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3月28日，法国日销售量高达40万份的最大报纸《世界报》以《中国的经济爱国主义让外企担忧》为题，报道了中国并购政策调整对外资的影响，文中举例称，“美国凯雷集团没能收购徐工机械的大部分股份。因为交易被北京叫停。阿赛洛－米塔尔集团也被迫推迟入股莱芜钢铁集团。而美国高盛公司还在等待当局批准收购双汇集团。本以为能够收购武汉锅炉厂51%股权的法国阿尔斯通公司的遭遇相同。法国SEB公司也一直没能控制苏泊尔集团而且还要面对竞争对手在媒体上掀起的抨击浪潮。” 作为反对SEB并购苏泊尔并购案件的策略公关制定和执行人之一，老醉知道《世界报》这篇报道中所称的“竞争对手在媒体上掀起的抨击浪潮”，实际是指去年南北通策划的“外资不是白求恩红心前高层揭法国SEB在华并购前科”事件。老兔崽子一针见血的“外资不是白求恩”也因这次事件而成为言外资而经常被引用的经典评价。 当时的情况是这样：反垄断审查废掉中国五金制品协会一票之后，继续将反并购这个经济型话题转化为社会性话题，为商务部、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下定决心进行反垄断审查提供足够的舆情支持，成为接下来的南北通公关目标。 就在这时候，当年与法国SEB合资的赛博公司的中方总经理邵斐然出现了。邵斐然，今年65岁，已经退休赋闲在家，不过，对当年合资后出现的种种怪象确记忆犹新。会计出身的邵先生手头至今有许多当年公司的数据资料，十多年后，这些资料也该到了解密的时候了。
据邵斐然先生的介绍，当年红极一时的红心之所以落得“合资三年、亏了三年”的命运，根本就在于SEB根本没有打算让合资公司日子好过。SEB使用的阴招有四招，第一招，控股合资、做亏、独资；第二招，鲸吞红心的优势渠道；第三招，品牌差异化操作，SEB亲生的花大钱，红心这个后娘养的，基本就是下点毛毛雨；第四招，转移利润，做亏红心，亏了就要增资，中方拿不出钱，只好认头退出，这样一来合资就成了独资。 实际上，对待外资的态度，单从中国地方政府、企业的角度来说，一开始，尤其是上世纪九十年代，基本上就是跪着仰视，顶礼膜拜，把外资当成救命稻草，当成救世主，当成不远万里到中国来的白求恩。不过，一旦合资之后，才发现和最初的愿望和初衷几乎背道而驰，许多中国品牌在合资后纷纷落马，都有切肤之痛。 SEB会不会翻版红心？苏泊尔品牌也要面临同样的命运？有了红心的前车之鉴，苏泊尔品牌命运堪忧，这样是否就是以消灭中国龙头品牌的“斩首行动”？这样的话题，舆情向背，自然就狠明白清楚了。 十年后反思这个问题，接下SEB的面具，无论是对爱仕达制造舆情，让广大公众、上下政府官员、协会企业等各个层面认清SEB的真面目，更为社会集体反思外资提供了最血淋淋的实例。 于是，2006年9月10日在北京科技会堂召开的自主品牌高层论坛上，邵斐然向与会的领导、专家、学者，有理有据地介绍了当年SEB与红心的合资前后的巨变过程，分析外资控制中国龙头品牌的手法。 鉴于与会领导最好不要报道会议内容或者必须严格审稿的的要求，南北通为了保证火力集中、不跑题，以实现上述公关目标，灵活采取了对会议新闻的报道方式，会议为引子，只提及一下会议时间、地点、会议主题，重点落在邵先生的SEB摧残红心的案例上，这样既尊重了有关领导的指示，回避了审稿耽误的时机，保证了新闻的时效性，同时还能达到既定目的。就这样，《外资不是白求恩、红心前高层揭法国SEB在华并购前科》迅速被媒体大篇幅传播出去。（完） 相关稿件： 外资不是白求恩 红心前高层揭法国SEB在华并购前科 就在法国SEB并购苏泊尔一案进入部门审批程序的同时，一场关于在外资并购狂潮背景下如何发展自主品牌的高层论坛在京召开。 2006年9月10日，北京科技会堂。富有戏剧性的是，论坛之始，十年前红心合资公司的前高管向与会的官员、学者讲述了十年前法国SEB“斩首式”并购红心的台前幕后。 著名经济学家、国资委经济研究中心副主任白津夫指出，从前对外资实行的是让利式开放战略，目前我国已经进入到互利共赢的对外开放新阶段，应当理直气壮地对外资挑三拣四，谨防重蹈原来合资过程出现的种种陷阱。 合了三年，亏了三年 “合了三年，亏了三年”，谈起当年红心电熨斗与法国SEB的合作，会计出身的邵斐然对从前的业绩数据至今依然保存得相当完整，“最后双方分手了，结果渠道被占了、市场被占了，留给中方的是一屁股应收帐款”。 邵斐然，今年63岁，当年是红心与法国SEB合资后赛博公司的中方总经理。眼下被苏泊尔董事长苏显泽大赞为“值得尊敬”的法国SEB公司，对邵先生这样的上海老红心人而言，却是心头一块永远抹不去的痛。 邵斐然称，当年具有40多年历史的红心品牌，一度占据了中国电熨斗市场的半壁江山，在上海的占有率更高达87％，曾红火到商家在红心厂门口排队提货的程度，1993年品牌评估价值就高达1.3亿元。不过没成想，1995年还销售2亿、赢利2000万的红心与法国SEB合资后，日子反倒一年不如一年，市场占有率从50%直线下降，到1999年分手时候，占有率下降到20％多。 