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列专题:创业板上市
日前,著名经济学家巴曙松《激励创业活力:资本市场的关键功能》一文从资本市场的角度对即将推出的创业板分析已经比较透彻。巴曙松认为,中国的资本市场基本上还是投资功能、筹资功能。创业板主要服务于“两高、五新”企业,即高科技、高成长、新经济、新服务、新能源、新材料和新农业等企业。旨在鼓励创新,为需要资金的中小企业融资进行创新。尤其在从紧的货币政策的今天,中小型企业融资难的问题变得更加突出。创业板的推出无疑可以缓解这种压力;无疑有助于落实党的十七大确立了提高自主创新能力、推动我国国民经济向创新型经济转型的发展战略。但推出创业板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的问题。有效解决这一问题仍需扎实做好以下几项。
创业板:可直接践行“市值管理”新主张 北京大学金融与证券研究中心主任曹凤歧教授说:我觉得市值管理最核心的还是搞好内部管理,搞好企业内在的价值。实际上真实的市值反映是企业真实内在的价值反映。如何搞好企业的核心竞争力,企业的创新能力,当然还要企业的法人治理结构,企业的管理。只有把这些都搞好了,你的企业的价值才真正的上去,然后市场才认同,股东认同,投资者才能认同,这是你真实的价格。 相对于市场上的投机资金来说。创业板公司的流通盘都很小,股价很容易被操纵;而且,创业板公司往往缺少业绩的支撑,而是以成长性见长,所以这些公司没有市盈率而只有“市梦率”。也正因如此,创业板也将有可能成为市场投机资金的“天堂”。皮海洲说。资本市场的确呈现出大量的信息不对称现象。因为,投资者不可能完全走进上市公司,准确、及时地了解其运营环境、经营业绩和发展前景,导致上市公司创造的投资价值难以被充分发现。因此,向市场披露公司价值,最大限度地消除信息不对称,争取投资者对公司价值的认同,是实现公司价值最大化的要求和途径。市值管理对企业的好处,在于期望将管理者的决策重点放在价值的驱动因素上,将远景总体目标、分析技巧及管理程序协调起来。 市值时代,需要一种将客户、股东、员工乃至社会的持续的、长远的回报做为核心目标管理起来的更高一级的管理体系和管理标准。如何达成这一目标呢?需要一套精准的帮助组织批量的发现价值,并将价值对称到组织经营的各个层面和环节的管理体系。它以人类社会的价值代码为管理主轴,彻底突破价值管理在价值发掘、价值创造、价值互动的一系列管理和操作瓶颈。并通过涵盖组织备力、创新力、营销力、销售力的软件来实现可监测、预报价值趋势,可动态管理价值互动、价值创造的管理。让股东可以看到清晰的价值趋势报表。(这有别于传统的财务季报、年报、模糊的公告说明,这些传统报表、公告只能对企业以前的价值实现进行判断,对该企业在目标市场中未满足的价值潜量无法预见和追踪。)可以向股东提供清晰的价值潜量、当前满足状况、未来待满足价值及满足趋势。企业应该能充分体现出对内外部环境的驾驭能力,对股东、客户、社会的价值转换为市值的对称能力。软资的执行官朱世晋认为。 股价真的不是越高就好。要符合其合理驱动价格。太高了,一定是有人短线攫取企业价值。你想啊,吹的太大了,等真相暴露后,一个知名品牌可能就迅速江河日下了。市值管理并不是股价管理,更不是操纵市场,而是市值与价值的匹配。市值管理是公司经营哲学和经营理念的深刻转型,这个转型的核心内容是企业经营的目标从利润最大化向企业价值最大化过渡。这种转型,将引发整个市场上的投资者行为趋于理性。业界专家一致认为应该回归到企业内在价值的创造这一本源,才是提升公司市值的正途。 市值管理的提出为“市值时代”带来了光明的方向,但方向只是希望。价值管理因缺乏统一标准,价值模型不是引入第三方中立专业机构制订,因此其中的数值可以被有关人员操控。这就带来很大漏洞,导致一些管理层为个人私利“欺骗”股东的事情发生。管理层会用价值模型逃避短期收益的实现,并操作股价,套取现金。这导致投资者和股东的长远价值被恶意稀释。波音和施乐公司的教训正是管理层恶意运用没有标准的价值模型谋取个人财富的典型案例。