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随着合格境内投资机构（QDII）的不断发展和国家外汇投资公司的成立，国际化投资正越来越成为日常经济活动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无论是从政策层面还是从实践层面来看，对于国际化投资均有着不少认识上的误区。这些误区的存在不仅造成了政策方面的约束，从而降低了投资的潜在收益或减少了有效管理风险的手段，更可能使得人们对于国际化投资怀有一种机会主义的心态，而不是将其作为我国所面临的新的经济环境下的战略举措。概括起来，目前在国际化投资中的认识误区主要有五个方面。
1、“股票的风险一定大于债券的风险”？
“想控制风险就投资债券”似乎变成了人们的一种思维定势，但从长期的观点来看并非如此。在过去一个世纪里，美国与其它主要市场的股票平均实际年收益率（即扣除通货膨胀因素后的收益率）分别为6.9%和5.1%，而衡量风险的年收益率标准差分别为6.3%和5.8%；相比之下，债券平均实际年收益率尽管分别只有1.6%和0.8%，但年收益率的标准差却达到了4.7%和5.3%；如果以标准差系数（即每获得一个单位收益所承担的风险）来衡量，则美国市场的股票与债券的标准差系数分别为0.93和2.94，其它主要市场则分别为1.14和7.13。因此如果从长期观点来看，股票的投资风险实际上要小于债券。但为什么人们总是倾向于认为债券的投资风险较小呢？这显然是被“固定收益证券”名称中的“固定”所迷惑，而从长期来看，（名义上的）“固定收益”恰恰是无法抵消通货膨胀风险的代名词，而股票的名义收益率在一定程度上是随着通货膨胀率的增加而增加的。实际上，在全球投资组合中，固定收益证券最主要的作用并非提供一个“固定收益”，而是利用其与股票收益之间的低相关性，实现投资组合整体风险的降低。
2、“衍生品具有高风险，因此应避免投资衍生品”？
对于衍生品投资的控制在不同程度上反映在QDII的有关管理规定上，这些规定基于这样一种观点：衍生品是高风险产品，因此投资衍生品会带来高风险，为了控制风险就应当避免投资衍生品。这种观点其实是经不起仔细推敲的：首先，衍生品不一定是高风险的，某些衍生品（如期权）本身就是为了控制风险而产生的，衍生品风险的来源一部分是与普通资产相同的（价格的波动本身就导致风险的产生），另一部分主要来源于保证金交易，使得风险可能被放大；其次，高风险的产品不一定带来高风险的投资，从投资组合的观点来看，如果两种资产的收益相关性非常低或者甚至是负相关，即使其本身的风险非常高，其构成的资产组合的风险也是较低的。在国际市场上，有许多衍生品就是为了向投资者提供风险控制手段的，如果限制衍生品投资，无疑会使得投资者失去重要的风险控制手段，这对于风险管理是极为不利的。当然，衍生品本身具有两面性，但这应当通过一定的管理手段来解决，而不是限制对其的使用。
3、“国际证券市场的风险高于国内市场”？
许多人认为“国际市场变幻莫测，具有很高的风险”，这句话对于发达国家的投资者而言也许正确，但对于新兴市场的投资者而言就未必。实际上，大多数发达国家证券市场的风险并不高，在1993年至2006年期间几乎所有发达市场的股票年收益率的标准差（衡量市场风险的主要指标）在0.8以下，而中国内地股票市场的年收益率的标准差则超过了1.4，即使如香港、新加坡等发达的新兴市场，其年收益率的标准差也在0.8到1之间。因此，对于中国投资者而言，真正“变幻莫测”的市场恰恰是我们的国内市场，而进行国际化投资却可以在很大程度上降低投资风险。
4、“国际化投资要承担汇率风险，因此风险会更高”？
尽管有许多研究指出，当投资充分分散化以后，汇率风险对于投资组合整体风险的贡献并不很大，但汇率风险仍然经常被认为是国际化投资所要面对的主要风险之一。其实，汇率风险在不同市场中的作用是不一样的，例如在1993年至2006年期间，各主要发达国家的汇率变化与股票市场的变化呈负相关关系，而在一些新兴市场中，汇率变化与股票市场的变化则呈正相关关系。这就意味着，当投资者在发达国家进行股票投资时，其所面临的汇率风险与股票市场风险能部分抵消，从而使得投资风险相对更低；而如果所投资的是新兴市场，则汇率波动会起到增加投资组合整体风险的作用。这样，当投资者的资产组合同时包含发达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的资产（即充分分散化）时，汇率风险就能在很大程度上得到控制。当然，目前对于中国投资者而言，由于人民币兑换美元汇率的单边上扬，其美元汇率风险是确实存在的，但这可以通过将资产分散至欧元或英镑资产（人民币兑欧元和英镑的汇率并未呈现单边上扬的态势）来实现汇率风险的控制。总之，在实际的投资过程中，汇率风险往往并非如想象的那样大，如果进一步引入汇率衍生品，则汇率风险能够更容易地得到控制。
5、“发达国家市场是低风险低收益，新兴市场则是高风险高收益”？
从表面上看，似乎应当是“风险与收益相称”，但在全球市场中并非如此。例如在1993年至2006年期间，绝大多数发达市场的年收益率在8%至10%之间，衡量市场风险的年收益率标准差一般在0.4至0.8之间。而东亚地区许多新兴市场的年收益率一般在6%至8%之间，收益率的标准差则在0.8至1.5之间，其中新加坡和中国香港为0.8~1，中国台湾和韩国为1~1.2，而中国内地市场则约为1.43，在我们所考察的新兴市场中唯一符合“高风险高收益”特征的是巴西（平均年收益率为60%，而年收益率的标准差为1.7）。当然，其间爆发的亚洲金融危机对于东亚市场收益水平有一定影响，但上述结果至少说明了，“高风险”不一定与“高收益”相伴，相反，在发达国家市场进行投资可以在承受并不太高的风险的前提下获得比较满意的收益。
从本质上说，引起上述各种认识误区的根本原因是从单一资产而不是从资产组合的角度来考虑问题。如果从资产组合的角度来看，国际市场上提供了数量众多且经过无数投资者实践检验的金融产品，通过对金融产品进行适当组合，投资者可以在对风险进行适当控制的情况下获得满意的收益率。也就是说，在国际金融市场上，重要的不是选择资产而是组合资产，不是避免风险而是管理风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