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去年以来，随着新《公司法》、《合伙企业法》的修订和实施，国内民企以私募投资形式登陆资本市场的趋势已经初现端倪，其中最典型、最活跃的当数浙江的众多成功民营企业；而在这过程期间，也出现了诸如吴英非法集资案、“带头大哥”非法经营案等踩线落马的危险信号。因此，厘清政策边界、把握资本需求、开拓创新模式，是合法、成功开拓民间资本活动空间的必需。
（一）政策界限：
国家对于民间资本的主导政策是鼓励的，但对于金融市场活动是高度警惕的；除了各种法规规定以外，还有三条底线不能触碰： 一是不能制造投机泡沫； 二是不能试图操纵股市； 三是不能损害公众利益、酿出群体性事件。 基于这三条，政府监管部门对于民间资本涉足炒买炒卖、非法借贷、证券投机的动向十分警惕，对温州炒家的堵截、对“带头大哥”和吴英案的查处，分别划明了这三条界限。 而与此同时，国家对于民企进入产业投资领域的态度则是积极扶持，包括军工、能源、广电、通信等传统垄断产业都陆续向民资敞开了大门。（二）资本特点：
海外风投的来华的目的是为了寻找高增长题材去国外上市出售，跨国产业投资是旨在争夺中国市场的产业布局行为，热钱游资进入中国则是汇率投机、赌人民币升值。而国内民间资本的投资需求和行为方式，与上述外资特点有明显的不同： 一是退出渠道不畅：因为缺少投资获利退出渠道（国内上市不易），所以民间资本无法完全照搬海外风投模式；投资项目是否高回报和可持续经营，是（也应该是）民间资本投资考量的一项重要条件； 二是非主业投资：国内民企的投资动因，或为分散企业支柱、或本业发展空间受到国企和外企挤压、或现有市场趋向饱和，进入资本市场的目的主要是在本业以外寻找新增长点，所以投资方向大多与本身主业无关，同时对高科技应用、新兴产业等领域情有独钟；
三是家族化与专业化并存：一方面，民企投资往往不脱家族化特点，喜欢控股经营、在自己集团下面成立投资公司，然而事实上，专制化的体制对于专业化的投资行为来说是极其有害的；另一方面，许多民企创始人面临退休和接班问题，为防范企业传代可能发生的种种风险，将部分财富转化成资本、委托专业机构理财生息也是一个稳妥可行的选项，所以分散投入各种基金也成为民间资本的投资主流渠道之一。 从民间私募基金和民企投资公司的一般现状来看，投机性往往多于战略性：有的进入证券市场、有的盲目跟风炒买、有的机械模仿海外风投、有的则随机或随意挑选项目。其根源在于很多民企投资者缺乏立足于国情现实和自身特点的、务实长远的产业投资目标战略，也没有形成有利于专业化投资运作的机制体系，这样的话很容易成为“炒房团”、“炒煤团”的翻版模式，也难以积蓄发展后劲。
（三）创新模式：
目前私募基金主要以两种形式存在：一是基于签订委托投资合同的契约型集合投资基金；二是基于共同出资入股成立股份公司的公司型集合投资基金。 从机制的角度来说，前者有利于借助专业力量、发挥智力资本的高增值潜能，不利之处在于对投资行为缺少过程把握；而后者虽然没有这个缺点，但一则往往由于股份多寡影响话语权、导致财力决策而非智力决策，二则也不利于发挥专业化的优势。 我在《民营企业的转型与民间资本的崛起》一文中也设想过一种比较理想的模式，力图在智力资本与财力资本的有效配合方面谋求一种均衡的合作。 另外还有一种《合伙企业法》所规定的模式，是借鉴国外基金的组建形式设计的，由GP和LP两种出资人组成，规定了相应的法定权利和义务；这种模式应该说在国外是经历了长期实践检验、证明行之有效的；然而在国内照搬实行，可能还是会有问题，一则国内的配套法律体系不健全，二则国内的政经特征、社会心态、行为准则等均有异于欧美国家，所以该模式可能更适用于面向海外募资的基金公司。 需要强调的一点，形式是为内容服务的；无论何种模式，都应该以募资的终极目标——亦即投资的战略目标为导向。有人认为赚钱才是终极目标，金融界的很多人也持这种观点，但这是一种庸俗化的价值观念。资本是一种工具，应该是用来进行创造的工具、而不是破坏的工具。如果能够创造出现实的物质财富和文化财富，投资才是真正有价值的（赚钱不过是这些财富的表现形式）；如果只是玩“零和博弈”（如炒汇、赌博之类）的资产再分配游戏，资产易手之间体现的是一种相互掠夺和生死搏斗（如索罗斯与东南亚金融危机）关系，那只能说是走进了资本市场的魔道。
所以，中国的民企和民间资本，应当以创业、创造的心态来从事投资，以产业投资的思维来制定战略，以优势互补的机制来建立合作，方可有效规避法规风险、投机风险、经营风险等种种“雷区”，保障民间私募资本的顺利成长和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