市值时代,需要一种将客户、股东、员工乃至社会的持续的、长远的回报做为核心目标管理起来的更高一级的管理体系和管理标准。 另外,笔者认为在创业板开业之初,首批上市公司不宜过多(适当注重行业分布,区隔较大的潜力企业,同质化不要过多,这样增值可能较大。投资者也会关注多些)。在市场趋于完善后,合理擢选部分优质公司上市;“创业板”应积极加大“信息披露”、“投资者关系管理”、“价值管理”等规则和理念的宣传力度。财经媒介关口要把握好。在完善市值管理体系基础上,积极挖掘真正有价值且具高成长型、创新型的中小企业进入市场,防止和杜绝垃圾企业混入市场。创业板上市公司股本不必高于3000万(再高也没有什么用)。盈利不必规定太死(现金流并不是衡量一个企业的成长力的主因)。但就目前传出的信息看,创业板市场中发行人需要符合最近两个年度净利润均为正,且累计不低于1000万元,或最近一个会计年度净利润为正中的任一条,才符合上市条件。这种就上市质量的实质性审核可能并不利于创业板市场对创业型企业孵化培育功能的有效发挥。事实上许多有潜质的高科技等创业型公司大都是处于盈利能力尚未显现、甚至存在亏损的阶段。股票投资的本质在于未来业绩增长与公司成长性,因此根本还在于公司的估值,,在完善无形资产的评估体系上要多动脑筋。缺乏有效的上市资源筛选功能,将不利于创业板市场孵化功能的有效发挥;不能以现在效益看是否上市。笔者呼吁价值管理应成为上市标准。未来的价值未来的收益才是投资机会。企业忽略了未来赢利能力,去赚每年的一千万,小企业更没有精力做大了,上市就是集资做大价值的,不是分这一千万的。因此,创业板的开通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就是遴选“真正的蓝筹股”的过程。依靠知识改进流程、改善管理,让无形资产转化为有形收入,提高获利能力才是市值时代的做法。近日从券商投行人士处获悉,关于创业板上市发行办法征求意见稿的最新版本已出炉,原本的发行条件两套标准变成了三套标准,企业只要达到其中的任何一套标准,就可以申请上市。调整后的创业板上市门槛更低。据悉,新方案第一套标准跟此前公布的标准相同,要求企业连续两年盈利且累计不低于一千万元,第二套标准为最近一年赢利且净利润不低于300万元;营业收入不低于3000万元,且比上一年同期增速不低于30%;净资产不少于2000万元,无形资产占净资产的比重不高于40%。第三套标准的财务门槛更低,要求企业是科技部认定的创新型企业,只要求赢利但没有数额要求,净资产的规定也由2000万元下降为1500万元,无形资产占净资产的比重则为不高于50%。
创业版:直接刺激中小企业加强软实力 企业界的领袖人物现在谈论最多的不是资本,而是管理。他们是柳传志、张瑞敏、王石、牛根生。牛根生带领蒙牛高层团队十几人去日本考察了11天,拜访了丰田、本田、朝日、花王等大企业,“晚上回宾馆,一想起人家管理的精细程度,就睡不着觉”。信息革命带来的管理挑战,是张瑞敏近年来一直在思考的一个问题。“台风来了,猪都会飞”,我们过去这30年的成功,到底是靠中国机遇还是靠自己管理的真功夫?过去的企业文化和流程是不是已经制约了未来的发展?中国企业,根本上看,还是游击队,海尔不过是“大游击队”。 就在前几天,微软(中国)有限公司董事长张亚勤先生出席了一个论坛,他在演讲中这样说到:在很多方面,软实力和硬实力同样重要。如果把它影射到企业当中,有四个方面:首先是创新的领域,第二是管理的机制,第三是企业文化,第四是品牌的声誉。还有就是辐射和放大的效应。作为一个企业,不仅要使自己在做产品,在创新,而且重要的是能不能有一个生态链,能不能对别的企业造成可依赖性。这个是衡量企业软实力的很重要的一个参数。他还认为创新有三个特征分别是多元性、快速性和全球性。 多元性是指创新不仅仅是技术的发明和创新,还包括管理、文化、流程和商业模式的创新。一个企业可以把各个方面,各种创新的因素结合起来,来提高自己的核心竞争力,这是在熊彼特意义下的创新。在生产过程当中引入新的参数,使得你的企业有更强的竞争力,甚至有的时候是毁坏性的,自我否定性的创新。 