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你看到一个人身陷沼泽,是伸手去拉他一把还是跟其一起陷下去?面对有人落水,是找别人去搭救还是飞身跳下去把他捞上来?这是一个问题!
去年曾经辉煌的中信证券与曾经的美国第五大投资银行贝尔斯登(The Bear Stearns Companies, Inc., NYSE: BSC)之间的关系就这样微妙。
贝尔斯登成立于1923年,总部位于纽约,是美国第五大投行。除美国本土外,在伦敦、东京、柏林、米兰、新加坡、北京等地均设有分支机构,全球员工逾万人。在美国次级债危机中,贝尔斯登遭遇严重冲击,先后遭遇旗下两只对冲基金破产、标普下调其债信评级、CEO引咎辞职、被投资者起诉等事件,伴随这一系列事件的是其股价的大幅下挫。
3月16日,摩根大通宣布将以每股2美元(总价约2.36亿美元)的价格收购贝尔斯登,这显然是买方的落井下石,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美联储还将为摩根大通的收购计划提供约300亿美元的“特殊融资”。
更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同时在去年10月19日,贝尔斯登股价在120美元左右,而就在那个时候,中信证券和贝尔斯登达成了合作意向,合作首先是换股,中信证券将以10亿美元持有一项期限长达40年的可转换信托优先证券,在此期限内可转换为贝尔斯登6%的股份,而贝尔斯登将花费10亿美元通过一个期限为6年的可转换债和为期5年的期权来获得相同比例的中信证券股份。
中信证券与贝尔斯登的交叉持股计划,对于中信证券有较高的战略价值,对贝尔斯登也具有短期内的正面作用。贝尔斯登在中国的业务非常有限。也有人清醒地认识到,贝尔斯登很可能仿效黑石公司邀请中国参股的方法,既拓展中国业务,又借助“中国卖点”扭转市场对自己的信任危机。
当然,次级债危机所影响到的绝对不仅仅贝尔斯登这一家,市场传言最有可能步贝尔斯登后尘的国际金融机构中,首当其冲的就是享有盛名的瑞士联合银行和雷曼兄弟公司,此外欧洲投资银行也是人人自危。当然那些银行都跟我们相距很远,今天说的主要是中信证券与贝尔斯登之间的关系。
首先从政府主导方面看。
客观情况是,其实美国的市场是一直开放的,是给钱就让进入的,政府更愿意尊重企业与市场的选择,假如不会对国家安全造成隐患,一般情况下都不会轻易阻挠企业间的联姻请求。特别是在经济出现明显的衰退迹象,次级债已经成为引发新一轮经济危机的难以控制的因素的前提下。相反中国市场是有严格的准入门槛的,而且这把钥匙是掌握在政府的手中的,得到了钥匙就相当于得到了尚方宝剑。
美国政府发话,未必可以做到令行禁止,但中国政府的一举一动都关系到整个国家和民族的发展方向与整个民族的利益。同时,中国正在经历前所未有的高速增长,并将经济从偏快转向过热的控制中。宏观经济调控成为主旋律。
从战略方向与含金量的角度分析美国对华的谈判策略。显而易见的是,美国首先是把对华开放金融领域作为跟中国战略对话的筹码,并实施从汇率到贸易、从不动产到金融、从创意文化到意识形态等全方位的入侵。
我们可以把金融开放理解为中美战略对话中,美方打出的一张牌,至少表明了美方“欢迎”中国金融机构进入美国市场参与自由竞争的“态度”。华尔街的金融机构就一直向亚洲和中东投资者暗送秋波,希望以此来填补他们因为次贷相关损失和信用危机而导致的资产减值。也许美国确实出让了在自由竞争的资本市场上的竞争名额。
但这两者之间政府态度对市场的含金量本来就不可同日而语。
另一角度是实现的策略与战术分析。美国财长保尔森每每访华,都不忘呼吁中国资本市场的开放。在他看来,中国资本市场还不能代表中国的经济,资本市场改革取得的成就还远落后于其他领域。并美其名曰,要使更多的中国人分享经济发展成果,使中国经济超越制造业出口的增长模式,资本市场是关键。保尔森最突出的观点就是,中国资本市场越早开放引入竞争,就能越快建立起中国应当有的成熟资本市场。
尽管如此,在这宗交易中,美国财政部的海外投资委员会要率先审查贝尔斯登呈交的相关文件,确定这宗交易是否危及国家安全。而贝尔斯登则必须说明这一投资对股东的影响,并提供中信证券的特定资料。并在此基础上决定是否批准这项交易。
这就是美国的政府态度,有种预遮还羞的倾向,明明出售的是垃圾,却还要故意抬高门槛,吊足你的胃口与期待之后,再以宝贝的价格卖给你。
其次从媒体和专家的角度分析。
在中国公司大张旗鼓到美国投资的案例中,惨淡收场的并非仅此一次。给人感触最深的当属中国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China Investment Corp.) 去年6月份上市前对黑石集团(Blackstone Group)的投资。这宗投资恰好发生在美国股市见顶前夕,在此之后美国信用市场便因为次级抵押贷款危机而深陷泥潭。去年12月,中投公司斥资50亿美元购入摩根士丹利(Morgan Stanley)的9.9%股份。所幸的是中国国家开发银行 (China Development Bank)对花旗集团(Citigroup Inc.)的投资被否决。
任何事件的始终,媒体与专家们却纷纷表示对这起交易的赞赏与期待。
在中信证券与贝尔斯登事件吵吵得最热闹的时候,专家纷纷通过媒体发表对此交易的乐观情绪。2007年10月25日《金融时报》的记者徐绍峰表示,既然中国资本市场对外开放在“友邦人士”看来是大势所趋,且势在必行,那么,要让对外开放变成对等开放,而不是只符合少数国家利益的开放,就必须在开放前先培养一批真正有竞争力、可以纵横驰骋于世界金融市场的民族券商。
比如“北美大型投行,说到底也就那么几家,签一家就少一家了”。美国耶鲁大学金融教授陈志武说“中信现在入股贝尔斯通可能会比较划算。之所以是中信来入股,和中国外汇过剩的大背景有很大的关系。中国的外汇储备有很多,如果只投资美国或其他国家的债券,长远来看是很不合算的”。更有专家说,中信集团这次能有机会与贝尔斯登交叉持股,是捡了个大便宜的。
最终,贝尔斯登面临被廉价收购的境地,价格仅为每股2美元,即使是不被摩根大通收购,3月14日,贝尔斯登都达到了每股30美元。再回头看金融学家与经济学家们的言论!
