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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香港书展的年度作家是陈冠中。他是一个多元文化人，办杂志，拍电影，写散文、小说。从2000年起在北京生活，近年写了两部畅销小说都在香港出版，散文集《我这一代香港人》在华文世界颇具影响。 陈冠中1952年生于上海，1956年到香港。他最早的记忆是在广州火车站一张露天的长椅上过了一个晚上，第二天坐车赴港。他的青少年在香港度过，中学时期追读《中国学生周报》和《明报月刊》，常在租赁店租武侠小说。1971年进入香港大学，他根据从《明报月刊》上看到的名字，包括殷海光、柏杨、余光中、白先勇、张爱玲、梁实秋、林语堂等，一一寻找他们的书来读，自认是关键的人生转折阶段。 在香港大学，陈冠中读三年制的社会学与政治学，接触了不少专业知识，开始投稿给学生报纸，写过影评，还发表过短篇小说。他也参加一些比较政治化的同学活动，对马克思主义产生兴趣：“整个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潮流把我吸过去了，因为其中有很多的文论。所谓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本来就是一个比较洋气的潮流，英美嬉皮运动到后面是一种反文化运动，是当时所谓英美的‘新左派’。” 1974年，陈冠中到波士顿大学留学，念了15个月的新闻学。他回忆：“那15个月读的书超过我在香港大学三年读的书。本来是有点肤浅的，但去了那边真的变得好好念书了。波士顿大学是东海岸最激进的大学之一，很多被哈佛、麻省理工赶出来的教授都到了那边，我都上过他们的课。麦金泰尔第一课就让我们回去看黑格尔的《法哲学原理》，从来都没有看过让我这么痛苦的书，每一个字都懂，但好像每一句都看不懂。麦金泰尔很厉害，他当年教的课程叫做《现代性的崛起》，已经开始谈现代性。” 1975年，陈冠中回到香港，在英文小报《星报》当记者。1976年创办《号外》，最初的《号外》是报纸形式，后来因为报亭不要，只能改成双周刊，再改成月刊，最后变成杂志。他说：“我1974年在美国的时候，有很多地下报纸在出版，这种报纸的特性就是以同代人的趣味来定位，不是说娱乐报、知识分子报，是什么都有的，包括同代人喜欢的音乐、食物、时装、政治。”《号外》起初的五六年都亏本，奇怪的是，每次都有人拿钱进去。“在香港某个新的时代的开始，吸引了很多同道的人，当时是很另类的东西，但是这种另类并不是永远的另类，正在慢慢变成主流的东西。现在回想起来简直是奇迹，不应该活得下去的，都是每次有人救我们才活下去。” 1981年，陈冠中转行当编剧，《号外》则请了一些更年轻的人做编辑工作。从1981年到1983年，陈冠中写了很多剧本，但不算成功。导演谭家明拍《烈火青春》，想拍尼采的游牧思想。因为陈冠中1981年自费出版了《马克思主义与文学批评》一书，谭家明读后以为陈冠中懂尼采的游牧思想，就让他来写剧本。《烈火青春》拍到预算用完了还没有拍完，就找了很多高手来编结局，最后这部电影有六个编剧的名字，陈冠中只是其中之一。1984年，陈冠中写了剧本《等待黎明》，制作方从英国找了华裔导演梁普智来拍，梁不会看中文，陈冠中就跟老板洪金宝说：我来帮他做策划好不好，不然要请个人替他翻译，我是编剧，跟在他旁边不是很好吗？洪金宝当时忙死了，就让陈冠中当了制作人。陈冠中从此才算正式进入电影行业。那一年，陈冠中以制作人身份推出了两部电影，分别是《等待黎明》和《花街时代》。 1994年，陈冠中到了台北，发现电视业大有可为，就回香港集了点钱，和朋友在台北办了超级电视台。他回忆：“1994年成为台湾有线电视的元年。当时台湾的三个无线台都有硬伤，比如他们的新闻都是在说‘总统’接见外宾，有点像《新闻联播》。他们都跟官方、军方、省政府、党之类有关系。我们是民间的台，就不用管那么多，所以我们从他们手中抢了不少收视率。超级电视台当年有个很凶的口号叫‘一台抵三台’，是岑建勋想出来的。”