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投行人士郑磊在他的《本色神话与PONZI赌局》文中这样写到：吴英的本色神话有更多的破绽。其一就是吴英的过去经历有很多人知道，当地人证实，在本色集团成立前，吴英的产业只有俱乐部、美容、足浴等数千万资产，离巨富相差甚远。正是这一点，有关吴英的负面传闻就一直不断。尽管吴英后来吞吞吐吐地不断披露新的故事情节，如吴英说，她淘金所涉几乎全是暴利和投机性行业，最后靠做期货发了大财。仍未使她的投资人对她完全放心。而吴英为了弥补这一先天缺陷而高调撒钱的举动，同时介入多项产业经营的举动，备受怀疑和争议。吴英没有处理好两个重要问题：她的故事说服力不够，她没有告诉投资人为什么可以放心把钱借给她，也就是说，她要通过经营活动来赚到超过答应给投资者的回报率。但是，她表现出来的经营作风和扩张让有点常识的人都匪夷所思，不少人指出她的做法有很高的经营风险，不符合商业逻辑，而且由于网络的快速传播，这些专家意见动摇了投资者的初始想法。 另一个问题与前一问题有关，因为开始投入了3亿左右资金，剩余资金并不宽裕，当一些投资者产生动摇要求提前撤回资金时，只能采取拖延和逃避，而这样的行为会产生多米诺骨牌效应，使的神话在一夜间就可能爆裂。2006年底，上海一家财经媒体就报道过本色集团资金链紧张，银行正在催要一笔约1000多万元的贷款，报道更指其发不出员工工资。实际上，这笔贷款在未到期之前已经还清了，但当地银行对她并不信任。按吴英本人的说法，银行的人说她涉嫌洗黑钱，其结果是本色很难从银行获得低息贷款。 如果说吴英确实具有主观上的诈骗故意，可能也没有进一步的证据。她确实在从事经营活动，并期望获得理想的经营收益。本色从事的服务行业基本都不可能带来暴利，而她首创的“买家纺送等值彩电”的让利销售模式，实际上也仅仍能维持微利。本色集团混乱的投资结构，被吴英解释为精心设计的“酒店连锁和家装商贸相结合”的滚动式发展模式。 如果我们从善意的角度试图去理解吴英的行为，那就只有一种情况，吴英，一个“聪明”的空想者，带着快速致富的浮躁，试图通过在服务业和房地产业通过快速的大规模资金投入发财。本来，她是有机会的，国内的房地产行业到目前为止都还能提供这样的暴利，可惜她没有这个能力，整个事件就是一出似是而非的闹剧而已。 浮躁的心态和八十年代后出生的人的敢想敢干，在当下的中国不是个别的情况。吴英之所以能这样做，也得益于民间资本的充裕，这样的事在江浙等富裕省份更容易发生，而投资者的愚蠢贪婪，使吴英的筹资很顺利，因此而破坏性就更大，这就是私募投资界的泡沫经济现象，应引以为戒。《南方周末》再度将浙江东阳26岁的神秘女富豪吴英纳入人们视线。据悉，这位本色集团的年轻掌门人三个月捐款630万元，可列胡润慈善榜第95位；据传其总资产38亿元，可排在杨澜之后，居胡润"女富豪榜"第6位。 虽然吴英一再声称"我的钱是干净的"，但依然难以释疑坊间的种种猜测。关于她一夜暴富的神话，竟然流传着走私、贩毒、搞军火甚至因结识南亚军阀后分得大笔财产等多个版本。吴英的助理在接受媒体采访时称，不排除部分资产来自期货市场的可能。我们姑且相信吴英有在期货市场上"印钞票"的超凡能力，也姑且相信钱来得光明正大，但她在短时间内对实业的"疯狂"出击，却让人有点看不懂了。 去年底到今年初，这位女富豪在投资实业上频出大手笔，先后注册了12家公司，涉足家装、酒店、洗衣店、物流公司、网吧等诸多领域，投资结构可谓混乱至极。吴英的实业投资需要的是长期预期，而她采用的，仍然是资本市场惯常的"短平快"操作方式。所以，她给摊大饼式的投资起的名字再好听，也不能掩盖其资本链随时可能断裂的硬伤。 战略管理大师迈克尔·波特认为，一项有效的战略必须具备五项关键点：独特的价值取向、为客户精心设计的价值链、清晰的取舍、互动性、持久性。我们可以认为本色集团具备了前三项甚至前四项关键点，但持久性的缺失或飘渺却往往是致命的--远的不说，广东中山逢源商业街两年前改造完成，热炒之下，首期110个商铺短时间内销售一空，然而短短两年之后，这一商业街几乎门可罗雀、无人问津。 或许在中国神秘女富豪吴英眼中，本色集团的急剧扩张带给她的满足感比坐拥数十亿元资产要大得多。问题在于，因为在资本市场上的如鱼得水便开始疯狂并购实业，进行多行业巨额投资，这种利润导向型的逐利方式是有先天性缺陷的。 