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一位管理咨询公司的老板请我吃饭,她说本以为这次国际金融危机是管理咨询的一个新机遇;谁知竟然也是管理咨询的冬天。原来她准备借企业全面困境之时,推出“为企业排忧解难”的咨询策划服务;而且也把我的名声打了出来。然而实际情况很不如意,根本没有企业愿意接受咨询与策划。
想当初国企陷入困境,那时是各级政府组织专家学者为企业排忧解难;当时是政府官员、大专院校的学者以及向我这样的企业管理者共同组成专家团。由于我从1989年就公开发表文章说明“管理能够救活企业”,所以有些专家团还特邀我参加。我见到那些政府官员和大学的学者们全部是把企业的实际困难上报,借以换得一些银行贷款的模式;而我却很较真,对一些产业结构不合理的企业坚持淘汰;而对那些管理不善的企业坚持管理解困。结果当时还得罪了不少企业和官员,但被我用管理救活的企业又客观存在;所以很多反对我的人又无话可说,只是表态今后不要我参与这项活动而泄私愤。
时过境迁,国际金融危机再次使中国企业陷入困境;在这关键时刻,我们的企业竟然高度地一致;“找市长而不是找市场”。是啊!中国政府的四万亿,这是一个多么大的蛋糕呀;只要能咬上一口,企业多少年的效益就出来了。也正因为如此,我们中国企业在这次经济危机时刻;全部是找市长,没有一家企业是自己去找市场。
我与一家出口服装的老板谈话,说“这次国际金融危机使出口订单没有了,但国内服装洗牌的时机也到了呀;企业应该重新定位一个国内市场的消费群体,再把它做强、做大”。谁知这位老板竟然说:“我们出口创汇并不等于效益,而效益却是政府再给我们的;所以我们相信政府不会对我们见死不救,政府才是我们的主心骨”。
一家电力企业是我原来咨询过的,我建议这家企业的老总在这企业困难重重之机进行真正的产业改革;谁知他说,“当初要你们给我企业做的管理咨询,实际是借个名义给我导师的费用;我们根本就没有打算进行企业小社会的改革,因为这是政府行为。我们现在亏损怕什么,还不是政府财政补贴吗;虽然现在艰难一点,有政府我们根本不担心”。这就是我们的国企,政府叫干什么就干什么;有政府作靠山,企业才不担心有没有市场。没有市场不要紧,要紧的是不能没有市长;这才是企业的真正靠山。
现在就连我们台资企业也是如此,宁愿找市长而不去找市场;因为市长出台一些鼓励和优惠政策,能使企业能得到比找市场大得多的利益;所以我们连台资企业也干与企业家背道而驰的行为。中国的企业家现在都是商人,所以都会算账;“只要是政府行为,企业就会有丰厚的利润”。现在没有人长远打算,大家都缺乏长期的信任感;“不找市长找市场”是长期的企业行为,而“只找市长不找市场”的效益来的快;有的就是今天找,今天就有效益。是啊!台资企业宁愿关门而决不宣布破产,因为破产需要从头开始;而关门就能很快从政府那里得到好处,因此发展起来很容易。
我碰到一家农技企业,全部是经验型的工人操作;没有招聘一名专业技术人员。因为这个老板与政府关系很好,全部是政府出钱补贴销售的农业机械。然而这些农业机械到了农民那里却经常坏,而且没有服务保证;但这家企业依然故我。为什么,这家企业已经习惯了“只找市长而不找市场”;而农民也会想,反正我没有花钱;政府白送的,我们还有什么意见呢;坏就坏嘛,自己又没有损失什么。而企业要是离开了政府官员的支持,则市场基本就很艰难了。为什么我们社会的企业家都要进政府的门,就因为找领导批条子比找市场的效益多。
为什么我们社会没有真正的企业家,而实际冠名的企业家全部是投机分子和商人;他们没有精力研究市场,而是全身心地研究市长。为什么企业家没有时间投入到企业的管理中去,因为他们绝大部分时间用在穿梭于各个政府职能部门与官员的活动之中;一个环节一个环节地去打通,一个官员一个官员地陪同;他们还有时间搞企业管理吗。
中国企业家们知道,“企业的发展离不开政府支持,当企业家就是要与各级政府建立良好的关系;企业家不能务实,要务虚;效益不是长期行为,只能是短期行为”。在国际金融危机开始之时,很多外国管理专家担心中国企业会大举进攻西方国家;因为金融危机为中国企业创造了百年不遇的战略投资机会。然而富有远见卓识而又勇敢务实的中国企业家们,宁愿放弃这百年不遇的机会;也要坚持“不找市场而找市长”的既定方针,这就是我们的中国特色。“管理为什么不是中国的生产力”,因为我们是“政治生产力”的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