陈冠中在台北住得太舒服，本来住四年事情就做完了，但他住了六年，一直到2000年才离开台湾。 2000年，陈冠中到了北京，2003年买了房子。他说：“我到北京的时候已近50岁了，我也在海外做了一些事情。我想看中国这个戏怎么演。我觉得应该写点中国的东西。我关心中国那么多年，上世纪70年代做左翼学生，整天以为自己在关注中国。到北京才知道自己完全是纸上谈兵，根本说不到重点，进去住感觉是不一样的，我一直都想好好写中国，但我以前没有写过，不够懂，只是在书本、文章上看到中国。所以，我觉得要进去写点关于中国的东西。我觉得这可以说是世纪的大戏，说不定是两个世纪的大变局。” 香港写作冷，台湾温馨，大陆情感丰富 南来文人与本土文人并存的文化 时代周报：我们现在回顾香港的文化，1949年后南来文人的影响到底该怎么评价？ 陈冠中：1949年后南来文人的水平是很高的。香港本土也有自己的文人，两边同时存在，往往也不太有交集。本土文人比如说三苏，他写的东西跟南来文人写的东西不一样，这个光谱是很宽的。 南来文人本身就很复杂，在我成长的父母辈的圈子里，有时候会碰到他们。我有个阿姨，她最后的一个小房间租给了一个上海非常有名的导演，叫卜万苍。他竟然住在这样一个小房间里。他在香港也做导演，但早就没有当年的风光了，晚年还住在这个地方。演员白光住在我家对面，很多时候我都看着她没有化妆走出来，知道原来她是明星，也觉得不怎么样。后来才知道她的历史。 我自己的根并不是从南来文人那里来的，是从《中国学生周报》里来的。《中国学生周报》对我们影响最大的是，他们介绍欧洲为主的另类电影，法国电影、瑞典电影、意大利的写实主义电影，打开了我们品位的整个取向。我们以前在香港喜欢看好莱坞跟香港的电影，香港有国语片、粤语片。因为家里是上海人，所以我会去看国语片，虽然我们不说国语。也去看粤语片，因为我的佣人是广东番禺人，她喜欢看粤语片。所以几种东西都存在，我们成长的欲望冲动就发生在看欧洲电影上，虽然大部分都看不懂，到了现在可能都看不懂，不要说当时了。但是我们一部一部地看，文青就会做这种事，看的时候都很受苦，不会特别爽。 我的启蒙是西洋的东西。《中国学生周报》也介绍美国的小说、美国的嬉皮运动、美国的所谓反文化运动，比如说《麦田里的守望者》或存在主义的东西。都是很遥远的，但是把我们的想象力带出来了。当时香港有电影会，有法国文化协会，都是很重要的，我们会去那里看电影，这是年轻人觉得最洋气的时候，自己作为文青，觉得很了不起。同时《明报月刊》介绍台湾，比如雷震、殷海光，还有一些中国内地的东西。 时代周报：香港有没有人专门研究过《明报月刊》？ 陈冠中：应该要有人研究的吧，因为这太重要了。另外一个课题就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政论杂志，在《明报月刊》之前。但后来《明报月刊》的光芒超过所有知识分子刊物，胡菊人主编的时代，关注的是主流知识分子关注的东西，从台湾的东西到大陆的东西，再到海外的。可能也是我青春期，所以特别看得进去胡菊人主编的那几年。董桥从英国回来有点文人雅士的感觉。《明报月刊》非常值得研究，研究头十年就已经很好了，那时香港的方方面面都掺杂进去杂志里，有点像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读书》杂志。《明报月刊》在海内外像是明灯，是很重要的，材料也都容易找到，人都在，还来得及。我上世纪70年代在《明报月刊》登过两篇文章，但胡菊人帮我改了一段特别土的结语，真是气死我了。 时代周报：你到北京后，从新的视角来看，香港在回归前后的变化大吗？ 陈冠中：1984年之后香港有一个很大的心理状态的改变，中产阶级都开始考虑移民。基本法没定，但回归已经定了，很多人还不相信。差不多所有我认识的中产都考虑过移民，到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很多人就真的移民了，几十万人走掉了，1/10的香港人，那是很大的事情。 到了1997年前后，很多人又回来了，因为那时香港的经济很好，他们移民不是因为那边的经济比香港好，而是为了买政治保险给下一代。