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昌大型文艺礼仪庆典 一个大型庆典活动的“四个愧对”



襄樊市纪念诸葛亮出山1800年大型庆典系列活动于2007年4月13日举办,我从网上看到了一些有关这个活动的介绍和报道,看过以后,我认为,这个活动愧对党中央、愧对老百姓、愧对诸葛亮、愧对新历史。

 

 南昌大型文艺礼仪庆典 一个大型庆典活动的“四个愧对”

一、愧对党中央:

2007年3月9日,襄樊市举行有关纪念诸葛亮出山1800年活动的新闻发布会,活动组委会表示:纪念诸葛亮出山1800年是襄樊不容错过的机遇,抓住并利用好这一难得的机遇是我们义不容辞的历史责任和义务。假如对这一机遇视而不见,我们将愧对历史、愧对时代、愧对市民、愧对后人。

2007年4月9日至10日,全国纠风工作会议在广州市召开,国务院纠风办在全国纠风工作会议中提出要求:全面清理和严格控制各种名目的节庆活动,对用公款大操大办,重金邀请演艺明星捧场,铺张浪费、劳民伤财等现象的坚决予以纠正。

对于国务院纠风办的要求,襄樊诸葛亮出山1800年庆典组委会辩解和解释说:该庆典不算“节庆”活动,而是一种“纪念仪式”。

这种辩解或解释,能让多少人认同和信服呢?我认为:“庆典活动”属于“节庆活动”的一种;如果说“襄樊市纪念诸葛亮出山1800年大型庆典系列活动”是一种“纪念仪式”,那么,这种“纪念仪式”也应该算是国务院纠风办所指出的“各种名目的节庆活动”的一种。

天天与中国文字打交道的很多媒体,应该是对中国文字有很强的领悟、把握能力的,很多媒体认为襄樊市纪念诸葛亮出山1800年大型庆典系列活动是属于国务院纠风办要求清理和严格控制的各种名目的节庆活动的,有的记者还向襄樊诸葛亮出山1800年庆典组委会打电话、提醒,一些媒体也公开发表文章、提出了质疑。

我认为襄樊诸葛亮出山1800年庆典组委会没有全面、深刻理解全国纠风工作会议的精神,并用一个“纪念仪式”来辩解,绕过、逃避或者顶住对各种名目的节庆活动的清理和检查。这种做法,是对中央权威的挑战,是对中央政府在人民心目的威信的一种伤害。

二、愧对老百姓:

政府组织的活动都是需要花钱的,都是需要花老百姓的血汗钱的;一个大型的系列庆典活动,直接花费的钱就更多了,间接花的钱也不会少。一个需要花老百姓的钱的活动,应该始终考虑到这个活动过程中和活动结束以后,能直接和间接给广大老百姓带来什么好处,能让广大老百姓在支持和参与这个活动后,得到哪些收益和收获。

2002年12月6日的时候,贪官、原襄樊市委书记孙楚寅被湖北省纪委“双规”。孙楚寅在襄樊执政期间,最引争议的决策是造了十几个广场,以及搞了两年“一会一节”(全称是“中国襄樊诸葛亮三国文化旅游节暨中西部经贸洽谈会”)。他曾明确要求各级各部门都要把“一节一会”作为当前的头等大事来抓,“要不惜一切代价,全力以赴把‘一节一会’办好!”。

可以肯定地说,孙楚寅通过打着“诸葛亮文化”的旗号,在办“一会一节”及建设诸葛亮广场的工程中,捞到了不少私利,他个人捞到的越多,人民受害就越重,他捞到的好处是偷人民的、是剥削人民的。

我认为,事后诸葛亮不算本事,也不地道。

在孙楚寅执政于襄樊的时候,2002年7月份,我针对“一会一节”的事情,曾在中国襄樊网上发表过以下评论:

看了“一节一会”的有关报道后,我感觉“一节一会”的质量和效果不是最佳状态。如果诸葛亮在世,他肯定要对有些在位无能之人向市长提出惩罚的建议;如果诸葛亮在世,他肯定会策划出比目前效果好的总体方案和细节活动;如果诸葛亮在世,“一节一会”组委会的组成人员肯定要优化调整。我发觉襄樊市的“一节一会”少了一项具有极大潜在价值的重要活动,那就是发展襄樊的咨询事业,借助和优选全国的咨询资源和力量,来帮助襄樊及其企业的发展。

 

2002年9月20上午,应襄樊市委组织部的邀请,本人在襄樊党校为襄樊市的国有企业管理干部200多人讲授“精细管理工程”,我又公开地讲了自己对“一会一节”的意见和不同看法。

我记得,课后就曾有人对我说:“对于“一会一节”的不同看法,刘老师你可以讲,我们不能讲。”

我能体会到他们为什么不能讲。一个需要花老百姓的钱、需要老百姓支持和参与的活动,却又不能广泛听取、虚心听进老百姓的意见,这样的活动,是很容易办成违背人民意愿、伤害人民感情、侵害人民利益的活动的,这样的活动是愧对老百姓的,襄樊过去的“一节一会”不就是活生生的写照吗?

