一些大公司，复印、查资料、开会，高西庆都得自己掏腰包。俩人一人一辆自行车，东骑西骑，四处奔波。幸好是在美国认识了张晓彬，他当时是中国新技术创业投资公司总经理，他赞助了我们十万元。 我觉得，人往往是被预期所趋使，开始想难点好，说不定末了事儿就成功了。所以，我俩痛下决心，如果五年以后干不成，他在东边修自行车，我在西边卖包子。 “万寿宾馆会议” 1988年7月8日，康华副总贾虹生找我，让我第二天跟着他去开一个关于中国金融市场的会。因为我从华尔街回国，他们希望我到康华工作，此前多有接触。 贾虹生让我参加的正是“金融体制改革和北京证券交易所筹备研讨会”。会议在北京万寿宾馆召开，后来被称作“万寿宾馆会议”。这个座谈会囊括了中国经济界最有实权的机构，像中央财经领导小组、计委、体改委、人行、财政部、外经贸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等。此外，更为积极的是官办却又资本味道十足的中创、中农信、康华等公司。 座谈会由中农信总经理王岐山和中创总经理张晓彬发起，人行计划司司长宫著铭（人称“大宫”）主持。人行副行长刘鸿儒参加，他当时主持金融体制改革。 当时，纽约股票交易所董事长约翰·凡尔霖访华，邓小平接见了他，还对他说，你们有个纽约股票交易所，我们中国也可以试试嘛。 等刘鸿儒来的时候，大宫拿着一份《人民日报》，读了一下邓小平的这段话。他说，现在有一份“设立北京证券交易所”的方案，今天大家就来议一下。 这份方案是中农信的王岐山和中创的张晓彬发起，其他几大信托投资公司参与起草的。张晓彬念了一下这个方案。客观地说，方案是粗线条的，大致是说随着金融体制改革深化，设立北京股票交易所的时机已经成熟。 接着，贾虹生等人开始发言。 当时中国人还不懂股票，大家从马克思“如果没有股份制，就无法想像美国南北大铁路能建设起来”的论述寻找理论依据。此后很多年，大家还在苦于、忙于为在中国建立股票市场寻找理论依据。 最后，他们让我谈谈想法。因为我在留学时就编写过前面提到的设想。我从专业角度说明了，资本市场应该建立了，又谈了建立资本市场的意义，因为资本市场是牵一发动全身的，一搞资本市场，企业制度改革、投融资体制改革、税收体制改革、会计制度改革等相关改革都会被带动起来。我还介绍了一下证券监管体制。 人民银行体改办蔡仲直博士是从德国回来的，接受的是德国全能银行的思想，还就监管问题和我发生了一些争论。 最后，刘鸿儒作了总结。他说，资本市场一定要开始研究了，但是，此事非常重大，建设证券市场因为存在理论障碍而显得特别敏感，此事在国际上将引起密切关注。他说，此事人民银行也做不了主，需要上报中央。他建议我们写一份更详尽的报告，上报中央，由中央决定。 可以说，创建中国证券市场的序幕就从万寿宾馆会议正式拉开了。 撰写“白皮书” 散会后，中农信的总经理王岐山作东，请大家到中农信吃饭，又是一阵热议。极其敏锐的王岐山意识到此事意义重大，值得花大力气推动。 当时，交易所建在何处，也是一个争论的话题。一拨人建议设在北京，因为上世纪80年代，上海的发展相当滞缓，而北京是政治、经济中心，也可以建成金融中心。建在北京是主流的意见。 接下来就议到由谁来写报告的问题。王岐山就坐在我旁边，他向贾虹生建议，“别让波明去康华了，让他参与起草建立证券市场的设想吧。”他说的就是《中国证券市场创办与管理的设想》，后来被称为“白皮书”。 编写工作涉及经费、场所等问题，张晓彬表示，这一切都由他们来负责解决。 接下来，我们就日夜兼程、快马加鞭地起草白皮书了。 “白皮书”包括《筹建北京证券交易所的设想和可行性报告》《建立国家证券管理委员会的建议》《建立证券管理法的基本设想》等，等于设计了一个关于中国证券业的整体框架。 张晓彬专门派许小胜为大家提供交通、资料、经费等方面的服务，把大家照顾得很好。同时，我们继续游说高层，阐述建立证券市场的必要性。 