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第一节 实干的世界观
同一个过程，投机的世界观看到的是投机，实干的世界观看到的是实干。例如，一条生产线停产了，每天损失百万元。厂里的技术人员忙得团团转，却解决不了问题，干着急。一位专家化了5分钟时间找到了原因，用了10分钟时间解决问题。这位专家在干什么？投机者认为他在投机，实干者认为他在实干。该付多少钱？投机者认为他无非是懂得机巧，不值多少钱。实干者认为自己花三天三夜解决不了的问题，专家解决了，就值很多钱。投机者认为，台上十分钟，台下十年功。十年功是在掌握机巧，十分钟是在运用机巧。我只要付运用机巧的十分钟的钱就够了。实干者认为，掌握机巧的过程就是实干，十分钟应该取得十年功的报酬，所以，怎么付酬都不高。
这就涉及到一个根本问题：到底怎么定价？如果要把掌握机巧的十年也考虑进去，那么企业中的绝大多数活都有一个熟练过程，都有一些机巧，都需要将长期的培训、学习、掌握机巧、熟悉关系的功夫算进去，都可以用这种原则去和企业讨价还价，这样，企业成本将无限上升。如果不算掌握机巧的十年，只算运用机巧的实干时间，那么这位专家又不干。
这进一步意味着，当世界有无数机巧、机关、机会组成时，按劳分配都很困难。最困难的是劳动量的计算：按过程算，还是按结果算？按过程算，工作量容易计算，但是，不掌握机巧，多少天都可能干不出来。按结果算，很可能几分钟就解决的事情，但报酬却是天价。
再进一步，可以出现两种定价原则：
A、 结果原则。以实干的世界观对运用机巧进行定价，前述生产线专家例，定高价；以实干的世界观对实干定价，以为农民种田是纯实干，定低价；
B、 过程原则。以投机的世界观对运用机巧进行定价，前述生产线专家例，定低价；以投机的世界观对实干定价，看到农民种田也有机巧，定高价；
这就麻烦了。在大多数人的眼中，一分钱一分货，一分活一分工资，这叫经济规律。但是，如果出现两种定价原则的话，这一分活到底值多少钱就看怎么解释了。擅于讨价还价的人能够灵活运用两种原则为自己辩护：在给专家付费时，用过程原则。在自己当专家时，用结果原则。
结果原则其实就是我们熟悉的“不管白猫黑猫，逮住老鼠就是好猫”原则。如果我们的社会是一个简单的、自食其力的、自给自足的社会，这个原则就没多大问题。如果我们的社会是一个高度复杂的、相互联系的、充满机巧的社会，这个原则就可能使绝大部分财富流向少数掌握机会和机巧的人手里。
当然，到实际经济生活中，单凭结果原则还不够。如果这位专家能够绝对垄断了该条生产线的技术解决方案，那么，10分钟时间就可以定价百万元——总比每天损失百万元好吧。如果这位专家只是相对垄断，企业就可以威胁寻找其他专家，定价就可能下降到10万元甚至1万元、1千元，依搜寻和等待其他专家的费用多少而定。这进一步意味着，这位专家的收费既不是按照本身的工作量收费，也不是按照工作机巧收费，而是按照他在社会中的垄断程度收费。这是个很有意思的问题。这位专家真正的收费原则是垄断定价原则。但是，垄断是一个不好意思说出口的真实理由，是一件“只能做、不能说”的事情。结果原则只是为垄断定价找到了一种貌似合理的辩护说法。
问题出来了。按照通常的理解，投机不好，实干好。一个社会如果提倡投机，奖励投机，那么大部分重复性强的、机会含量少的工作谁干？
可是，客观上加速两极分化的结果原则，导致辛勤劳动者财富流失，而掌握机会者盘满钵满的，恰恰是实干的世界观的产物。客观上可以减缓两极分化的过程原则，恰恰是投机的世界观的产物。
在投机的世界观看来，科学家刻苦钻研是在搞清大自然的机理，工程师是在设计利用大自然能量的机会之器，政府机关是机会的开关。在实干的世界观看来，明星的巨额出场费是实干的应得收入；大律师的千万元级的律师费也是实干收入，而且是比歌星更实干，舌巧如簧、颠倒黑白需要实力啊；证券经纪人的所得也是实干收入，因为掌握信息、处理信息需要实干。
实干的世界观使投机者如鱼得水，聚集社会的财富。投机的世界观使实干者的机巧得到承认，却将投机者的能量归功于社会。持实干的世界观的人反而可能伤害实干者，这是一个悖论。联合国大学世界经济发展研究所近日发表报告称，目前全球财富分配很不平均。2%的成年人拥有世界上50%的财富，此外，还有50%的“地球村”居民只拥有世界上1%的财富。其中，北美、欧洲和亚太地区部分经济发达的国家和地区拥有了世界上近90%的财富。美国的财富不平均程度最高，10%的富人占据社会财富的70%，法国、英国的这一比例也都超过50%。[1]