从《襄樊市纪念诸葛亮出山1800年大型庆典系列活动总体方案》了解到,襄樊市委、市政府是“综合襄樊市专家学者的论证意见及有关部门建议”后,而决定举办襄樊市纪念诸葛亮出山1800年大型庆典系列活动的,并且是“以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的。

既然是以“三个代表”为指导思想,最起码的就应该尊重人民的民主权益,就应该在“综合襄樊市专家学者的论证意见及有关部门建议”的同时,广泛听取、征求襄樊市老百姓的意见和意愿。如果只是综合襄樊市专家学者的论证意见及有关部门建议,就作出举办襄樊市纪念诸葛亮出山1800年大型庆典系列活动的决定,这是愧对老百姓的。

如果襄樊市纪念诸葛亮出山1800年大型庆典系列活动有铺张浪费、劳民伤财的现象,以及在活动以后并没有给老百姓带来多大的实惠和好处,那愧对老百姓的,就更多了。

 

三、愧对诸葛亮:

千百年来,诸葛亮一直是智慧的代名词,在《三国演义》中,诸葛亮羽扇纶巾,神机妙算,运筹帷幄,决胜千里。如果用现在直白的话讲,诸葛亮是一个智慧过人的策划大师,曾成功地策划过许多著名的、经典的战役、事件或项目。

“纪念诸葛亮出山1800年的大型庆典活动”是一个系列活动,也可以看成是一个主题事件或项目;这个大型活动或主题事件、项目的背后,也一定是有策划机构或策划者的,那么,这个大型活动或主题事件、项目的策划,算不算“水平高”的成功策划呢?我认为,不算。

我经常为企业中、高层管理人员讲《特色型企业文化建设技巧》、《精细管理工程》和《管理创新》课,在讲到文化营销、创新、策划、品牌推广等问题的时候,我会讲:现在,国内有很多的策划,但是,成功的策划不会超过30%;最好的策划是想到别人想不到、做成别人做不成的策划;成功的策划一定要建立在有效创新的基础上,创新有五种常用的方法,有效创新应该具备五大特征。

2004年底,我在“好的主题事件策划不可缺少‘四要素’”一文的开头处写到:

有没有策划是不一样的,是不是好策划更是不一样的,我们要做的是具有文化内涵(传播性强)、在细节上有创新、在时间概念方面一定是最早的、在近期和远期都有效益和效果的策划。

“纪念诸葛亮出山1800年的大型庆典活动”这个主题事件的策划,在“具有文化内涵(传播性强)、细节上有创新、时间概念方面一定是最早的、近期和远期都有效益和效果的策划”等四要素方面,是有欠缺的。

因为,即使当年诸葛亮隐居地就是现在的襄阳古隆中,那时他的“出山”与我们现在建设和谐社会有直接相关联的文化内涵吗?对我们来讲,现在有几个人知道诸葛亮的出生日?连他的出生日我们都不大感兴趣,还会有谁感兴趣他的出山日?如果说诸葛亮的“出山”值得襄樊现在去纪念,我要说纪念诸葛亮的“进山”比“出山”更有现实价值;“进山”意味着什么?“进山”意味着襄阳是一块宝地,意味着襄阳是一个开放的襄阳,意味着襄阳是一个能吸引人才、并让人才修炼成为伟人的好地方。这不就和现在的“招商引资”联系上了吗?如果诸葛亮的“出山”值得这么兴师动众地纪念,诸葛亮的“出生”、“病逝”就更值得纪念了。在诸葛亮的“出生”、“病逝”、“进山”、“出山”等四个方面,最不值得纪念的就是“出山”,可襄樊偏偏要搞这一个最不值得纪念的活动,那不是缺文化吗?没有丰富、厚实和先进文化内涵的活动,是不可能得到广泛、持久传播的。

另外,从有关纪念诸葛亮出山1800年大型庆典活动的报道里,我没看到哪些活动和活动的细节具有非常奇特的创新性。

在诸葛亮一生的时间里,出生日是最值得纪念的;如果诸葛亮的出生地搞一个纪念活动,很快就会盖住襄樊搞的纪念诸葛亮出山1800年的活动。如果南阳市结合南阳卧龙岗也针锋相对地搞一个“纪念诸葛亮进岗1808年的庆典活动”,襄樊市搞的诸葛亮出山1800年的活动,也会没有新闻优势的。

