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有机理论必须“整体——对待”地关怀有机自然和有机社会的研究
这恐怕要运用中国《易经》所特有的思维方式。张其成教授认为，《周易》思维方式的最大特征是“整体━━对待思维”。
所谓“整体思维”，即从自然与人的总体上、从运动变化的过程中去把握指谓对象的特质、界定指谓对象的范畴。认为天地人、宇宙万象是一个整体，整体包含部分，部分之间有着密切联系。自然界和人类社会均是一个自组织的有机系统、有机整体。
所谓“对待思维”，即从正、反两方面去把握指谓对象的特质。认为任何事物都包含相互对立的两个方面；要求我们研究问题时，必须从正、反两方面入手。同时认为，相互对立的两个方面是相互依存、相互转化、相互包容的。整体思维和对待思维有机地体现于《周易》思维模式之中，密不可分，构成了一种中国式的“整体━━对待思维”模式，成为《周易》思维的最本质特征。
这种整体——对待思维模式对于中国文化的影响，是深刻的、全方位的，事实上已经浸入了中国人的每一个毛孔。就儒家言，人们一般认为，“儒家的社会建构在一定程度上就是中国社会的建构”。所以，翟学伟在研究儒家思想对中国社会的建构后就指出：“儒家给我们造就了一个连续统的社会（asocietyofcontinuum）,……中国学人在西方分类学的影响下可以在这里面切出自己想要的东西，但一旦切出，这个东西就不再是原先的样子了，即使我们对这个东西研究的再精细也不能说明它原来的意义和作用，比如把人情说成是西方的感情或社会交换之类，或把中国人所讲的“关系”翻译成interpersonalrelationship等就已经犯了这样的错误。”
翟学伟的观点至少可以证明这样几点：
一是对于中国社会的研究必须坚持“整体思维”。这是因为，有一种特殊的制度——宗法制度，一直影响着中国社会的建构。肇始于殷、商，完备于周朝的宗法之制，在历史上经历了一个“由神圣化向世俗化发展的过程，而正是这一普及过程几乎使所有的中国人都学会了用复制和缩放的方式来认识、建立和解释他们的生活空间。”天人合一的自然哲学思想，在思维方式上表现为心性合一、情理合一、气理合一等等，在人事和社会现象上则表现为“家”、“国”同构，即家国合一。所以，中国传统社会事实上是一幅有机的“全息”图景，即每一个小社会都是大社会的“复制和缩放”。对于这样一种社会的研究，就必须坚持“整体——对待思维”，至少要坚持“整体思维”来“整体”地加以研究。
二是对于儒家社会建构的一些重要概念也必须“整体——对待”地加以诠释。翟学伟指出，儒家的“礼”、“仁”、“孝”等社会建构话语，都具有“包容性”、“可推延性”等特征，所以很难抽出来加以“分解主义”地条分缕析；而且，从这个角度看中国社会，“我们发现中国社会建构中的很多概念，如天与地、情与理、德与法、孝与忠、家与国、私与公、内圣与外王、亲亲与尊尊、世袭与纳贤、等级与平等、君王与百姓、个人与社会等，都没有形成对立关系。有了这种对应概念之间的非对立关系，便有了概念自身的或对应概念之间的包含和推延的可能性，这就是儒家为什么能将家庭中的孝顺利地推延到治国，或能从修身推到齐家，从齐家再推到治国，从治国又推到平天下的思维依据。”总之，儒家参与社会建构的重要概念的包容性、可推延性以及概念之间的非对立关系，不仅要求我们对于其建构的中国社会必须“整体——对待”地加以研究；而且，对于这些概念本身也必须“整体——对待”地予以阐释。
三是在我们看来，“整体——对待思维”恰恰贴近有机自然和有机社会的本然性状。也因此，运用这种思维模式对待自然和人事、社会现象的研究，显然更贴近自然与社会本真。这是因为，自然和社会现象是有机的、连续的、整体的，所以那种“分解主义”地、条分缕析地企图从自然或者是社会现象中“切出自己想要的东西”，用以建立“系统的”理论和概念，显然是不切实情的认识进路。老子在《道德经》开篇就说：“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也即在他看来，真正的“常道”是很难言说的，说出来的“道”往往就不是“常道”，这就等于是说，给事物“正名”、下准确的定义，其实很难。
由于自然和社会是一个如彼得·圣吉在《第五项修炼》中所说的具有“动态性复杂”的机体，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学会运用“整体——对待”的思维方式、行为方式，对治动态的、复杂的、有机的自然和社会。至此，我们还可以发现，对于有机社会理论的构建来说，彼得?圣吉及其所著的《第五项修炼》是富有开创性的。他基于中国古代自然哲学思想，提出的“系统思考”方法，本质上正是企图“整体”地对待他所要研究的对象。但是，由于尚不能自觉地运用“对待思维”，更没有有意识地展开“整体——对等思维”，所以，他所建构的理论对于管理者来说，尽管是富有可操作性的，也是相当完善的，但显然也还存在着缺陷（关于这一点，我们将在下卷有关章节中再进一步展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