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大唐成为TD-SCDMA的领头羊，也是出于偶然。1991年高级工程师李世鹤借助江阴市投资的300万元开发了第一代模拟移动通话终端，后来这项技术又在邮科院（大唐前身）和CWILL合资的信威公司里孕育出了SCDMA样机，其中的几项核心技术构成了TD-SCDMA的雏形。
与信威合作失败后，李工加入大唐中研院，为了克服困难，找到西门子合作，在此基础上继续开发3G技术。当时作为电信研究院直属的大唐缺乏核心产品和有效机制，将TD-SCDMA看作改善经营、提升产业地位的重点方向。而当时的相关部委对于这个项目也没有深入的了解，但认为可以在与国外谈判降低专利费时用作武器，支持大唐继续研发自己的标准。1998年，该技术方案以国家名义提交国际电联。代表美国利益的ＣＤＭＡ2000和代表欧洲利益的ＷＣＤＭＡ正为确定3Ｇ标准而争吵不休。TD-SCDMA相比其他两种标准还显得不够成熟，但欧美两大阵营都想“灭掉”对方而拉拢中国，大唐提出的TD-SCDMA被采纳为国际3Ｇ标准之一。 2002年大唐移动组建，全力冲刺TD-SCDMA。由于缺乏测试设备，只能一边开发测试仪器，一边对系统性能进行修正，终端芯片的开发进度也受到影响。研发进程陷入了相当长一段低潮期。缺少上下游企业的响应和支持，而大唐自身的资金又比较匮乏，要催熟TD-SCDMA标准，需要投入的资金至少要在10亿元以上。 由于只有投入，没有产出，使得投资方和员工无法保持耐心和信心，大唐移动的投资人换了几遍，没有钱，不仅研发团队纷纷离去，就连刚分配的学生也不愿意留下来。这是TD-SCDMA发展过程中最惨淡的时期，大唐移动投资到项目上的资金是东挪西借凑出来的，在最紧张的时候，连大唐集团的办公楼都被抵押出去融资了。 大唐靠着低工资和高强度工作，拼命申请核心专利，使得在TD-SCDMA的核心专利数量在一年内从增加到数百项。在大唐已经到了独木难支的关键时刻，有关部委开始采取拯救行动，宣布在3G频谱规划中为TD-SCDMA预留出155Ｍ的非对称频段，协助大唐组建包括终端、系统八家厂商的产业联盟，并为联盟的研发投入了7个亿的启动资金。 政府的支持态度使得一些厂商意识到参与TD-SCDMA研发的重要性，大唐、普天、中兴的产品研发速度均大幅度提高。之后又有天碁、重庆重邮、海信、海天天线、展讯等多家厂商加入。到2004年再次进行3G测试时，TD-SCDMA已基本达到组网要求。 作为中国自主创新的3G标准一开始就变成了大唐的技术战略，使得前期发展过程困难重重，大唐作为国有企业，承担了这项短期内没有市场化基础的任务，历时八年之久，这在市场经济中是个很耐人寻味的案例。 对3G标准这样大型系统的投入，耗资巨大。一步走错，企业就可能陷入不能自拔的困境。一个纯粹市场导向的本土公司选择走这条路的，即使想干也心有余而力不足。在政府没有明确支持哪种3G标准之前，企业不会开发一个市场前景不确定的东西。设备制造商都“理性”地选择了其他两种势力更雄厚的标准来做设备开发，而让标准的提出者自己去冒险。大唐像是骑上了一匹瘦马，盲无目的地踯躅前进。大唐无法回头了，也没有办法回头，大唐在孤独地领导着3G新潮流。 大唐这个骑手，本身也是病恹恹，没有进行彻底的现代企业化改造，沿袭很多国有科研院所陈旧的管理体制和陋习，没有融资平台，在长达8年马拉松赛跑过程中,除了获得国家专项资金2亿元之外,还从上海贝尔卡特的合资中得到2.5亿元，2005年-2006年国家开发银行给了8亿贷款，其他是靠集团下属上市公司输血和担保从商业银行贷款。 另一方面，欧美厂商一直在做营运商的公关，以尽可能大范围地占领组网市场，使得TD-SCDMA单独建网的机会和空间越来越小。在这场时间与速度的创新赛跑中，大唐和松散的TD-SCDMA联盟需要强有力的领导和支持，但这恰恰是缺位的一个环节。大唐急切希望政府能够尽快表个态，就会立即结束孤军奋战的局面，形成众多国内电信顶级企业蜂拥而上抢占高地，。 并不是大唐一直反复强调的"中国提出的世界标准"推动了TD-SCDMA进程提速。是市场利益的强大驱动力，成为最后的决定力量。各家制造商对TD-SCDMA进行了前期的产品规划和准备，只等主管部门放出风声，才下决心进行实质性投入。现在，由系统、终端、接入网、芯片和软件组成的TD-SCDMA产业链在不断地成熟。 点评： TD-SCDMA的创新取得成功，有相当大的偶然因素。假如不是大唐而是其他没有官方背景的企业，恐怕就不会有中国自己知识产权标准了。国内设备制造商们一直在风险和收益间摇摆而无法判断，过早则可能成为先烈，过迟就永远只能做追随者，丧失先发优势。而创新时节往往缺乏可见的市场环境，自由竞争只是创新的必要而非充分条件，大唐也命悬一线而险些功亏一篑，选择作一个市场先行者是有巨大的风险和代价的。先行者并不意味着比别人最早获益，也不一定是最后的市场统治者。大唐前期的巨额投入，后期为了培育市场不得不与同行和对手分享，而大唐在收获季节是否还有足够的力量得到自己应得的一份，还需要在市场中搏杀，拼的是内力，而结果却往往是后来者居上。政府在对待类似创新时，应该起到什么样的作用，怎样引导和组织国内企业集体突围，是大唐3G自主创新案例值得进一步深思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