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四月一日愚人节，中国股市跌到了3300点。在不到五个月的时间里，中国股市跌幅高达45%，是在衰退中痛苦挣扎的美国股市2.6倍之多。无论是中国的宏观经济面，还是中国上市公司效益的大幅提高，都无法为这场暴跌提供依据。因为他已超出了正常波动和理性之外。人们恐慌、人们迷茫、人们彷徨。
值此股市发展的关键时刻，愚人节出版的《财经》杂志刊登了主编胡舒立《何必讳言不救市》的文章，副标题是：股市不应救，不能救，亦不必救。文中三个观点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
其一，“中国证监会一位高层人士先是坦然表示，监管层不会扮演‘救市角色’；次日却又紧急否认，坚称从未说过‘不救市’，并指责‘记者瞎写’。”言外之意是对那位高层人士改口极为不满。“该不该救市”且放在一边不说，事实是：无论是证监会新闻处还是媒体界的朋友都说，那真的不是老范“原说”，而是“揣摩”，人家明明没说，偏要写一篇《何必讳言不救市》的假说，这就是胡舒立的风格。
其二，对美国次贷危机以来，美国政府一系列的救市政策，胡主编竟说“不是针对股市的，就不是救市政策”。这是常识问题，不值得批驳。问题是，胡文竟大批“有些媒体冠之以‘救市’已是轻率，倘市场专业人士乃至监管者悬想其‘救市主’动机，夸大其效果，就是纯粹的指鹿为马了。”当然这里的媒体首先是美国的媒体了。滑天下之大稽。美国次贷危机以来，美联储以短期贷款拍卖方式向金融系统提供2000亿美元，再向摩根大通提供300亿美金收购贝尔斯登以及联邦政府和各州政府采取的一系列降息、减税的救市政策，不是救市又是什么呢？请你编出个不是“指鹿为马”的词来。
其三，对中国股市的用词更是尖酸刻薄。在此，谨把该文倒数第一段一字不漏地抄录如下：“当前，‘救市说’肆无忌惮，传言四起，相当一部分引领者其实都是浸淫市场多年的老手，对于所谓救市的后果心知肚明。其之所以用‘亿万股民利益’和‘影响宏观经济运行’要挟救市，热衷传言，无非是企图在行情短期波动中渔一己之私利。管理层对此应洞悉，广大投资者亦当高度警觉、冷静待之。”此段中关于“‘救市说’者中相当一部分引领者其实都是‘浸淫’市场的多年老手”给我留下尤为深刻的印象。如果说这是流氓的语言，那是我一人之偏见；如果说这是下流语言，我想除一人之外，没有人不赞成。其实，你可以把这些“浸淫市场的多年老手”的名单一一列出来，然后登在《财经》上，既可把救市的人打倒，又可给《财经》找卖点，当然，在列之前，最好先听一听《财经》的主办单位――中国证券市场研究设计中心（联办）的领导的意见。
二
如果说上述是对这篇文章的意气感言的话，那么我们今天还要从理性的角度进行反思，为什么市场期盼的政策信号迟迟发不出来？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用错了救市这个词，而很多人还没有意识到，陷在“救市还是不救市”的错误命题之中。
尽管在一个国家经济和股市的危急时刻，几乎没有哪一个国家的政府不出来救市。1997年亚洲金融风波，香港政府在中国政府的支持下直接下场狙击海外金融大鳄是救市，今天美国的一系列动作也是救市，危急时刻，“君子不食嗟来之食”，用在个人身上是君子，用在国家身上那是伪君子。
问题在于，目前面对深沪股市的暴跌，到底是正常的、是好事？还是已经出现了危机，这场危机将直接连带中国经济的危机？在理论上还没有论证清楚，使得领导看不准。相当一批经济学家、外国投行人士和媒体认为这是正常的，他们也是那批在2001年认为2230点是不正常的，而1000点是正常的人；今天，他们也同样认为4000点是不正常的，只有到2500点以下才是正常的。而认为中国大陆的股市越低越理性、越低越正常的观点又直接导致我们的决策之手今天的怕涨不怕跌。
如果现在的股市发生了危机这一观点已获得共识，那我们的决策部门无疑也将会像美国和香港政府那样出手，但如果现在的波动是抑制了投机，是好事，保证了今年从紧的货币政策对通货膨胀的抑制，保证了今年八月奥运的顺利召开，那为什么要救市呢？救市只满足了那些赚钱不说话，赔钱就让政府救市的投资小人，更何况这样救来救去，政策市何时是了呢。
