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中国学界有一种“去工业化”的思潮，这很不好。
即使是大名鼎鼎的凡尼尔·贝尔，也仅仅使用了“后工业社会”的说法，而不是“去工业化”。
贝尔把经济分为三类，第一类主要是农业，第二类是制造业或工业，第三类是服务业。按照这个标准，后工业社会第一个、也是最简单的特点，是大多数劳动力不再从事农业或制造业，而是从事服务业，如贸易、金融、运输、保健、娱乐、研究、教育和管理等等。
今天的美国是世界上唯一的一个“后工业社会”国家：它的服务业部门雇用的劳动力占就业总人数的一半以上。
可见，贝尔是以“职业分类”的标准，来划分当今社会的各种类型，而中国学者所谓的“去工业化”，则是一种模糊不清的概念：“毛估估”式的概念游戏，是中国的一大特色。
那位提倡“去工业化”的学者这样说：“我们的答案是：“去工业化”。去工业化，不是说不要工业了，而是要抛弃仅仅倚赖工业制造获利的简单商业模式。中国制造业应该以工业为基础与平台，向“微笑曲线”的两端延伸，依靠管理、技术、品牌、渠道、信息化等与工业水乳交合的共生优势，来实现中国企业从“市场发现型”向“市场创新型”的进化”。
可见，这位学者口中的“去工业化”，仅仅代表着“管理升级”的意思，而且这个“管理升级”，依旧是在工业企业体系内完成的，与“去工业化”丝毫没有联系。
事实上，假如这位学者的口号是“去农业化”，才是恰如其分的说法。
我猜想：毛泽东之所以发动了文化大革命、而是工业革命，是源自于他的亲身经历，那就是：他是生活在一个封建专制的时代，而他体会到的“专制”的恶劣和残酷，是来自于他的家庭和父亲，所以，推翻那个专制的家庭和父亲，也就成了顺理成章的事。毛泽东在文章的正式表述，就是推翻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
但实际上，“官僚体系”不仅不是那三座大山，相反的是，官僚体系是当今最有效率的管理体系，至少，在没有新的管理体系取代官僚管理体系之前，是这样的。关于这一点，韦伯早已说得非常清楚，不再累赘重复。
只能这样说：毛泽东是看准了问题，却抓错了药方，而那个“正确的药方”，就是：工业革命必将取代农业时代，而所谓的阶级压迫等等问题，都会在工业革命中迎刃而解，因为工业革命的前提，是私人产权、公平分配制度等等。
“文化大革命”和“工业革命”之间的冲突，就在于整个社会的历史性演进，是生产力的演进、而不是文化的或精神上的演进，这也正应了马克思的那句名言：是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而不是相反。
毛泽东至死也没能说清楚：（假如）“文化大革命”成功之后的那个社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新社会？我猜想：毛泽东心目中的理想社会，是一个“人人公平、财富共巷”的社会，这其中，“公平”概念大于“财富”概念，可惜的是，它只能是幻想中的乌托邦式的理想社会。
因此，不是“去工业化”、而是应该一步加深对于工业化的理解，才中国企业的唯一正途。至少，在中国80%以上的农民成为工人之前，不要奢谈“去工业化”的话题。
怎样加深对于工业化的理解？工业化最显著的特征之一，就是“专业性”----专业本身是由于分工造成的，越专一、越会获得成功，显然的，它与中国人常常雾认为的宏大或多元化，是背道而驰的。
在“专业性”的方向下，质量和效率才会发挥威力。我们常常说，质量是生命、效率是金钱，它有一个前提，那就是在相同的产业或产品的前提下，质量才会是生命、效率才会是金钱，而这个所谓的“相同的产业”，其实就是“专业性”的同意词。
所以，中国制造业的管理升级，至少，包含了如下的三层的依次递进关系。
第一步，质量和效率。
在制造业的初期，确实是“质量是生命、效率是金钱”，它既是制造业的基础，也是制造业竞争的法宝，除此之外，别无他法。中国的制造业，似乎整体上已经开始摆脱了这个制造业的原始阶段，也是告别了小作坊时代的“粗制烂造”的原始阶段，而淘汰那些“粗制烂造”的企业，恰恰是“质量和效率”。
第二步，品牌和核心技术
仅仅较好的质量和效率，并不足以在市场上取胜，这时，中国的制造业才发现了一个秘密：品牌要大于质量。本来，“品牌”本身并不是什么秘密武器，只不过，处在初期的中国制造业对它却十分陌生，甚至当初连一个独立的商标都没有，更不要说“商标”是如何转化为“品牌”的了，可见中国的制造业是在模仿和学习中慢慢成长起来的。
第三步，中国制造转向中国创造。
这也是当下中国最流行的词语。假如没有前面的前两步，要想实现这个第三步，几乎是没有可能的。“制造”和“创造”的不同，是本质的，因为前者还处于“生产”环境下，而后者则处于“知识”的环境下，显然的，它们是分属于不同时代的管理体系，而不同的时代则需要匹配不同的管理体系。
更麻烦的是，由于当下的中国社会是处于农业时代、工业时代、知识时代的这样一个混杂时代，所以，要想分清它们之间的区别，显得难上加难，正所谓“鱼目混珠”。我这里只是就“去工业化”这个话题感慨一下，所以，无法就三个不同时代的管理体系，做明确的论述和区分，只能是另外再论述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