红心节节溃败的合资结局，许多红心人都不甘心，邵斐然称就连法方的总经理英国人崔静方都很同情中方的境地，直言“红心被他们搞死了”。 搞垮红心有四招 邵斐然总结称，其实法国人利用自己的控股权，通过“做预算亏损、鲸吞渠道、品牌操作上矮化红心拔高特福、利用财务控制权转移利润”等四招，最终弄垮了红心。 第一招，控股合资、做亏、独资。数据显示，合资三年预算年年亏损，尽管中方力主应拿出办法解决，每次董事会议都冲突不断、不欢而散。但这样的亏损预算照样年年通过，因为合资公司法方出资1650万美元，占60％股份，5人董事会中3人是法方。三年下来亏损高达近3000万元。邵斐然解释称，亏光了，中方会自动放弃股权，自己乖乖地走了。三年后，合资公司“如愿”变成独资公司。 第二招，鲸吞渠道。合资后，法国SEB充分利用红心几十年苦心经营积累下来渠道网络资源、人脉资源，借助红心强大的销售队伍，SEB旗下的特福、好运达从无到有，顺利地进驻中国大中城市的数百个商场，低成本地控制了渠道消费终端。 第三招，品牌差异化操作。合资公司在鲸吞红心渠道的同时，却把红心定位在低端，同时把自己的品牌如特福、好运达定位在中高端，并用专柜分割进行推广。由于推广力度、费用存在着明显差异，红心最后在市场慢慢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特福和好运达。 第四招是转移利润。合资后的赛博公司利用控股权，把红心变成了一个加工车间，国内低价采购，国际高价销售，国内亏、国外飞，利润被这样“合理合法”地拿走了。 专家：外资不是白求恩 对眼下正被炒得沸沸扬扬的法国SEB并购苏泊尔案，邵斐然扯下了外资控股并购抛出的技术幌子，“和电熨斗一样，锅不属于高精尖，由于中西方生活方式、烹调习惯存在的巨大差异，除外观、工业设计外，法国的技术根本不适合于中国”。 市场专家秦全耀指出，外资不是白求恩。21世纪最值钱的是品牌，资本是逐利的，一旦在利用外资过程中一味退让，最终戕害的只能是国内自主品牌。 国资委经济研究中心副主任白津夫举例称，作为引进利用外资最多的地区，江苏这几年来每年却有十几个国内自主品牌消失，自主技术也被屏蔽、被限制，对国内市场资源的控制力不断下降。 白津夫表示，从前对外资实行的是来者不拒、甚至投怀送抱的让利式开放战略，目前我国已经进入到互利共赢的对外开放新阶段，应该认真审慎对待外资，应当理直气壮地对外资挑三拣四，谨防重蹈从前合资过程出现的种种陷阱。（完） 附录： 老兔崽子对《世界报》报道的观点——————做为反对方的实施公关总咨询策划方的北京南北通咨询有限责任公司阐述如下，从一开始我们便坚决反对民族主义，并向爱仕达等提出，根本无所谓安全问题，应迅速转到反垄断，为此，我公司还将苏泊尔公司自称的占有率在北京市公证处进行了一系列的公证。苏泊尔的市场占有率，从自吹自擂自我标榜上已超出反垄断底线，这一点，是斧头也砍不掉的。是事实，是事实基础上的传播，并非无中生有空穴来风的炒作。适时可以将公证公开。 中国五金工业协会负责人身兼被并购方独董也是事实，SEB曾搞垮上海红心电熨斗也是由事实人做事实阐述，当时均是在众目睽暌下公开进行，相关人士均可做证。老兔崽子秦全耀认为，洋人已经早就把并购当成营销工具，而国人却把外资当成白求恩。 显然法国<<世界报>>的这篇报道是占在法国立场上的报道。所以人家才叫法国世界报。老兔崽子认为，做为商人就要逐利，法国商人为法国逐利，中国商人为中国逐利，这本无可厚非。不要动不动左派说这是卖国，右派说这是反对改革开放。商人沒那么伟大，也沒这么高尚，干万不要总结出唯利是图的政冶意义和划时代性。 冷振兴 冷振兴，和老兔崽子秦全耀（http://blog.sina.com.cn/u/1254719963，下称老秦，说全称太显生疏）合作，到2006年，已经六年了。严谨有余，煽乎不足；足够理性，缺那么点感性，不过，喝完酒后另说。 不过，也正是这种特点，能和老秦互补，让老秦许多天外飞仙式的创意落地生根。如果说老秦天马行空，恣意发挥，无中生有，那冷振兴的落实是化虚为实，充分论证，小心落实，落地成果。从鳄鱼漆颠覆涂料国标、涂料京规国标之争、北极绒鹅鸭大战、坏男人牛群“上套”波特曼到香港澳美建言卫生部、爱仕达反对苏泊尔并购，从庞杂的专业医药知识、繁复的专业标准到逻辑环环相扣的法律条文，正是这些支撑起南北通创造的一个个经典公关炒作案例的颠扑不破的坚强身板。 与老秦无间合作多年同时，冷振兴还经营着自己的一份自留地：见微知著，预言宝洁激爽败象、预见长富乳业营销危机；“滥广告卖得好”，揭露中国特色消费心理与广告；诺基亚西门子电信合并，洞察公司战略不过是公司政治的代名词……在《经济日报》、《中国青年报》、《中国经营报》、《财经时报》、《中国经济时报》、《智囊》、《赢周刊》、《知识经济》、《成功营销》、《广告主》、《商界名家》、《销售与管理》等报刊发表论文、文章数百篇。同时还是精选南北通经典实战案例，著述《炒作》，对把公关炒作从实践上升到理论进行了尝试性的梳理和构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