马克思在主观上是站在普通体力劳动者一边的，但他认为脑力劳动是多倍的体力劳动，有资格领取多倍的工资。其实，即使在马克思的时代，社会也已经高度复杂、迅速变化、充满机巧了，相应地，这个时代的脑力劳动也主要是掌握机会、运用机巧的过程。既然如此，站在体力劳动者的立场上，怎么可能承认脑力劳动是多倍的体力劳动呢？
那么，为什么马克思会这么看？因为马克思的世界观其实是实干的世界观，是简单世界的世界观，以为个人的工作实效取决这个人的脑力或体力劳动，而不是取决于这项工作在社会经济生活中的重要性。马克思也许不承认自己的世界观其实是简单世界的世界观，他甚至反复强调世界的相互联系和运动变化，但是，一旦落实到现实经济生活的分析，他就走回到孤立的、静止的、简单世界中去了。这就启发我们进一步得出结论：投机的世界观其实就是运动的、联系的、整体论的、结构性的世界观，而实干的世界观则是静止的、孤立的、原子论的、实体性的世界观。在投机的世界观中，个人的自由、平等和独立将显得荒诞。在实干的世界观中，个人的自由、平等和独立才有可能。
实干的世界观强调个人奋斗。但是，在一个高度复杂、迅速变化、充满机巧的世界中，个人奋斗的最好方式是把握机会、掌握机巧。
投机的世界观强调相互依赖。如果我们是在一个简单的、老死不相往来的石器时代，即使有人强调相互依赖、相互帮助，客观上也只有个人奋斗者才能获得生存资格。
这是一个更加重大的悖论。
为什么我们客观上已经处在一个高度复杂、迅速变化、充满机巧的社会，但主观上我们却不愿意面对呢？
因为这样一个高度复杂、迅速变化、充满机巧的社会将使每个人感到无力和渺小，感到生命的短暂和易碎，感到财富的虚幻，权力的狂妄，从而使人困惑，使人迷茫，使人失去个人奋斗的物质动力。更进一步，甚至产生一切皆是过眼烟云、人生四大皆空的看法。释迦牟尼、老子、耶稣、默罕穆德等等这些思想家和宗教家，都有类似的看法。一般来说，越是阅历丰富，思考深刻，越容易持复杂世界观。
相反，一个简单的、静止的、实干的世界可以使人感到尊严和有力，可以使人享受生活的快乐，财富的荣耀，权力的强大，充满个人奋斗的物质动力。更进一步，甚至可以让人将片刻想象成永恒，沉浸在光荣和梦想中。亨利·福特，山姆·沃顿，杰克·韦尔奇，托马斯·沃森，等等，都是这种简单世界观的典型代表。这就是所谓美国文化。一般来说，越是年轻气盛，才华横溢，越容易持简单世界观。
在政治上，如果社会的高度复杂、迅速变化、充满机巧，绝大多数人身在社会中，不识社会真面目，真理掌握在少数人手里，则民主的可能性就很小；如果社会简单、静止、实干，谁都可以很容易了解这个社会，就像了解自己家的菜地一样，则民主的可能性很大。民主的可能性很小，作为个人，我们会觉得自身的政治权力若有若无，可有可无。民主的可能性很大，我们会充满信心地去投票，去参与政治。换成政治自由主义的语言，复杂的社会意味着更复杂的政治，而复杂的政治意味着权力不容易受制约，意味着权力有可能用复杂而神秘的名义实施专制独裁。
也就是说，西方现代社会的基本政治、经济和人生信念：自由、平等、独立、民主，全部建立在一个简单的、静止的、实干的世界观上。在相当大程度上，正是这种世界观，使人对物质生活充满热情，对物质成就无限迷恋，对创造物质生活的科学技术百般推崇，使人充满了赚钱的动力、技术研发的动力、征服外国的动力。也是这种世界观，使西方社会的程序民主充满了吸引力。
这种世界观的核心，就是自由主义：政治自由主义，经济自由主义，文化自由主义。我们向西方学习，从根本上就是学习这种自由主义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模式，连同自由主义信念背后的简单的、静止的、实干的世界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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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见《海峡都市报》，2006-12-6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