一来，在发达国家资本市场上，不同类别资产的风险与回报是可预期或预测的，不同资产回报之间的长期相关系数也是已知的，中国资本市场却不可同日而语；二来，欧美富人无论在房地产、短期国债、股票还是私人资本、对冲基金、期货、期权等方面的资产配置，大都由私人投资经理来管理并制定详尽、透明的投资管理方案与投资政策声明，中国富人在这方面随心所欲的成分则比较明显，这是其财富管理的软肋之一。 或许是巧合，不久前放言"200亿重建圆明园"的横店集团，与本色集团同在东阳。两家企业手段截然相反，但意图相似。前者是通过公开募集资金，用地产与主题公园项目搞资本运作游戏，以填补企业高负债的黑洞，并加固自己的资本链；后者是通过资本市场"供油机"源源不断的补给，意欲迅速通过庞大的产业链将资本无限放大。 两个企业的共同悲剧在于，其资本美梦的前提，要么是镜中之月，要么是昙花一现，圆梦的唯一途径便只有靠"非常"路径。横店集团想玩转200亿元的公益资金募集，只有与关联企业、银行甚至政府部门联姻；本色集团要想在资本市场与实业之间持续顺畅地移花接木，除了与一些强势力合作外，几乎别无他途，而这些势力可能将其"诡秘意图"甚至"阴谋"捆绑到了项目之中。 对中国企业，特别是或多或少"缺氧"的民企而言，由于发展模式的不明朗与财技的捉襟见肘，往往自然不自然地做了别人的"盘中餐"却乐此不疲，这才是最大的悲剧。 让我们来读读历史：17世纪荷兰的郁金香狂潮，18世纪英国的南海公司泡沫，20世纪佛罗里达的房地产虚假繁荣。这是随便一本投资学教材都会重复的内容。然而，教材不会告诉你，当佛州的房产价格成倍翻番时，所谓的楼盘还只是满是蜥蜴与短吻鳄的沼泽。你也许不知道，有了英国国会的政治背书，投资南海公司便和一种高涨的爱国热情联结起来，哪怕该公司只是拥有一些空洞的“贸易权”。你或者更难以想象，粉红色迷人的郁金香，在16世纪它的最高身价约11万美元一个球茎。———也许11万美元的球茎不会再有了，但市场仍足以掀起几万倍这个数字的狂潮。因为我们还在相信神话。 正统的经济学信条告诉我们，市场由一些理性、独立，具有充分信息和远见的投资者构成。与之形成对照的是，几乎所有成功的投资家都会告诉你，市场的参与者是狂热、盲目和目光短浅的。索罗斯也告诉我们，他的量子基金在20年的时间里每年高达30%的回报率，凭借的不是有效市场和随机游走，而是对金融市场的反身性理论的运用。根据这种理论，价格偏差的趋势将会自我加强并最终导向崩溃。不用疑惑大众为何不能洞察秋毫，想想历史上那些迷信、狂热、恐慌和暴乱的案例吧。从中世纪对女巫的审判到末日大恐慌，从“火星人入侵”的谣言到种族仇杀，这些事件和投资市场的非理性行为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它们反映了人性共同的弱点。 身为一名成功的投资家，门斯切帮助他所服务的高盛公司，在40年的时间里保持每年20%的平均收益率。他相信如果坚持谨慎、理性和独立的投资原则，投资者是可能获得成功的。。门斯切告诉我们，“信息来得越容易，价值就越小”，“群体越肯定的事情，就越有可能出错”。这是投资原则。 浙江一带地下金融规模有多大？运作模式如何？据中国人民银行杭州中心支行估计，整个浙江省民间融资规模达1300亿～1500亿元。在义乌、永康、温岭、乐清等地，这些年来因向钱庄借钱出现纠纷引起的民事诉讼每年均有数十起，有关部门每年查处的“地下钱庄”在10余户上下。 浙江丽水集资2亿的案：一个外号叫“小姑娘”的美容院老板在浙江丽水集资2亿的案件－－“浙江丽水杜益敏案”。案发后，借钱给“小姑娘”的债主们如热锅上的蚂蚁。 实际上，杜益敏案早就不是第一起，有人说，在丽水市里，没有一户人家不知道民间集资这回事的，民间融资是本地人的传统，现在仍然没有停止。如果说义乌、东阳一带的民间借贷还不为更多公众所知，那么温州的民间借贷早已天下闻名。去年底，美国花旗银行一位经济学家在温州实地考察后测算，温州的民间借贷规模至少在千亿元。相当多的东阳人认为：这不过是一个小案子，因为先前吴英太出名了，才引起这么多人的关注。 