第二是快速性。创新的周期越来越短,当快速、突变的创新来临的时候,企业该怎样去应对。对于一个国家,对于一个企业,或是对于个人来说,都要回答这样的问题。在这个变化当中,经常会有一些企业会消失,个人会失业,新的企业会产生,会产生新的企业领袖。 第三方面是最重要的,是全球性。一方面,中国的企业要全球化,走出国门,在海外取得成功;而另一个方面,跨国企业也在全球整合自己的资源。这个资源包括市场的资源,技术的资源,也有人才的资源。这个趋势使跨国企业不仅仅在中国做了很多的市场投入,不仅把中国看成最大的潜在市场,它们也把越来越多的研发中心放在中国,把中国变成一个巨大的研发基地。十七大会议上提到的自主创新十分重要,阐述了自主创新的本身是一个开放的概念。自主创新不是自我创新,封闭性的创新,是一个开放性的、合作的、在全球化大背景下的创新。我觉得全球化是一个大的趋势。微软、诺基亚、AMD……这样的跨国公司有很多的相同之处,都在努力使企业中国化,把全球化的企业融入中国的文化和中国的企业当中,共同发展、谋求共赢。 与此同时张瑞敏在接受《北大商业评论》胡泳(《北大商业评论》副主编)采访时谈到:历史上任何一次管理创新一样,信息化革命的成果将产生一条管理流水线,而这条管理流水线将彻底打破传统意义上的企业以“管理人”为对象的管理模式,转向“管理流程”的管理模式上去。他进一步解释说:“把流程管理对了,所有人在流程上进行有序的工作,换句话说,所有的流程给所有人提供了良好的空间,能够发挥他的作用,体现他的价值。” 海尔把这条流水线概括为“卓越运营”,以卓越运营的流程创新作为企业定位,这就是组织再造的准则:建立端到端的卓越运营流程。端到端,就是从目标到目标,从客户到客户。组织再造必须以“目标和业绩”为导向,这一点切合了德鲁克在《管理:使命、责任、实务》一书中关于“绩效精神”的观点,他说:“组织的重点必须放在机会上,而不是放在问题上。如果组织把精力放在出成果的地方——即放在机会上,那么就会有兴奋感、冲动感。”组织的目标在于使平凡的人有能力从事不平凡的工作。归根到底,组织的构成是人,组织是由人创造、设计;人通过组织做事,组织塑造人的性格,所以人的再造是关键的一环。组织再造的目的就是最大限度地解放生产力,最大限度地提高人的工作效率。 事实上:1996年4月,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召开会议,讨论他们认为正在显现出来的问题,一种新型的公司正逐渐进入证券市场,这类新型公司以那些智力资本(无形资产)作为他们的主要资产,与有形资产不同,智力资本是不可见、他不能用来衡量或者报告。但SEC关注的是这类公司中大多数的交易价格远远超过他们的有形资产的价值。比如:微软、和后来的GOOGLE等。 在当今的后工业经济环境中,技术和知识型企业正以惊人的速度取代传统制造企业。但是随着有形资产让位于无形的,以信息和知识为核心的资产,大多数企业对自己的智力资本以及其对企业的作用仍然知之甚少!当前社会投资的重点在于信息领域的发展,而非物质资产的改进。的确,信息正成为社会的一项资产,信息既是创新流程的输入又是创新流程的产出。它鼓励我们去寻找新的范式和新的管理模式,它要求我们形成一个普遍的智力资本世界观。并理解这对社会和企业的重要性。他进一步强调了形成与新范式相一致的一套语言,术语和定义的必要性。这就允许我们使用统一的语言。 这种价值创造的创新观还认为,对大公司而言,建立在人力导向型流程基础上的系统解决方案正变的越来越重要。当前在小企业或者创业型企业内部盛行的个人壁垒式的创新模式,必须让位于大集团或者企业的橄榄式团队与协作创新模式,必须开发出一个更好的价值萃取流程,以创造利润,来资助人力资源管理的新方法和新系统。 这一观点意味着我们必须开发出更好的新方法来处理技术诀窍和那些没有固化的或者未成文的,难懂的知识或者学问,让他们为其它一些无法固化的创新带来生机。尽管我们已经开发出成熟的知识,用于系统地从公司创新者的固化资产中萃取价值,但我们还未掌握如何从未固化的资产,特别是技术诀窍中提取价值。 