所以，我们今天要正视的是：美国的救市不一定对，但对美国经济的判断出现了危机则是事实。而中国的经济现在没有出现危机，就像许小年所说，“没有危机，何来救市？”但问题是中国的股市是否出现了危机？这样危机会连带中国的经济危机，就像我国2001年至2005年那场股市危机连带金融系统危机一样，它逼得我们不得不在商业银行海外上市和股权分置改革上“背水一战，只能成功，不能失败”。如果再发生第二次推倒重来，那我们就太被动了。
双方争论的焦点是中国股市的这次暴跌是正常的？还是非正常的？我们认为这种暴跌是不正常的，必须尽快扭转，而扭转的办法并不需要像美国政府那样去救市，只要把去年5.30打压股市过快增长形成的两个政策即调整印花税的行政手段和加速扩容的市场手段重新调整一下即可，因为现在恐惧股市变为疯牛的前提已经不存在了，这些行政和非行政的政策手段的使命已经完成了。
以印花税为例，如果是从双边改成单边征收还有救市嫌疑，但如果说我们把它恢复到去年5.30之前则有充分的理由：其一，那时股市是快牛，现在已变成快熊，作用已发挥，应当调回去。其二，印花税的收入连续两年超过上市公司分红的收入，极不正常。其三，中国的印花税是世界各国股市最高的国家，把他调下来，无论是和国际比较还是和国情比较，无可厚非。显然，这一政策根本就不是救市，而是把去年抑制股市突然提起的印花税率恢复到抑制之前。
其次，大家提出要控制今年的融资规模和节奏，也是因为去年股市涨得过高过快，监管部门不得不采用了加大IPO融资、上市公司再融资、海归股回归等一系列让股市从快牛变慢牛的政策。但现在市场已不是慢牛的问题，而是变成了快熊的问题，我们让平安保险这样过大过快的融资节奏慢下来，这叫救市吗？这充其量只能叫不再用政策控制的经济手段压制股市了。
显然，无论从调回印花税到去年5.30的水平，还是把去年以来制定的通过加速扩容、抑制过快上涨的政策调整为放慢扩容的规模和速度，以让暴跌的股市休养生息，这要么叫审时度势，要么叫纠偏，绝谈不上救市。正因如此，我的一系列文章从未用过救市这个词，我也不止一次地在研讨会中纠正这个词的用法。但我还是被划到了“救市派”的一边。
然而，这个时期大量使用了救市语言，“没有危机，何来救市？”“这种下跌，纯属正常。”“赔钱就让政府来救，何时是了？”再加上“浸淫市场多年的老手”兴风作浪，哪一位领导愿意背上政策市的骂名呢？
三
记得2001年下半年，当由海外顾问给我们提出的“用市价减持国家股挤压股市泡沫，筹集社保基金”的主张被采纳后，加上查银行违规资金入市的导火索，股市在短短的三个月内下跌了35%。面对市场的暴跌，2001年10月，中央果断叫停不当的国家股按市价减持政策后，许小年认为“叫停是政府干预市场，政府将失去信誉，一旦人们认识到，政府会在压力下屈服，不管是合理的还是不合理的，他们今后就不会认真看待政府的政策”（见许小年2001年10月20日《证券市场周刊》）。当时的背景和今天非常相似。面对股市高涨，西方哪个国家有用市价减持国家股和抽查银行违规资金入市来挤压股市泡沫的？又有哪个国家一夜之间用大幅度提升印花税200%来挤压股市泡沫呢？在这些问题上，是先有挤压股市泡沫的行政手段在先，还是无缘无故地在股市正常下跌就让政府来救市，是必须要分清楚的。
中国的股民投资人是通情达理的，看一看大家提的各种措施，说来说去不就是把印花税恢复到5.30之前和现在股市已跌下来，尽快宣布一下将降低融资规模和节奏，让股市休养生息，让人们有信心。“欲将取之，必先予之”，让股民为国家做更多的贡献吗？迄今为止有人提让中国政府像美国政府那样投入大量的金钱、降息和美国式的减税来救市吗？
显然，救市这个词是不恰当的，被一些人扣上了各种各样的帽子，让我们的高层领导无法明确是非，甚至越来越乱。
四
2001年以来，中国股市的跌宕起伏始终与对股市如何发展的理论之争相伴随。显然，这样的辩论已远远超出文人的学术之争，而是中国股市发展的路径之争，是中国经济改革和开放在推进了30年之后能否借助一个强大的资本市场在产权和金融两个领域再创辉煌并借助美国经济衰退实现中国经济崛起的发展之争。