一份官方版浙江“地下钱庄”调查材料显示，约在4年前，浙江省有机构曾针对包括义乌在内的多地进行调查，调查的出的一个结论是，这些地下市场的货币资金交易规模及参与交易的面有多大，调查人员都无法做出准确的统计和判断，但在义乌、永康、温岭、乐清等地，这些年来因向钱庄借钱出现纠纷引起的民事诉讼每年均有数十起，证据确凿由有关部门予以查处的“地下钱庄”，每年也在10余起上下。据中国人民银行杭州中心支行估计，整个浙江省民间融资规模达1300亿～1500亿元。 据称，在义乌，大约有二三十个做大买卖的“会”。一般进入民间借贷市场，必须有引路人。即便是那些借出了钱的人，也不一定知道自己进了哪个“会”。而随着民间对资金需求量的增大，“会”的规模越来越大，有的发展成为“地下钱庄”。义乌是浙中地区经济最发达、民间资本最雄厚最活跃的县市。圈内人士分析，通常情况下，老板互相拆借逐步发展成有组织的行为，这种借贷圈在当地被称为“会”，另外还有一种称呼是“调剂银行”。一个广为流传的说法是，在义乌，大约有二三十个做大买卖的“会”。 “会”有专人负责运作，从几个朋友的小圈子逐渐通过朋友的圈子扩大，并且逐步由点连成线、连成网。运作“会”讲究资历，一些“会”在形成规模以后，形成影响，其中的一些人就会成为一定区域的公认的主持人，主持人有一定的提成（据说一种是直接的利差，另外一种类似于委托理财的佣金）。 如果谁有钱，可以通过这些主持人在“会”里登记，如果有人缺钱等用，而且风险不大，双方谈好一个比例以后，想要钱的人就能很快拿到钱，手续很简单，一般写个条子，几百上千万几分钟就能办好。这样的“会”是运作比较规范的，借款用款比较慎重，所以风险比较小。现在还有人将“会”里的资金拿出运作公司，比如投资矿业、投资高校等，据说浙江有一所大学，民间资本股东的投资额达到5000万元。 上述操作类似于私募。 不过，“会”的运作非常神秘，实际上，一般进入民间借贷市场，必须有引路人。比如吴英进入民间借贷市场，公开的说法是，一个偶然的机会，吴英结识了一位义乌老板。这位老板不仅带吴英入行，还提供500万元作为启动资金。 事实上，即便是那些借出了钱的人，也不一定知道自己已经进了那个“会”，圈内不成文的规矩是，买卖自由，少打听，等收钱。调查发现，在义乌、永康、温岭、乐清等地，这些年来一直都活跃着多种形式的地下金融活动，其中，以具有一定资金规模和组织化程度的“地下钱庄”居多。有些地方甚至初步形成了一个以各种“地下钱庄”为主体的“地下货币市场”。 和采用正常利息计算的“会”不同，“地下钱庄”采用的非法手段扰乱金融、造成社会不稳定。 最近一直有消息称，吴英案件可能涉及“地下钱庄”。不过，“地下钱庄”的借贷方式十分隐秘，尽管连日来记者希望能与浙江的“地下钱庄”近距离接触，但一直未果。圈内人士称，“地下钱庄”比起非法集资更难取证，在“地下钱庄”中，无论存贷，只写借条。涉及“地下钱庄”的款项数字表述也有技巧，一般会将借款期限内的利息一起计算到本金里，写总额，另外则是写出本金金额，但只把扣除利息以后的本金支付给借款人。
“地下钱庄”的运作手段充斥着暴力。据了解，先前在浙江甚至出现过13家小企业的老板为躲避高利贷而外逃的情况，最终这13家小企业倒闭，甚至还牵连小老板的亲属。“打伤打残可能算好的了，要是钱拿不回来，那些人什么事都干得出来！” “地下钱庄”用高于存款利息的手段吸引民间资本，甚至想法套取银行贷款，要赚钱，借钱出去时的利息就非常高。熟悉“地下钱庄”运作的人士透露，“有的月息超过30%，而且可能利滚利”。按照目前义乌、东阳一带比较流行的借贷利息，月结为本金的3%，如果借出100万元，一年的利息收入就能达到36万元。而一些打着“当”字标记的所谓寄售行，其放贷月结利息则为5分、8分，甚至更高。月结利息为本金的３％ 银行业人士分析，在一系列宏观紧缩政策接连出台的大背景下，近期民间借贷异常活跃。它们甚至借助信托、典当、私募基金、贷款中介等各种金融形式，成为银行收紧短期贷款之后的新融资渠道。不过，一些地方的民间借贷开始有偏离正常轨道发展的迹象。 在浙江义乌、东阳街头，或当地的一些报纸上，经常有告示：“需资金周转请与×××联系……”圈内人士表示，这其中有的是放高利贷的，其背后都有一些典当行支撑。在浙江金华，曾有一些“当”字标记的所谓的寄售行，“表面上是受物主委托寄卖东西的地方，类似我们平时所说的旧货市场”，但实际上它的“最大功能是非法融资和放高利贷，寄售行老板为了赚取差价，经常以私人名义，以3分利息从亲戚朋友处融资，再以5分、8分甚至更高的利息，向一些急需用钱的人放高利贷”。 