创业板需要国家金融、民间金融多方协助 在以国有商业银行为主体的银行体系中,初创企业融资除了受到“重大轻小”的“规模歧视”外,还要受到“重公轻私”的“所有制歧视”。据调查,中关村科技园区7200家具备一定规模的企业,至少有280亿元人民币的资金需求缺口,90%的中小科技型企业长期处于资金极度短缺之中。二是有效规避创业风险的机制不健全。创业投资是分散和规避风险的有效渠道,但是中国的创业投资发展仍然相对滞后。从总体规模上看,美国创业投资占GDP的比重为1%,而2006年中国创业投资仅占GDP的0.025%。从结构上看,发达国家的天使投资总额与一般创业投资相当,2006年中国种子期投资仅占境内创业投资额总量的17%。创业投资的滞后发展,既不能为创业企业提供足够的融资支持,也不能充分发挥其分散风险的制度功能。三是创业扶持对象局限少数群体,普遍性不强。政府给予科技人群和弱势人群创业以融资倾斜和税收优惠,但对一般人群的扶持力度较弱;对高技术创业高度重视,但对低技术行业创业活动的支持不够,不利于创业活动的普遍开展。四是创业服务体系不完善,创业成本较高。根据2005年哈佛大学、耶鲁大学和世界银行对85个国家和地区创业环境的调查:从注册一家公司到开业平均所必经的审批时间,加拿大需2天,中国内地则需闯过7道关,历时111天。注册审批费用在美国、英国、加拿大不到其人均年薪的1%,在中国内地则占到11%。五是创业教育落后,创业人才短缺。发达国家的创业教育多已贯穿从小学到大学的教育体系,而中国才刚开始在高校进行创业教育试点。调查显示,78.95%的中国学生希望能创业,但仅47.22%的大学生参加过有关创业的活动。(辜胜阻:《推动中国经济迈向创业型经济》) 目前国开行已经获得一大笔钱,政府引导基金到了向外释放的时候,完全可以利用乘数效应放大资本金的原理扶持民族资本在中西部地区组建起各地创业投资基金体系构造;投资银行或券商专业人士、财经院校的专家教授、本土创业投资研究机构、各级政府高科技园区、创业孵化园应紧密配合国家完成中国创业投资体系建造。国家发改委应该尽快建立创投企业的科学评价体系,帮助投资者甄别优秀创投管理团队;推动市场健康发展,并促进行业专业人才队伍的建设。发动港、台、以及欧美华人中投资界专业人士回国参与到中国创业投资体系建造工程中。利用合理的责权利,调动广大管理界、产业研究机构等真才实学的专业人士,进驻民资创投机构和中小企业,帮助企业突破管理瓶颈,完成企业基因改造任务,迅速提高管理水平。在学习国外先进创业投资管理思想的同时,应结合中国国情和管理实践,通过中国民资管理人的不断创新,探索出最适合中国创业板发展的路子。 此外,从民间金融机构发展到银行机构的百年的漫长历程同样告诉我们,一个国家的金融部门现代化水平并必然超前于其社会经济的发展水平。金融部门并非一定要具备“现代”和“正规”的形态。主流经济学家认为,金融部门的深化改革是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之主要动力。如果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等同于该国正规经济部门的经济增长,而金融深化的定义为创建和促进“现代”金融机构来服务正规的经济部门,但,台湾的奇迹、日本与韩国的发展经历,都强有力地证明了一国的经济发展——而非经济增长——绝不仅仅依赖于其现代金融部门的深化。相反,更多地依赖于其“传统的”、“民族的”、“民间的”金融体系。将民间金融机构当作发展正规金融部门的跳板,这才是金融深化改革全面完整的内涵。 与此同时,各国的实践也都表明:民营小企业的资本性融资,主要不是依靠公开或正式的资本市场,而是依靠非正式的资本市场和内源性的资本融资。非正式的资本融资市场在美国被称为天使融资市场。这些“天使”通常都是有管理经验的富裕人员。在中国温州,民众对风险有较大的承受能力。他们利用民间力量,大力发展创业投资。大力发展地方特色的天使市场。温州信用文化发展基础较好,商业和投资意识较强,富有阶层的天使投资活动比较活跃。另外,温州有一大批中小企业主和几十万分布于世界各地的温籍华侨,他们是潜在的天使投资者。