后来，周小川也加入到我们的工作中来。 编写这份“白皮书”，我们共花了一个多月时间。我参与了编写工作，并负责从技术操作层面作出论证。我们还列举了建立证券市场应具备的其他硬件条件。我还在家里画了一张证券交易体系、程序的说明图。 走进中南海 我们的“白皮书”通过中创公司总经理张晓彬，转给了国务院研究中心副总干事吴明瑜，后来由吴明瑜提交到中央高层，赵紫阳的一位秘书也从另一个渠道做了工作。赵紫阳的批示很快就下来了，大意是，希望财经领导小组开会听取我们汇报。当时，赵紫阳兼任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组长，姚依林是副组长。 1988年11月9日早上9点，在国务院第三会议室，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兼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副组长姚依林和中央顾问委员会常委兼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秘书长张劲夫共同主持了汇报会。参加会议的还有中央财经领导小组顾问周建南，国家经委主任吕东，体改委副主任安志文、高尚全，财政部副部长项怀诚，央行金融管理司司长金建栋等30多人。 参与作汇报的是张晓彬、高西庆、我和周小川。会议一直开到中午12点10分。其间，各位领导分别就股票上市向我们提出种种问题。 张劲夫开头说：“总书记让依林同志和我听取有关证券交易所的研讨汇报，看看条件是否成熟，提交到中央财经领导小组议一议。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上市要什么条件？应要国家管理机构审批，管理要严格。” 周建南询问中小企业股票上市情况。我就进一步介绍了美国中小企业的股票上市情况。 张劲夫又问：“你们有没有研究过资本主义有哪些可以为我们所用？我国理论界有人提出社会主义不能搞期货交易，只能搞现货。”周小川回答说：“期货有稳定的作用，期货运用好可以促进市场。”项怀诚也说：“期货可以分担风险，有利于稳定。” 吕东问：“公有制为基础的企业与私有制为基础的企业，股票上市有何区别？”高西庆用以色列国营企业上市的法律规定与具体做法作了解答。 姚依林问：“还有一个问题，即股份制与股票市场的关系，我赞成股份制，但要弄清实行股份制的企业与现有企业的关系，这里有什么问题需要探讨？企业不透明的话，股份制实现不了，需要评估才能上市。”对此，张晓彬作了回答。
周小川提出：“市场管理与组织具有一定的独立性，要分开。对于管理，人民银行本身出面不合适。” 高尚全说：“年轻人花了大量时间进行研究，是很有必要的。我同意证券交易所是深化改革的配套措施。它具有一定的复杂性。在公有制情况下，怎样搞交易所？我们基础工作差，市场发育差，竞争不充分，价格不合理，管理水平不高，要加强基础工作。搞交易所可能产生问题，如投机、市场波动等，总之，到底会产生什么问题，我们心里没底。要积极筹备，根据条件逐步发展。国家证券交易委员会领导小组，要不要成立？是由体改委牵头还是由人民银行牵头？” 张劲夫说：“我们这些中青年同志，都是搞证券市场的积极分子（姚依林此时插话说：我也是积极分子。）我多年思索是公有制怎么个公有法，现在全民不如大集体，要改革财产所有权的问题，用什么方式解决，股份制本身是核心问题，要探讨，我报名作一个志愿兵。体改委为主，我参与，要赶快搞出来。”姚依林紧接着说：“要紧锣密鼓地搞。” 最后，姚依林说：“我对股份制一直是支持的。资本主义搞股份制是规范的，是商品经济发达的产物。我以前多次讲股份制问题，都让人给抹掉了。不管有什么困难，要奋斗，搞出来，是公有制的股份制，这样，经济的灵活性可以大大增加，这个问题我很赞成。”