1997年回归前后觉得没什么事就又回来了。所以我觉得关键点不在1997年，1997年是重要的时刻，但是过渡得很顺利，没有大吵大闹，没有大恐慌，恐慌是之前，后来安定下来了。再有变化是2003年金融风暴，再就是2008年这几个关口，然后就是这几年。所以1998年我写的小说叫《什么都没有发生》，其实真的有这种感觉。有一个几年的蜜月期，如果不是碰到金融风暴，蜜月期会更长。但是金融风暴根本不是中国的错，香港自己处理得不好，现在那么多的怨气都跟这个有关。香港人其实都挺乐观的，都觉得一定会有机会，明天会比今天好的。相信了20多年，突然觉得明天可能会更糟糕，可能工作都没有了。整个心态就不一样了，因为比较乐观的时候，会好好地做事，会想点长远的东西。如果你觉得这个饼明天会更小一点，就会急了。 台北风格已经写好，香港故事还没出来 时代周报：你在《我这一代香港人》里面提到台北是你最喜欢的华人城市？ 陈冠中：对。我现在还认为台北是最宜居的华人大城市，综合分数应该说是最高，比香港说不定还高一点，它的民众很亲切，街头小店很有趣。他们也没有那么大的房价压力，古今中西文化都还在。但我写过一个人不是因为宜居而定居在哪里，我们往往因为别的原因而去了别的地方。而且现在我以台北作参照，来想香港下一步怎么样，因为我们是看着台北怎样成正果的。我觉得它已经修成正果了，台湾风格、小清新风格等发挥很大的魅力，连香港的年轻人都说喜欢台北人。我很惊讶，大陆不少人喜欢台北，香港年轻人都喜欢台北，香港人应该会觉得他们不够潮才对，现在都喜欢台北。 我在台北的时候，1998年说服了台湾的观光局，组织了一个香港副刊编辑和作家团去台北。我陪着他们，介绍台北有多少好玩的东西。当时很多香港作家都没有去过台湾，对台湾没想法，就知道“立法院”打架而已。我就告诉他们很多小清新、好玩的东西。现在我这一代人的孩子都说特别喜欢去台湾，我就觉得台湾风格终于出来了。而香港却是在1997年前有个很迷人的故事，这个故事说完了，周期完结了，新的故事到今天还没出来。如今的内地人想起香港都是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香港，包括流行文化。我觉得香港的故事完全变了，不是以前那样的。故事快要出来了，但是还没有确定要怎样去论述它。 时代周报：是因为台北的房价没有香港那么高，生活节奏没有香港那么快？ 陈冠中：没错，这太关键了。所以你看到大家都比较从容，老年人都不会很生气，脾气非常好，随便走在街上的人都很客气。台北比较悠游自得，但他们做得非常细腻，有点气派不够。也不一定要有大气派的，他们吸引人的就是这种小东西。很多人就找个自行车环岛，住在民宿里面，很过瘾。这种风格现在吸引了很多人，听说很多内地的年轻人也很喜欢。连台湾人都有点尴尬：怎么整天都说我们这么好。 北京之外的文化产业大城市 时代周报：你为什么喜欢北京？ 陈冠中：虽然北京有很多不足的地方，但如果现在让我挑的话还是北京。北京整个城市没有让人觉得方便，但我是不上班的人，觉得还挺好的，有一种自在。在北京不上班，没有人会觉得有什么不妥，但如果我在香港，每天都会不胜其烦。每个人都会问你：为什么不上班，你在想什么，基本上不可能不上班不做事。 我在香港也算是做文化的，在台北也是，到了北京才知道有这么多人在做文化。真的是太大的圈子。怎么会有这么多不同的人？这让我觉得挺兴奋的，会碰到很多奇奇怪怪的人，很多想法都很奇怪。跟我以前碰到的很不一样，当然他们都很优秀，也是有意思的人，到底是全国来的。 北京特别喜欢无缘无故地碰面，本来是没事的，但大家随便聊聊天就可以碰面。在香港或者上海我想是不行的，无缘无故找人碰面，大家都不太行。还有外地来北京的朋友特别认真，每次到北京都要召集饭局来见面，都在谈重要的事情，比如国家大事。那也是广州、上海不会做的事情。这种辩论对我来说有意思，对别人来说不见得有意思。 时代周报：你前一阵子接受北京媒体的访问说：北京之外第二大的文化城市是香港？ 陈冠中：我必须补充的是，我指的“文化”是文化产业。北京的文化、上海的文化、香港的文化是很难比较的。