其实，从2001年以来，每到关键时刻，多空双方的阵营泾渭分明。许小年前几天面对媒体曾经说过，“2001年10月叫停市价减持国家股的政策后，股市止跌了吗？”我要回答的是：“是没止跌，那是因为我们以对价为基础的股权分置改革晚到了三年。”我倒要问的是：“为什么股权分置改革后，中国资本市场一下就从漫漫熊途中走了出来？那四年的股灾给中国的国民经济带来了多大的危害？给中国的股市带来了多大的危害？市价减持变对价改革，一字之差，天壤之别。中国股市才赢来了春天。”然而，这个春天又要离开我们了，我们再也不能忽视对资本市场话语权的争夺了。因为同样的基本面，即天还是那个天，地还是那个地，中国经济始终快速成长，股市却是不同的结局，令人深思啊。
我们可以看一看《财经》杂志从2001年以来的表现。在市价减持国家股还是对价推进股权分置改革上，《财经》杂志始终站在照搬照抄的规范派一边，对推倒重来和股市赌场论大褒，对实事求是的国情派和股权分置改革大贬，无论是2001年下半年对国家股减持的争论，还是对2005年下半年对价的股权分置改革的评论，《财经》杂志都是立场坚定、旗帜鲜明地站在那些蔑视中国改革过于强调国情的海归、海外一边，成为这一派学者最重要的理论和宣传阵地。
今天，中国股市又到了关键时刻，理论界对“中国股市何去何从”“唱多还是唱空”两种观点的尖锐对立，以及经济学家的理论对上可影响决策者之手，对下则通过媒体可影响投资人之手的特殊地位，昨天中央电视台二套《对话》栏目组给我打电话，说希望股市多空双方展开一场讨论，由《对话》节目组织，并十二分诚挚地邀请我能参加。我对他们的回答有两个，一是我希望由陈伟鸿来主持，二是只要许小年、胡舒立、谢国忠三个当中一个能来，我就参加，最好是三个一起来。我认为大家展开一次公开的讨论是可以的，特别是《对话》这样的节目来组织。
其实，前几天应搜狐网之邀，希望我和谢国忠先生搞一次讨论，但被小谢拒绝了。在此，我想重新提出以下几个论题，大家进行讨论。
一、美国经济的衰退，对中国经济和中国股市是机遇还是灾难？
二、如何看待中国的股权分置改革和4000点的中国股市？
三、经济衰退中的美国股市及上市公司与经济高速增长中的中国股市及上市公司的价值评判标准是否同一？
四、如何看待美国政府的救市和中国政府的不救市？
五、如何看待港币与美元挂钩，而经济与股市则主要靠大陆支撑的香港，紧随美国经济衰退被外国投行直接操控且不断走低的H股拖带大陆A股不断下行的走势？
当然，如果另一方的朋友有更好的题目，我也愿接受。
五、后记
将此文定为《财经杂志 悠着点》其实是早在五年以前我就写了一篇这样题目的文章。事后，我先把这篇文章寄给了胡舒立主编，希望能在《财经》杂志上发表，但被婉言拒绝了。随后我听说，《21世纪经济报道》这份报纸有魄力，准备把删减后的稿子在那发表，结果也未果。事后我才听说，《财经》杂志在北大办了个基金，奖励最优秀的财经记者，财经记者要想获这个奖，那当然不能得罪《财经》杂志。令人尊敬的胡主编已是中国财经界的女杰，除了我这样一把年纪也没什么发展前途的人，谁又得罪得起呢？好在现在有了网络和博客，没人给我发，我自己给我自己发。
既然说就说个彻底，既然讲就讲个痛快，让大家对中国资本市场2001年以来所走过的道路有自己独立的比较和分析。此时此刻，股市兴则国家兴，股市衰则国家衰。我们的目标只有一个，就是通过论证“崛起的中国需要怎样的股市”来让中国人抓住美国经济衰退这一历史机遇，实现从世界的制造业中心向金融服务业中心的战略转型，让中国成为一个真正的资本大国。那样做，不仅为中国全民奔小康的战略目标奠定了基础，而且是真正在美国经济衰退给世界经济带来的挑战中发挥出了中国的作用，为世界经济和美国经济的平衡做贡献。
所以此文的题目定为《财经杂志 悠着点》之一，后面还有《财经杂志 悠着点》之二，请大家原汁原味地看一下五年前写就但没人给我全文发表的《财经杂志 悠着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