温州人有当小老板的习惯,缺少合作精神,但是资本对财富的追求是无限的。调查显示:只要有获利机会,69.6%的企业主就会投资于其它企业。温州有50多万华侨在世界各地。他们对温州的情况比较了解,很多华侨在国内的亲戚朋友也是企业主,本来就有很大的合作可能。大多数华侨都想在国内有点投资,因此,只要有关部门给一些政策,就会使许多华侨成为民营企业的天使投资者。必须通过完善中国创业政策体系,进一步提高创业活动水平,推动中国经济迈向“创业型经济”。 天使投资+软资本理应紧密合作 天使投资(AngelCapital)是自由投资者或非正式创业投资机构对原创项目构思或小型初创企业进行的一次性的前期投资。天使投资虽是创业投资的一种,但两者有着较大差别:天使投资是一种非组织化的创业投资形式,其资金来源大多是民间资本,而非专业的创业投资商;天使投资的门槛较低,有时即便是一个创业构思,只要有发展潜力,就能获得资金,而创业投资一般对这些尚未诞生或嗷嗷待哺的“婴儿”兴趣不大。对刚刚起步的创业者来说,既吃不了银行贷款的“大米饭”,又沾不了创业投资“维生素”的光,在这种情况下,只能靠天使投资的“婴儿奶粉”来吸收营养并茁壮成长。 但是中国的天使投资所拥有的资本和实力,根本没有办法和那些海外大型创业投资公司相比。美国华平投资集团发售的第九号私募股本基金,一口气就募集了八十亿美元;这样的资本规模,即使在美国也足够超过一万项天使投资的总和。大型创业投资公司还拥有强大的投资银行优势,可以对投资项目进行迅速的包装上市;软银亚洲凭借投行优势,在投资盛大网络四千万美元之后,仅仅十四个月就顺利的在NSDQ实现上市,获得了5.6亿美元的巨额利润。正是因为天使投资和创业投资之间,在实力方面存在着天壤之别的巨大差异,因此、天使投资必须要确定适合于自身情况的投资策略。 对于天使投资者来说,只有投资于那些能够成为未来社会的主流发展趋势的创业项目,才能够实现投资收益的最大化。受到网络公司的暴富效应刺激,目前,几乎所有的经营者、投资者和创业者,都把目光盯在了能够带来短期经济利益的技术创新领域。在NSDQ上市的那些网络公司,基本上没有掌握重大的核心技术,他们更多的优势是掌握本土化的商业模式,并且借助海外创业投资公司和金融市场体系。如果,盛大掌握着重要的核心原创技术,软银根本就不可能一上市就抛售股票。虽然、技术创新优势具有重大价值,但是、技术优势并不能够保证必然的成功。为什么技术先进的美国铱星公司会破产倒闭?因为技术先进和市场需求是二个不同的概念,决定市场需求的首要因素往往不是技术,而是软环境。 1978年实行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实现了将近三十年的高速经济增长,推动中国经济增长的首要因素不是技术创新和高科技产业,而是制度创新和“世界工厂”。当今中国的民营企业,大多数属于存在严重制度缺陷的中小企业,他们处于有制度保护的国有资本和有制度优势的海外资本的双重挤压之下:在销售领域、他们受到占有垄断地位的国际资本的挤压,很多产品的销售价格只是跨国公司的最终销售价格的几分之一;在基础原材料领域,他们同样受到占有垄断地位的国有资本的挤压,国有资本在交通、能源等领域的垄断地位,大大提高了全国的经济运行成本。中国虽然有几十万亿的民间经济资源,但是因为这些缺陷,尤其是科学投资的非粗放型投资策略,大多数处于低效或者无效的运作状态。在可以预见的将来,由于中国依然存在着严重的软资本缺陷,依旧没有能力成为全球科技领域的创新中心,不可能掌握大量的原创核心技术;中国经济的主要增长动力,依旧是软资本创新所带来的经济效益。 经过改革开放30年的发展,我国民营企业已积累了大量的资本。初步估计,目前中国的民间资本已达到10万亿元人民币。这大笔的民间资本迫切需要寻找投资方向,以便在新一轮发展中抢占先机,而天使投资正是为民间资本所普遍看好的投资新领域。“国内有很多企业家个人想做并在做这个事情。”曾玉说,“谁不想缔造一个神话:当年花几十万美元就资助了一个以后的百度。