但文化产业是可以比较的，我觉得远远超过其他城市的就是北京，因为它是13亿人的文化首都，第二名都差很远。第二名是香港还是台北就可以争论。 我的定义里面可能说得不够周全，主要不是文化消费城市，要成为文化生产城市，才对文化有真的贡献。所以文化产业还不只是指份额有多大，是指它有多少生产力，多少有意思的生产。这方面来说，香港和台北都做得相当好。我也要强调他们的文化产业可能比上海做得更好。 我觉得很难有人说不对，上海现在还是以文化消费为主，这是他们的大问题，他们必须要转变成文化生产城市。他们不能整天觉得自己很有品位，引进很多东西，成为消费的大城市。如果要恢复当年的光辉，或做出跟现在的经济实力匹配的文化产业，必须要有自己生产的东西，上海在这方面其实做得不够好。 英美小说不用华丽辞藻 时代周报：你认为香港文化里有没有产生比较特别的东西？ 陈冠中：我觉得都是很个别的例子。比如从写作来说，大概现在写言情小说的没有比张小娴更红的。她的新浪微博和腾讯微博各有三千多万粉丝，香港的人口也只有七百多万。不管有多少僵尸粉，也是很厉害了。但就是她这么一个，她两年前才经营微博，每天放一条男女爱情的心灵鸡汤上去，现在到上海、北京签售，从早签到晚。张小娴基本上就是以港男港女作样板写东西。 再比如说写饮食的蔡澜、欧阳应霁，武侠小说还有黄易，温瑞安也算，他是半个香港人。但是不可能有上世纪80年代金庸的热潮，那个时候盗版、正版，人手一本。比如梁文道，在政论界、时评界也挺受欢迎，他针对内地写的东西，内地朋友有时都忘了他是香港人。他在香港写东西给香港人看，又是另外一套，但都写得很好。董桥也有很多粉丝，但有些人完全不看，有些人就很爱。 时代周报：你远距离的观看会不会有新的角度？ 陈冠中：我觉得每次都不一样，没有一个通例。只要用中文写，基本上整个华语地区都能看得懂。比如说莫言，海外的接受度也挺高的，香港跟台湾都挺爱看他，但是他的东西非常有本土色彩。当年阿城有明清白话小说感觉的，大家也很爱看，没有规律可言。反而王朔太北京化，这边就很少人看得明白，港台地区就只知道这个人。他对内地的巨大影响，都是我到了内地以后慢慢补习回来的。 时代周报：你做过杂志、电影、文化产业，也写散文、文化评论、小说，现在觉得自己做得最擅长的是什么？ 陈冠中：我一直在想，好像没找对我要做的事情，所以才会试这么多不同的事情。直到最近几年觉得小说可能是对的，但说不定过几年又改了。恰恰因为小说可以把我脑筋里很多零碎的、放不了一起的东西整合成一个文本。令我比较有满足感的就是，本来难以好好说清楚的东西，终于以一个相对有条理的方法放进一个文本，大家看完还有不同的体验，这个是我现在能做的事情。不是说有多好，但很多人都能看完我的小说，有各种想法，还记得内容，让我觉得这已经不错了。 时代周报：之前复杂的生活经验对你写小说有什么帮助？ 陈冠中：比如说新闻的训练。当时在波士顿大学教我们写新闻的老师特别严格，他不准我们在文章里面用形容词，要形容什么东西就要用具体的感觉来形容。比如说你不能说一个房间很大，你要说它有半个篮球场的体积。那个令我很震惊，本来没想过要这样写文章，多余的字又要删掉，一删就1/3，当时觉得很莫名其妙。 原来他们就是这样的训练，写的东西很自律。我用中文写的时候觉得中文是形容词特别丰富的文字，而英文是动词特别丰富的文字。所以英文整天强调要用对的动词，每一个动词有不同的意思，所以要找到对的动词来用，所以英文的动词很能带动文章。但是中文还不见得，有的时候真的要用形容词，我们的形容词也有很美丽的、很有感觉的。有时候很极端的老师会帮你不少忙。 英美的小说对我的影响比较大，就是不想用很华丽的辞藻。有的时候不准太煽情，这也是新闻训练里面的。我们因为当年受到存在主义的影响，都是很冷的东西。梁文道有一次总结说，香港的写作是比较冷的，台湾比较温馨，大陆就比较情感丰富和投入，但是香港要把情感包在里面，不能露出来。这可能跟我们当时看的小说的潮流有关，比如加缪的《瘟疫》，这些书都是很冷的、很枯燥的，一点都没有把情感放出来，这对我们有影响，就是装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