义乌民间借贷与金融机构的贷款之间存在2～10厘的利差。为了这个利差，一些有闲钱的人便自然而然地加入民间借贷大军，成为“债主”。按照目前义乌、东阳一带比较流行的借贷利息，月结为本金的3%，如果借出100万元，一年的利息收入就能达到36万元！ 目前在浙江的民间借贷，主要有两种方式诱惑债主：较高的利息或较高的投资回报。因为有巨大的利差，也因为很多人不愿显富，再加上目前的借贷市场信息不对称，形成了层层借贷的多级格局。 在浙江，到底有多少人加入民间借贷大军无从考证，但受利益驱使，借贷网逐渐出现分层分级别的体系。在义乌，有一位投资者，一掷数千万进入民间借贷市场，随后他打了几个电话，然后就有了好几亿元进入她所加入的“调剂银行”。不过，有人说，这位投资者一开始也是个小角色，他的钱也是从各个地方聚集来的，但运作比较顺利、没翻船，也就如雪球般变大。 一位自称借给吴英700万元钱的毛女士有发言权。借给吴英的钱，只有小部分是她自己的。她和吴英接上头以后，马上联系“朋友”借钱，她坦言，她和“朋友们”商量一个利息数字，通常比吴英给她的少约5个点。据她猜测，朋友们的钱是以更低的利息借到的。 因为有巨大的利差，也因为很多人不愿显富，再加上目前的借贷市场信息不对称，形成了多级格局。层层借贷模式下，如果第一层的回报是本金的20%，那么第二层则为15%左右，第三层则是10%左右，第四层在8%左右，最低的一般都在2％～3%，这如一个倒金字塔，一旦其中一环出了问题，就急需资金补上，否则，整个体系就会崩塌。因为有多级格局，所以整个民间借贷网“谁也不知有多大”。 另据调查，浙江还出现发展到相当规模、专门从事票据贴现的“地下钱庄”，这些钱庄贴现票据手续简便，有鉴别真假汇票的专门手段，贴现利率比较低，主要赚取的是利差。目前浙江的民间借贷，主要有两种方式诱惑债主：较高的利息或较高的投资回报，后者类似于债主成了借债人的股东，但有一个保底的、比较高的回报率。 以上这些事件所暴露出的民间融资、借贷等“灰色现象”却值得关注。如何通过事前监管避免扰乱金融秩序的违法行为出现，同时也要尽可能地为民间资本流向提供合适、合规的途径，成为必须要解决的问题。 在江浙一带“藏富于民”的市场背景下，吸收公众存款的行为暗地里早已非常普遍。在温州等地，民间融资甚至已经成为正规融资的有效补充，一定程度上获得了官方的认可。在这一背景下，吴英作为其中的一个个案，凭借高息回报允诺，通过当地的地下钱庄迅速筹集到巨额资金其实不足为奇。 但时至今日，相关法律法规对民间借贷行为与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界定仍然较为模糊。根据国务院《非法金融机构和非法金融业务活动取缔办法》的规定，“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是指未经中国人民银行批准，向社会不特定对象吸收资金，出具凭证，承诺在一定期限内还本付息的活动。”但是，到底向多少个公民借贷或者借贷多少属于合法范围，尤其是在什么条件下触犯《刑法》，相关法律并没有给出明确的规定。 何谓非法吸收存款，它与目前江浙民间借贷活动有何异同？严打非法吸收存款，是否意味着对民间借贷活动的彻底否定？如果是的话，民营企业融资难的问题如何破解？民间庞大的投资资本该如何引导其流向？诸如此类的体制性问题，都将因为吴英被刑事拘留而让有关部门不得不去给出正面、及时的答案。 如何通过事前监管避免扰乱金融秩序的违法行为出现，同时也要尽可能为民间资本流向提供合适、合规的途径，成为必须要解决的问题。 首先，民间融资的规范发展离不开完善的监测通报系统，需要监管部门定期开展调查、统计，及时监测辖区内民间融资的总量、利率水平、资金主要来源及运用情况，适时进行信息披露和风险提示。 其次，民间融资的健康发展离不开正规的民间金融机构，我国应当进一步开放银行竞争，鼓励非国有的投资公司、投资基金、投资银行等向民企放贷，并通过整合，使游离于监管体系之外的民间金融纳入政府的监管视野，从而有效地引导其健康发展。 如何满足民间资金的需求，也需要进一步探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