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美国前财政部长、现柏林犹太博物馆馆长布鲁门·塞尔，13岁时曾逃难到上海。在92岁高龄时，布鲁门·塞尔故地重游，在曾经居住过的虹口区提篮桥一带—舟山路59号、曾经做礼拜的西摩会堂、曾经就读的小学旧址—久久徘徊。 对于熟知上海的人，提篮桥在相当长的年代里是上海监狱的代名词，但对于布鲁门·塞尔这样在“二战”时期来上海避难的犹太人来说，提篮桥是他们的“诺亚方舟”，“没有提篮桥，就没有今天散布在世界各地的犹太后裔。” “二战”时，来上海避难的3万犹太难民中，除数千人后来去第三国外，到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时，仍有2.5万人留在中国上海，这一个数字超过了加拿大、澳大利亚、印度、南非、新西兰五国当时所接纳犹太难民的总和。从历史上看，当时的上海是除以色列本土外犹太人最大的聚居地。 如今，这个沿东大名路过外白渡桥就是“万国建筑博览”外滩、并与上海新景观标志的陆家嘴建筑群隔江相望的提篮桥，已经成了这座繁华都市最后的陈旧一隅。但若仔细寻觅，便利店装潢面砖和广告牌下面似乎还能探到昔日小维也纳咖啡馆的旧貌，违章搭建和杂乱的屋顶平台，还能依稀见到曾是著名的露天聚会场“莫斯考特屋顶花园”。 这个被犹太人称为“HongKew Ghetto”的地方，曾经也有过“小维也纳”的繁华。 “全世界惟一不需要签证进入的城市”
为什么源源不断的欧洲犹太人会不远万里来到这个完全陌生的东方城市？所有犹太人都十分清楚，因为上海，是当时上帝唯一为他们打开的一扇窗。 1933年，希特勒开始在纳粹统治地区推行“排犹、灭犹”政策，大批欧洲犹太人被迫背井离乡。可当时的欧洲怕得罪纳粹，全都拒绝接收；其中一些国家因为在他们的文化中对这些居无定所的犹太人也素无好感，同样拒绝接收。甚至连美国，也怕影响本土人的生活环境拒绝接受。一时间，仿佛上帝对犹太人关上了所有的门。 唯有上海，因为战争打乱了一切秩序，造成了权力真空，于是成为全世界惟一不需要签证进入的城市。 就像是上帝关上所有门后，却打开了一扇逃生的窗，成千上万的犹太人涌入上海。大量运载逃难犹太人的劳埃德·特雷斯蒂诺号邮轮一次又一次地停靠在上海港。1938年11月，德国在经历了著名的水晶之夜后，开始对600万犹太人进行隔离和捕杀，犹太难民潮到达了巅峰。 从历史上看，犹太人大规模进入上海可以分为三个阶段。最早来到上海的是19世纪中叶的“赛法迪犹太人”，他们在这片土地上经商并很快获得了成功，其中最为著名的如沙逊家族、哈同家族和嘉道理家族，在上海占有重要地位；20世纪初期，大批的俄罗斯犹太人为了逃避十月革命，成了第二批来上海的犹太人，他们大多经营着中小商业，属于中产阶级；“二战”时逃亡到上海的犹太难民，属于第三波犹太潮，提篮桥成了他们的落脚点。 从“小维也纳”到“5公里隔离区” 早在100多年前就在上海发了家的“赛法迪犹太人”资助了大部分囊空如洗、吃住无着的“二战”犹太难民。嘉道理发起、组织了犹太难民委员会，在提篮桥和杨浦一带建立了7个难民中心，沙逊捐赠了数十万美元的“复兴基金”。美国犹太人联合会帮助募集资金、提供食物，有钱的四千多难民把自己的钱捐了出来，俄罗斯犹太人也纷纷慷慨解囊，甚至上海的中国居民也让出房子、帮助介绍工作、并接受难民子女进学校读书。 经过各方的努力，一个犹太社区在提篮桥一带迅速建立，街道也进行重建，出现不少具有中欧风格的建筑。露天咖啡馆、能提供巧克力和冰淇淋的牛奶房、面包房、西餐馆纷纷开设，造了宗教会堂、剧场，定期举行犹太族音乐会、舞会和犹太教节日，一些有资本的难民建立了小型工厂，出产肥皂、蜡烛、编织品、皮革制品等产品。一时间，这里成了上海的“小维也纳”。 好景不长。1941年，随着日本进占公共租界，小维也纳短暂的繁华期消失了。随之而来的是经济萧条、救援资金来源被切断、厂商倒闭、食物短缺。雪上加霜的是，日本作为德国的盟友，也开始了排犹措施。不幸中的万幸是，日本人并没有杀害犹太人，而是把他们限制到了提篮桥只有5公里的“隔离区”内。 没有了黄油和牛奶，不得不出去讨钱，住在鸽笼一样的弄堂房子里，周围有铁丝网架着，上海犹太人的苦难直到1945年日本战败才真正结束。 如潮水般涌来的犹太人，在1945年国际难民组织的安排下，又如潮水般从上海退去。他们大部分人移居到了以色列、美国和加拿大等国家。这一片“HongKew Ghetto”，成了幸存者们永远的“诺亚方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