这带来的回报对于投资人来说已经不仅是金钱的回报,而是准确的商业眼光,去判断和帮助一个企业的发展,这种成就感是不可比的。” 笔者认为:“天使投资+软资本”将成为中国创业投资事业发展的主要形式之一。 在中国现实经济生活中,天使投资的作用更明显。目前我国经济的发展和金融体制的改革为人们提供了更多的投资渠道。然而,比起发达国家来,我们的金融体制还需要完善。金融市场还需要进一步发展,投资渠道还需要进一步开拓。老百姓手中多余的资金除了投入风险较高的股市,就是存入银行,投资渠道单一。天使投资以及其他民间资本投融资的出现,会增加人们的投资渠道,丰富人们投资的选择性。 尤其在目前的中国,由于有经验有业绩的资金管理人员还不不多,人们没有足够的信心将自己的钱交给其他人掌管。同时,人们也没有形成这种思维习惯。在这种情况下,天使投资的确是一种可行的选择。人们自己筛选项目,根据自己的偏好,自己做出投资决策。投资后,软资本将会利用自己的专业优势积极帮助被投企业成长。 软资本是一个多项孵化服务业务的组合体,主要服务项目包括:产品研发、供应管理和规划、销售设计、商业咨询业务、技术咨询与服务业务、信息服务业务和天使投资业务等全部管理。从目前中国企业的发展状况来看,管理、营销能力、资金是制约小企业发展的主要瓶颈。其中,营销和管理能力是限制这些企业发展的最主要因素,资金其次,没有营销和管理能力,不可能有更多资金跟进。而软资本可以发现许多技术含量很高并具有良好市场前景的项目与企业,但是这些萌芽或者发展中的企业大多由于缺乏管理、咨询、资金等创业和企业壮大的必备条件,发展之路困难重重,难以实现企业规模和质量上的突破。这种情况下,软资本如果能够主动吸引实力雄厚的天使投资并与之合作,就可以促进起步企业的资金紧缺状况。 目前,许多天使投资者掌握着大量的闲置资金却找不到合适的投资对象,或者只能将资金投向微利领域,或者投资在风险极高的股票市场,并没有实现天使投资人资产的最优组合和利润最大化。对于天使投资人而言,如果能够选择与信誉良好的软资本合作,投资于那些有着广阔市场前景的高成长项目,将极大地提高其盈利的可能性和规模。同时,这也有助于加快中国天使投资行业的发展。 而且,从目前的国家政策看,软资本与天使投资融合的外部环境已基本形成。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要发挥创业投资的作用,形成促进科技创新和创业的资本运作和人才汇集机制。这表明我国政府将进一步推动天使投资在中国的发展,带动中国高新技术企业的成长,建立起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匹配的现代投资体系。科技部明确提出:坚持“支持创新、鼓励创业、优化环境、拓展功能”的总要求,突出特色化与专业化,强化技术与资金服务能力,推进“创业导师+专业孵化”的孵育模式。作为知识经济条件下的两大创业工具,软资本与天使投资在功能和性质上既有相似之处,又各具特色,优势互补。 模式的一致性。首先,软资本和天使投资在发展方向上有很强的一致性,两者都是在企业很小的时候就开始关注并培育它。软资本的核心是为在企业提供孵化服务,为创业者营造一种创业氛围。作为帮助创业企业提高成活率和成功率的服务组织,在孵化项目还处在开发阶段,即企业的种子时期,尚未形成有形和无形资产时,软资本就承担了其中的风险,给这些企业提供孵化服务直到其长大。天使投资关注的是企业的成长性。在企业创业初期,由于缺乏有效资产,银行不愿意介入,企业虽然掌握着好技术和产品,但由于缺乏资金,随时都有夭折的危险,而天使投资的介入可以帮助企业走出融资困境。从某种程度上讲,天使投资和软资本的关注点是一致的。对于天使投资而言,最重要的是培育一个企业并从它的成长中获利。 其次,软资本与天使投资都是创新型的运行模式。不论是软资本还是天使投资,它们的投资对象一般都是传统投资者和银行不愿意提供资金的技术含量高、产品新、成长快,但相对来说风险大的那些企业;它们投资的目的是获取股利或社会效益,而不是控制创业企业的所有权,因此甘愿承担各种要素投入的高风险来追求高投资回报;它们都不参与产品的研发、生产和销售等活动,而是通过提供增值服务间接扶持创业企业发展。 