——无地自容啊!
专家与媒体对热门事件的狂热追捧,自然是各有所需的。专家是为了树立形象,媒体是为了吸引读者的关注。但回头看任何事情,往往会认识到决策的荒谬。当然,没有任何人可以准确预见到股价走势,更无法探究到“次级债”对国际的影响。
虽然如此,专家说话是需要谨慎的,因为你的每句话都可能产生误导。而媒体说话更加需要谨慎,因为从其职责与特殊性而言,说任何事后证明不负责任的话,都可能会将那种误导难以控制地扩散。
毕竟中信证券也好,中投公司也好,花的都是中国老百姓的钱。
那些所谓的经济学家当初的评论,大体是受资本与政策的导向指引,为了自己的位子与帽子而说话,更没有预料到“次级债”对全球的影响力,当然也没有想到A股大盘在刚刚过去的一个季度内的跌跌不休。
2008年第一季度的大盘下跌,从某种意义上是金融板块带动的,更与一月份罗杰斯在CCTV《对话》节目中接受专访的时候表明的态度脱不了干系,这已经在以前的2月27日题为《从认赌服输到开设赌场——分析浦发理财零收益》文章中有深入说明。
但大盘的缩水也使得中信证券的股价缩水一半。所谓塞翁失马,焉知非福。也许这才是挽救了中信证券没有被拖下水的核心力量。
而在这前后是QDII在国际市场上纷纷铩羽而归的战绩,但中国以庞大的外汇储备和广大散户股民的钱那是“次级债”之后的“烂摊子”,这对中国的企业,对中国的广大股民,对民族利益保障,公平吗?
第三是对贝尔斯登企业的分析。
贝尔斯登在美国债券与抵押贷款市场上有特殊的领导地位,为中小型券商提供担保和清算服务。可以说是次级债被牵连得最严重的公司。中信无疑是其在陷入沼泽时拼命要抓住的一根稻草,或者是在溺水过程中被本能地死命往下拉或者按的人。
我们很难想象,中信与贝尔斯登的交叉持股交易成功之后,中信证券是被牵连进去而成为一个垫背的,还是成为见义勇为的英雄,不知道那个时候,中信证券是否成为中美战略对话中的英雄与楷模。那只会把美国的“次级债”风险很大程度地引入中国,将洋垃圾作为宝贝引进中国。
这一点已经从这次交易对贝尔斯登的影响清晰地看到了。
在中信证券宣布伊始就推动贝尔斯登的股价上扬。“来自中信证券10亿美元投资,将适度地改善贝尔斯登的资本和流动性状况。”来自雷曼兄弟的股票策略师Roger A. Freeman在报告中写道,双方各占50%股权的在香港成立的合资公司能帮助贝尔斯登,在经济高速增长的亚洲市场加快扩张步伐,在地理上促进营业收入多元化。
3月18日中信证券发布表示“鉴于贝尔斯登将由摩根大通以换股方式进行全面收购,中信证券同贝尔斯登之间的战略合作计划失去了基础与前提,决定终止双方拟议中的相互投资和业务合作计划”的公告之后,贝尔斯登的股价当即持续下跌。
而贝尔斯登的被摩根大通收购对中信证券,对中信证券而言,虽然耽误了半年的时间,但也并非什么坏事,毕竟是拣回了一条命!
或许贝尔斯登与中信证券都仅仅是奉政府指令的“父母之命”罢了,综合而言,在从面对压力调整为“一揽子货币计划”当初,美方在就已经胜了三筹:
首先中国的贸易顺差与天文数字的外汇储备已经受到了国际列强的“同仇敌忾”,因而使得以美国为首的“列强”们在舆论上有优势;其次,中国得到了WTO与奥运会双重机会,市场开放是国际性的趋势,中国不能走回头路;第三,中国的领袖们、中国企业们与中国人(当然也包括本人自己)都有好大喜功的倾向;这是人性,难以违抗。
而通过如此理性的分析之后,在两个月之后的第四次中美战略对话以及将来中国对列强们的谈判让步过程中,假如能够多些收敛少些纵容,则又会避免许多不必要的损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