他表示，此事现在看来不成熟，但看来又是不得不干。 会议气氛是很活跃的。大家畅所欲言。我记得，就其牵头部门一事，金建栋希望由人行牵头。姚依林打断他说，人行负责的事太多了，还是由体改委志文同志牵头。金建栋仍有异议，但再次被姚依林打断。这时，项怀诚发言说，非常同意由体改委牵头，并认为这样较公正。这样，姚依林拍板，有关证券市场的研究和筹划工作归口到体改委。 姚依林还采纳了张劲夫的建议：先由基层自发研究，然后变为国家有组织地研究和筹划。同时，这在后来被称为“民间推动，政府支持”。 这对我们来说，相当于拿到了尚方宝剑。 走出会场，我们的心情激动得不得了，真没想到，这样重大、复杂的事，就这样确定了！在中央领导同志的支持下，我们在留学时的设想得以迅速进入实施阶段。大家找了个餐馆，高高兴兴，庆祝了一番。 蓝图成真 因为股票交易所这词太敏感，中央要求我们少说多做，低调筹备。这就需要一个机构来具体操作。 1989年1月15日，中创的张晓彬和中农信的王岐山等在北京饭店召集了一些大信托投资公司、产业公司的负责人开会，讨论中国证券市场的筹备工作。会议最后确定，与会的九家公司，每家公司各出50万元人民币，组建一个民间机构，来推动证券市场的建立。这家机构就是“北京证券交易所研究设计联合办公室”，简称“联办”，后来改名为“中国证券市场研究设计中心”。 本来，我们是打算把股票交易所设在北京，跟中央也是这么汇报的。因为股票交易所最好设在金融中心。当时中国没有资本市场，只有银行。银行总部都在北京。后来，由于很多原因，选择了上海。 原因之一，就是当时上海市市长朱镕基筹划开发浦东，开发预算是几千亿，对于解放以来收入大部分上交中央的上海而言，这简直就是天文数字。 “联办”的宫著铭向朱市长写信建议说：要想开发浦东，就要借全国的钱。当时，银行资金流动限得很死，要搞个股票交易所才行。 他用简单朴实的语言向朱镕基介绍了资本市场，引起了朱镕基的重视，并表示同意。问题是，要建股票交易所，上哪儿找懂行的人呢？“联办”理事长经叔平告诉朱镕基：“我们这儿有拨年轻人，就是搞证券交易所的。”朱镕基很爽快地说，“好啊，那把他们请来，我给他们解决户口问题。” 1990年初，“联办”就投入到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筹办中。建立股票交易所是一个系统工程，涉及法律、会计、投资人、交易场所的选择。好在即使在当时的背景下，也没有人给这个工程设限。 上海市政府决定，筹建上海股票交易所的三人小组成立，他们分别是上海交通银行董事长李祥瑞、上海人行行长龚浩成、上海体改办主任贺镐圣。而后三人小组给朱市长的报告中，建议成立上海证券交易所筹备小组，上海人行的王定甫任组长，联办的章知方为副组长，我还清楚地记得，在报告中，三人小组建议，由上海市牵头，请“联办”的同志协助，朱市长还专门把协助两字划掉，改成合作。 1990年12月1日和1990年12月19日，深圳证券交易所和上海证券交易所分别举行开业典礼。 在帮助上海、深圳筹建交易所的空余时间里，“联办”又以美国NASDAQ计算机联网交易为蓝本，设计建立了“STAQ”（证券交易自动报价系统）。该系统于1990年4月25日向国家体改委提交报告，当年11月就实现了国内六个城市18家公司通信联网。 1990年年底，以上海证券交易所、深圳证券交易所和北京“联办”申请的STAQ相继投入运营。至此，以“两所一网”为标志，中国证券市场就此建立起来。 现在回过头去看，当时对证券市场的制度安排大方向是对的。另外，对于中国改革而言，资本市场的创立突破了“摸着石头过河”的模式，它遵循“拿来主义”，借鉴了国外成熟市场的经验，起点很高。“白皮书”关于资本市场结构的设想，现在基本上都实现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