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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羿提出用混沌理论作为工具来分析中国式管理方法论的利弊应该说是一个很好的途径，这比孙景华先生用“可重复性”标准来评价中国式管理有了很大的进步，因为“可重复性”是现代性标准，而混沌思维是后现代性标准，而“世界上没有完全相同的两片树叶”的观点和西蒙的“有限理性”假设已经基本上成了共识，此时再用“可重复性”标准来进行评价是很难令人信服的。
但是，混沌不等于模糊，更不是糊涂，混沌理论的提出是希望从混沌现象中找出其中的“隐秩序”。比如，虽然说没有完全相同的两片树叶，但是我们决不会将树叶说成是石头，这说明在所有的树叶中必定隐藏着我们都已认可的某些共同的东西，或称为规律，虽然其中的规律我们暂时未必能准确地表达出来，但必定是存在的，否则就会陷入不可知论。目前在混沌理论的研究方面处于前列的应该是美国圣菲(Santa Fa)研究所(www.santafa.edu),由约翰·霍兰（John H.Holland）提出的“复杂适应性系统”（CAS）和“基于主体的模型”，可能算是混沌理论的最新研究成果了。（具体内容参见《隐秩序——适应性造就复杂性》和《涌现——从混沌到有序》，两本书都是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的，分别是2000年和2001年版）。而将这些成果应用于管理理论的主要有肖纳·布朗（Shona Brown）和凯瑟琳·艾森哈特(Kathleen Eisenhardt)的“混沌边际”学说，以及詹森（Felix Janszen）的“动态商业建模”（DBM）方法。（详见《创新时代》，云南大学出版社，2002年1月版）
混沌理论的提出实际上标志着科学研究和管理研究出现了走向融合的趋势，前者是研究系统运行的规律，后者是研究组织运行的规律，而组织本身就是系统的一种类型，因此管理学者将系统研究的成果引入管理理论的研究就是很自然的事情了，只是目前混沌理论的研究成果还不能满足组织系统研究的需要。
当前混沌理论研究的前沿领域是复杂适应系统（CAS），CAS是由大量主动性元素（active element）组成，这些元素借用经济学中的主体（agent）一词进行描述，而主体的行为是由一组规则决定的，CAS就是由用规则描述的、相互作用的主体组成的系统。任何主体在适应性上所做的努力就是要去适应别的适应性主体，这个特征是CAS生成的复杂动态模式的主要根源。（约翰·霍兰：《隐秩序——适应性造就复杂性》，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0年8月版）
要将这样的研究成果应用于管理理论至少存在两个方面的制约：一个是技术方面的，一个是前提假设方面的。前者约翰·霍兰自己意识到了，他说：“我们相信存在一些一般原理，能加深我们对所有复杂适应系统的认识。目前我们还只能看到这些原理的部分片段，而且注重点也随时间在改变，但是我们能看到大体轮廓，也能做一些有用的推测。”（《隐秩序》，第159页）
但是，前提假设方面的缺陷不知是研究者没有意识到还是超出了他的研究范围，因为要将复杂适应系统应用于社会组织系统在研究前提上存在先天缺陷，CAS的研究是建立在“刺激—反应”规则基础上的，也就是说复杂适应系统的动力来源于主体对环境刺激所做的反应，系统的目标和结果是对环境和适应。而“刺激—反应”动力只是社会组织系统的动力来源之一，社会组织的另一个动力来源于组织主体内在的“主动追求”，现在我们都知道一个组织的发展动力绝对不只是对环境的被动适应，而是越来越受到组织“愿景”的驱动，因此，如果要将CAS的研究成果应用于管理理论不能不注意到这个约束条件。实际上，我国系统科学的奠基人钱学森对此早有察觉，他在对系统进行分类时就意识到了复杂适应系统的局限性，而将社会组织系统定义为“复杂巨系统”，只是到目前为止对复杂巨系统的研究我们还没看到突破性的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