应该说,对于该活动的宣传效果,近期是看到了一些的,有一些媒体报道了“襄樊纪念诸葛亮出山1800年的活动”,但是,中央电视台的《马斌读报》和很多报纸、网站,对襄樊纪念诸葛亮出山1800年的活动提出了非议、质疑、批评!我感觉:非议、质疑、批评襄樊纪念诸葛亮出山1800年的活动的声音,盖过了正面报道襄樊纪念诸葛亮出山1800年的活动的声音。远期的效果,我估计不会好到哪里去,因为“襄樊纪念诸葛亮出山1800年的庆典活动”已经被“胡锦涛总书记走进南阳武侯祠”给镇住了。

给策划大师诸葛亮搞出山庆典活动的策划,结果不算成功,何颜面对?只剩下愧对喽。

 

四、愧对新历史:

诸葛亮隐居地之争,在襄樊、南阳两地就没停止过。襄樊4月13日搞了纪念诸葛亮出山1800年的庆典活动,请来了唐国强、易中天等几位名人助阵,此次所谓“档次高、水平高、特色突出、影响广泛”的大型庆典活动,是由庆典仪式、文艺晚会、飞行器飞行表演、汉江奇石——三国人物脸谱展、书法与美术摄影展、易中天“三国源头话诸葛孔明”讲座、孔明灯会、三国文化沙雕展、三国文化知识竞赛、诸葛亮文化学术研讨会等诸多活动组成的。显而易见,襄樊搞这次活动的主要目的,无非就是希望启用和借助诸葛亮这张“名片”,来扩大襄樊市的好的影响力。可是,与襄阳古隆中一直在争诸葛亮隐居地的南阳武侯祠,在4月30日,迎来了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负责为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讲解南阳武侯祠的南阳市博物馆副馆长王玉君,撰写了“胡锦涛总书记走进南阳武侯祠”一文,《南阳日报》发表后,一些网站转载;该文详细介绍了讲解经过,并生动、朴实、全面、细致地介绍了诸葛亮在南阳武侯祠的经历和武侯祠的景观,巧妙地和很好地宣传了南阳以及武侯祠,形成了强大的好的影响力。

4月13日发生在襄樊古隆中的事和4月30日发生在南阳武侯祠的事,已经成为历史了,如果比较一下发生在这两个地方的这一段历史,哪个地方的历史又增加了新的文化内涵、丰富了历史价值、更有现实意义?已经是不言而喻的了。

为了促进地方经济发展,襄樊“高档次”、花巨资搞纪念诸葛亮出山1800年的庆典活动,动机可能是好的。但是,这个活动搞了以后,为襄樊市的经济发展和提升襄樊城市品位、增强襄樊城市实力,到底有没有带来直接和间接的效果、带来了多少成效、需要多少时间见到成效?可能策划者和组织者自己都没有答案,也不会去寻找答案。搞没有答案和没有效果或者很少效果的活动,有什么意义?有什么现实价值和未来的历史价值?

诸葛亮隐居地是现在的襄阳还是现在的南阳,不仅是襄樊、南阳两地争论的,也是历史学家争论的话题;我不是历史学家,但我去过四次襄阳古隆中,也去过一次南阳武侯祠,按照我的感觉,我倾向性地认为:诸葛亮隐居地是在现在襄樊市的襄阳。然而,诸葛亮在自己的《出师表》里明明描述“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阳”,也许此南阳不同于彼南阳,但诸葛亮那时隐居地就是在现在的南阳市,也不是不可能的。假如当年诸葛亮所说的南阳就是现在的南阳,那襄樊不是篡改了历史了吗?换句话讲,襄樊现在所说的诸葛亮从现在的襄阳古隆中出山,有可能是不真的。如果是这样的话,襄樊不是改写历史了吗?如果诸葛亮隐居地在南阳武侯祠的可能性,一点儿都没有的话,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能去参观吗?在一个历史人物身上的历史事件还存在争议的时候,却去搞与历史事件相关的庆典活动,我认为,这不是对历史负责的态度。

襄樊市举办“纪念诸葛亮出山1800年的大型庆典活动”,本身就是在书写历史,而且已经书写了很有意思的一笔了,那就是“纪念诸葛亮出山1800年的大型庆典活动”不算“节庆活动”、不算“各种名目的节庆活动”,而是一种“纪念仪式”;如果诸葛亮健在,不知道诸葛亮会不会同意这样的辩解。襄樊“创造”的这个辩解,不仅深深地铭刻在襄樊的大地上,而且也写给所有懂中国文字的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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