最后,软资本和天使投资都与创业企业是一种双赢互利的关系。不论是软资本还是天使投资人,它们的产品是成功的企业,它们的增值是通过创业企业的成长壮大来实现的。对于一个创业企业来说,它面临的最大问题就是资金和管理。不解决管理问题,资金问题永远无法到位,到位了,也会因为管理不善,走向倒闭。这对创业者来说,是创业历程的不良记录。软资本作为一个为创业者提供良好创业环境的服务型机构,通过多种多样的服务使创业者真正无后顾之忧。软资本与在孵企业是一种互动关系,软资本的成功与否是与在孵企业能否健康成长密切相关的。天使投资机构投资于一个创业企业要冒很大的风险,为了降低风险,在投入资金的同时,通过提供增值服务帮助创业企业快速成长,而这些服务又是创业企业本身欠缺并且急需的。从这点上看,软资本与天使投资在促进“小巨人”的成长上具有异曲同工之效。 国家应大力扶持本土种子资金运营商 我们提出的种子资金运营商(Seed Capital Operators 简称:SCO)性质属于盈利性机构。组建形式根据不同的情况可分为:合伙制、公司制等。是响应党中央提出的建设创新型国家的号召并结合我国民间金融的特点所开发的创新型业务。类似于创业投资基金、天使投资。不同的是业务范围、投资规模、运营形式、目标群体(三、四级城乡区域的大学毕业生、退役军人、妇女、少数民族、残疾人等相对弱势族群)。SCO的优势是可以利用其传统资源如血缘、地缘关系以最有效的节约信息成本的手段。获得必要的信息,保证金融契约的签定和执行。事实上,金融业就是一个信息行业,往外放钱的过程。实际上就是处理信息的过程,从收集信息,到分析比较信息,再到跟踪信息变化,都以信息为基础。大企业的信息比较容易获得。在县级以下的民营企业大都是小企业,创业者更是白手起家,他们不能提供完整可靠的信息,也没有贵重的抵押品,银行就很难给他们贷款。专业的SCO却能够在信息方面有优势,所以就必然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和发展的必要性。SCO主要是由地方民间资本组成的专门对处于发展早期阶段高成长、创新型企业进行投资(股权和债权形式结合),并以获得高额资本利润为目的的资本组织形态。其投资的主要领域是高成长及其产品的研究开发领域。但是,这并不能意味着SCO只投资于高科技领域,它选择的行业是与一个国家具体的发展状况相关联的。对于高度发达的美国主要集中在信息、生物工程、新材料等科技含量高的行业,而在欠发达国家,情况会不同,如在墨西哥VC业的大部分投向制造业和服务业,匈牙利风险投资最多是投向食品加工业。根据我国国情,SCO投资并不只能投向高科技行业,更不能,也没有能力投向房地产。笔者认为,不只是技术创新型企业,需要种子资金,非高科技行业的创业者在发展早期也需要种子资金的进入。 对于业务发展“又好又快”的SCO,可直接转型为创业投资机构。后可向政府创业投资引导基金提出申请,使之成为其有限合伙人。以此增强公众信任力,扩大机构的资本金。从而能够为直接收购种子期孵化的项目提供充裕的资本,达到创业版标准的直接输送到资本市场。达到场外交易市场挂牌标准的送往产权交易所。(优势:比创业投资公司直接遴选的项目保险系数大。因为他更了解创业企业的实际运行状况)。也有利于SCO在不太长的时间内,能够有所投资回报。资本退出获得投资收益。以利于创业企业更好地发展。 依国内的目前发展趋势来看,国内的“种子资金”投资是各种权益投资中最薄弱的一个链条。建设创新型国家迫切需要大力推动本土种子资金运营商的发展。在传统的正规金融体制下,只有国有资产才容易拿到银行贷款这种稀有资源。但为经济崛起创造了最主要动力的大量创业公司、民营公司就拿不到这种资源。中国目前的贷款体系是重在历史表现,企业或创业者到银行贷款时,一定要提供净资产、提供担保。哪怕当年国家投给企业的资产已经变成废铜烂铁了,堆在帐上仍然是净资产。如果企业没有净资产和抵押品,该企业就不会拿到贷款。当一个国家整体金融资源是面向历史提供资源,而不向未来提供资源的时候,这个国家的经济崛起的前景是很可怀疑的。