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美国华平集团收官中国哈尔滨制药案证实了财力极大悬殊,是海外PE跟本土对手展开竞争的现实。
美国华平集团联手中信等资方击败了最大对手-民间资本代表东盛集团,成功控股哈药。据说当时,东盛最初准备投入10多亿人民币,其中有5亿是以自己工厂作价,并且部分现金将要回投到这些工厂。而华平是,为单纯解决参股问题就愿意拿出20多亿现金。
在哈药争夺案上,代表中国民营资本的东盛,原本更应该比肩而立的本土收购基金却黯然缺席。并非偶然,在深发展、徐工等干系重大的巨型项目上,也都是清一色的国外资本彼此角逐。
大量的收购案说明,海外PE的“相对优势”是所向披靡的。除却资金势力的表象之外,国际投资家的理念更国际化、行业研究更深入、资本运营能力、操作程序更严谨、资金进出渠道更顺畅,都是本土PE暂时难以超越的。同时,国内PE因经验浅、积累薄,还存在诸多不规范行为,比如非法占用被收购方资金、关联交易低价转移资产、为母公司提供贷款担保等等。
比较两者的差异,有三点比较突出。第一,海外PE能够调动的资金巨大,因而可分散投资,即使有项目失败,总的盈利仍会维持相当的水平。而本土基金资金量少,没有能力分散风险,所以对单一项目无法超脱,对投资的企业总是密切跟踪,导致过多控制和干预,在投资者和管理层之间徒生嫌怨。第二,海外PE历史悠久,见过太多企业和国家的兴衰,因此眼光更为独到。第三,本土基金的退出渠道远不如海外PE,后者有遍布全球的网络和合作伙伴。
本土基金的创设及运作存有诸多先天缺陷。以资金来源为例。美国的有钱人会觉得股票和债券的回报太低,他们更习惯于委托给基金做专业的投资,据称,大基金的回报率高达25%左右。而在中国,老百姓厌恶风险,积蓄都存银行或炒股;而民企老板们都还习惯自己找项目投钱,这就难以汇聚成庞大的基金以规模化和专业化地运作。同时,沉淀大量社会储蓄的本土银行也很少为收购基金提供杠杆支持,而在欧美可以通过发债、银行融资等来放大资金规模。
海外PE经常和投资企业签署“对赌协议”,他们认为,“对赌”是基金投资中常见的协议,并不值得大惊小怪。‘对赌’这个方法会造成潜在的冲突和危机,但又没办法——如果投资者和管理层无法达成共识。
随着私人股权基金近期频频在境内掀波作浪,相关人士对“对赌”危害的质疑之声时有发出。“高价”其实是表象,中国企业的管理层其实是可以发现海外PE的钱不是那么好拿的,对方对企业的成长性提出相当苛刻的要求。海外PE一开始给的条件很优厚,但实际要求很苛刻。基金投的钱一般不能全部使用,要达到一定盈利水平才能启动相应的资金。其次,如增长达不到预定目标,企业还必须向投资者回购股份,其实企业在那种时候哪里来的回购能力?
本土资深人士认为,老外是在逼着这些中国企业走钢丝,走过去,就成功;走不过去,它不会跟你风雨同舟。“走钢丝”符合海外PE一贯的思维方式,优胜劣汰,但,将这种“国际经验”用于管理基础并不牢固、人力资源并不丰富的中国企业身上,很可能遇到问题。一味要求企业在几年时间内均实现持续不断的成长并不完全符合市场规律,对企业来说,螺旋式上升、波浪式起伏才是常态。刺激企业不断做大收入可能是饮鸩止渴,对企业后续发展产生损害,基金可以在企业价值达到高点时套现离场,但是把风险遗留给了企业和后继的投资者。
海外基金之所以比本土基金表现得更积极、活跃一些,是因为它们有海外退出渠道,一般三年左右就可以实现上市股权退出,故可以掩盖一些中型企业在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如果基金的目标是马上上市,那么激励企业去冲短期成绩、上市后即“逃跑”是可能的情况。直接的后果,就是中国企业成为国际资本到股市圈钱的道具,而同时伤害自己的后续发展能力,破坏中国企业的长久声誉。采用短线做法的基金一般都是受资金和实力所限,而资金充沛、实力雄厚的基金都具有长远意识,更看重长期稳健的收益,不会为短期利益自损品牌。
对海外基金“对赌”手法,之所以本土基金在投资企业时不像海外PE那样常与管理层进行苛刻“对赌”,客观上实则因为,即使本土基金和企业签订类似的“对赌”协议,却并不会受到中国法律体系的保障,如果企业业绩增长达不到预定要求,“对赌”协议在现实中是很难执行落实的。海外PE那套行之有效的、近于完美的投资流程和规则,其实是托生于国外完善的法律体系框架。
海外PE大量涌入中国,直接加大了中国金融风险,国家外汇管理总局日前做出反应,并向各地外管局下发了《国家外汇管理局关于境内居民通过境外特殊目的公司融资及返程投资外汇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该通知主要影响在于,准备进行海外上市的企业若不完成该程序则无法进行海外上市,而已海外上市企业不进行补登记则利润无法再分到海外。抬高外资PE投资中国的门槛,以保证在继续吸引外资的同时,也能促进本土基金与资本市场的发展。因此,对于一些外资私募股权基金而言,原有“两头在外”的投资模式操作起来会更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