因此,有必要进行反思。 另外,我国的私募股权基金一般由机构投资者出资,投资阶段接近中晚期。过窄的范围不利于广泛吸引社会资金。而以有限合伙的形式组建SCO可以在风险可控的条件下,考虑将个人投资者以有限合伙的方式纳入投资范围,以增加百姓投资渠道,分散银行与股市的风险。加上不断崛起的民间创业投资公司,本土私募股权基金作为一个行业,开始在中国金融界崛起,发展SCO业务势必可完善产业链体系,从种子期投资以及孵化器、专注早期投资的VC、成熟期以及后期投资的PE,到投资银行、Buy-out基金,加之日趋完善的证券市场作为股权投资最后的退出通道,产业链的完善将使得股权投资业蓬勃发展。如果我们把企业生长链按照成长期分为:初创企业、高成长期、企业上市准备期、上市公司这几个阶段,那股权投资行业同样需要相应的链条构架:也就是有投资早期、中期、后期、上市前、上市后等不同阶段的投资基金。现在,中国就是缺少种子资金投资早期项目以及孵化器培养、传送优质项目。SCO的出现,正逢其时。 SCO通常希望在创业公司的初创阶段进行投资,之后把他们转手给VC进入下一轮。偶尔也有创业公司会在种子资金的投资阶段直接被收购,并且笔者认为这种情况以后会变得越来越常见。Google公司就非常积极的进行这种收购,并且现在微软公司也开始这么做了。这两家公司现在开始直接和VC进行竞争。这是一个聪明的进步。为什么要等着下一轮投资来提高一家创业公司的价格呢?当一家创业公司到了某个阶段,这时风险投资公司有足够的信息来对其进行投资了,那么收购者也应该有足够的信息来购买它了。事实上,因为收购者的技术深度优势,能够得到更多的信息,应该比VC能挑出更好的创业公司。 国家掌控的新闻媒介应对投资者加强教育、引导。为SCO营造良好的舆论环境、与“非法集资”严格划分清楚界限,树立SCO的公信力。政府要发动社会支持这种融资形式发展。不能将该投资行为与“乱集资”行为联系起来,要保护种子投资行为。这样将有利于解决民营企业融资难的问题。相关正规金融机构(如:各种政府创业投资引导基金、小额贷款业务银行等)应对SCO以低息贷款的形式注入少量部分资金,或成为SCO的有限合伙人。一是可以解决SCO起步资金匮乏,二是能提高SCO的融资能力。无形中也监控了SCO的运营,可谓一箭多雕。对于成绩卓越、创造社会效益大的SCO,国家还应给予各种鼓励表彰措施激发其积极性,在SCO依法到主管部门注册时应采取程序简化,办事效率快等优良工作作风为他们放绿灯。此外,在一些国家,当局政府还针对性设计规制的种子项目收购计划,以此鼓励投资者进入创业项目的种子期阶段。 笔者坚信:只要国家大力扶持SCO,SCO充分发扬自力更生、不怕险阻的优良作风、通过专业化、精细化运做,一定可以推动创新型国家超常规发展,同时亦可正确引导民间资本进入投融资事业,帮助缺少起步资金的创业者把自己的聪明才智、创新能力变为真实的、可持续成长的创新企业,为国家上缴更多的税收;并且在一定程度上化解民间金融过去不规范操作带来的各种社会问题。真正做到资本之善、发挥资本之能、最终使中国版的“戈莱珉银行”化做一潭春水滋润创新事业茁长成长! 最后在结束此文时,我们郑重且负责的告诉大家:4000万户需要资金支持的中小企业并不能只依靠创业板,更不能过度依靠海外资本;民间资本的总量远远超过进入中国的海外资本;民间资本了解中国,知道在中国投资给谁能够赚到钱;民间资本必须向世界证明:中国的资本管理其实比外资管理还先进、还科学、还安全!中国投资者一定要坚信我们中国一样可以打造出让整个华尔街都能够兴奋的“大盘蓝筹”!在崇尚价值的文明社会里,唯有“软实力”才能驱动人类可持续生存,管理学博士张晓峰说:“在知识经济社会,企业的潜在的现金流比当下的财务报表更为重要!”尝试预测商务世界的任何事情,可以先不提智力资本,但这种雄心壮志令人想起中世纪地图绘制者用来描述在一片未知水域中可能会发现那些什么的标题,那里,那里会有龙!我们将个体事件或活动的预测留给比我们更有能力的那些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