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陈德述 “忠恕之道”是儒家的基本思想之一，是仁爱思想的重要表现，它是用来调节人际关系的重要道德规范，使得人与人之间的上下、左右的关系达到和谐，从而达到一个组织、一个企业以至一个集团的有序化管理。
一、忠恕之道是仁爱思想的重要内容
“忠恕”是孔子一以贯之的思想，孔子的学生曾子说过：“夫子之道，忠恕而已也。”（《论语8226;里仁》）这里的“夫子”是对孔子的尊称。在曾子看来，孔子的全部思想用“忠恕”二字就可以加以概括。实际上，在孔子思想中“忠”和“恕”都是“仁”的重要内容之一。
“忠”这个字在《论语》中出现过17次，可见孔子十分重视“忠”这个道德规范，“忠”的基本意思是尽心竭力、公而无私之谓。《说文》：“忠，敬也。尽心曰忠”。《广韵》：“忠，无私也”。朱熹说：“尽己之谓忠”。杨倞《荀子8226;礼论注》：“忠，诚也”。“诚”、“实”同义，即“忠”是诚实无欺的意思。孔子说：“主忠信”，对人要以“忠、信”两种道德为主；孔子的学生曾子说：“为人谋而不忠乎？”反省自己替别人办事是否尽心竭力了呢？（《论语8226;学而》）总起来说，“忠”含义是尽心竭力、无私、诚实。“忠”作为一个道德规范它是指自己内心中一种真诚地对人对事的态度，以及由此去诚实地为他人谋事作事的行为，是规范人与人之间相互关系的范畴。
儒家“忠”作为道德范畴，还包含有君臣之间、个人对国家、民族之间的道德关系。鲁定公问孔子，“君使臣，臣事君”，各应该怎么样？孔子回答说：“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论语8226;八佾》）君应该依礼使用臣子，臣应该忠心事奉君主。鲁国的正卿季康子问孔子，“使民敬、忠以劝【注一】，如之何？”孔子回答说：“临之以庄，则敬；孝慈，则忠；举善而教不能，则劝。” （《论语8226;为政》）“孝兹，则忠”是说如果你孝顺父母，慈爱幼小，民众就地对你尽忠竭力了。这里的“忠”主要是指臣下对君主，下属对上司要尽心竭力服务的道德关系。孔子的学生子张问道：“楚国的令尹子文三次做令尹的官，没有高兴的颜色；三次被罢免，没有怨恨的颜色。每一次交代时，一定把自己的一切政令全部告诉接位的人。这个人怎样？”孔子回答说：“忠矣。”（《论语8226;公冶长》）这里说的“忠”是指尹文子对国家民族的忠心。可见，儒家的“忠”除了规范一般人与人之间的道德关系之外，还规范着上下之间、个人对国家民族之间的道德关系。
“恕”是孔子“仁”的又一方面的内容。《说文》：“恕，仁也”。朱熹解释说：“推己之谓恕”。“忠”和“恕”是同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焦循引《周官8226;大司徒注》：“忠，言以中心”，引贾谊《新书8226;道术》：“以己量人之谓恕”。焦氏指出：“己立己达谓之忠，立人达人谓之恕。”由此看来，“忠”和“恕”的区别是：“忠”是自己内心中一种对人对事的真诚态度，以及由此态度去诚实地为他人谋事作事的行为。“恕”是以自己的仁爱之心，去推度别人的心，从而正确地处理人际关系和谅解别人不周或不妥之处。
儒家关于“恕”的内容包括以下几个方面：１、自己所厌恶的，不要施之于别人。孔子的学生仲弓问怎样实行仁德，孔子回答说：“出门如见大宾，使民如承大祭。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在邦无怨，在家无怨”。（《论语8226;颜渊》）“施诸己而不愿，亦无施于人”。（《礼记8226;中庸》）如果人人都自觉地按照“己所不欲，无施于人”，“施诸己而不愿，亦无施于人”的原则处理人与人的关系，那就不会有怨恨和不愉快的事情发生，社会就会出现和谐的局面。２、“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子贡问孔子：“如有博施于民而能济众，何如？可谓仁乎？”孔子回答说：“何事于仁！必也圣乎！尧舜其犹病诸！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论语8226;雍也》）即是说，自己所希望的，所欲求的，所要达到的某个目标，也要让别人去追求和实现，所欲与之，这是恕道的另一方面。３、絜（xiè）矩之道。所谓“絜矩之道”，就是要经常保持推己以度他人他物，使人人的行为都符乎于恕道。《礼记8226;大学》解释说：“所恶于上，毋以使下；所恶于下，毋以事上；所恶于前，勿以先后；所恶于后，毋以从前；所恶于右，毋以交于左；所恶于左，毋以交于右。此之谓絜矩之道。”即不要把自己所厌恶的事情，强加给别人。还说：“是故君子有诸已而后求诸人，无诸已而非诸人。所藏乎身不恕，而能喻诸人者，未之有也。”作为一个有道德人，应该严于律己。应该先具备美德，然后才要求别人也具备；自己没有恶习，然后才能批评别人；自己心中没有“恕道”，却要要求别人实行“恕道”，这是不可能的。可见，儒家的“恕道”是将心比心，严于律己，宽以待人，以己度人，推己及人的道德规范。这种道德规范利于人与人之间的相互理解和谅解。如果人人都懂得这个“恕道”的价值，并且实行它，就可以消除人与人之间的隔阂，就可以化解人与人之间的某些不必要的矛盾，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就可以变得更加和谐。所以，孔子说：“恕道”是“可以终身行之”的一种道德规范。
“仁”的内容十分广泛，它的基本内容是“爱人”。要“爱人”，必须要具备许多优秀的品德，方能做到“爱人”。所以，在孔子的“仁”的思想中，除了“忠恕”之外。还包含温、良、恭、俭、让，以及恭、宽、信、敏、惠等。“温”，对人的态度要温和；“良”，对人要讲善良；“恭”，要端庄严肃；“俭”，要讲节省、节约；“让”，要谦逊辞让。孔子的学生子张向孔子请教什么是“仁”时，孔子回答说：“能行五者於天下，为仁矣。”子张再请问五者的具体内容，孔子回答说：“恭、宽、信、敏、惠。恭则不侮，宽则得众，信则人任焉，敏则有功，惠则足以使人。”（《论语8226;阳货》）儒家还把“智、仁、勇”称为“三达德”，其中
仁是统帅作用的。孔子说：“君子之道者三，我无能焉。仁者不忧，知（同智）者不惑，勇者不惧。”（《论语8226;宪问》）“知、仁、勇三者，天下之达德也。”“好学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耻近乎勇。”（《中庸》）在孔子“仁”所包含的众多内容中，“忠恕”更具有它的主导性、概括性和纲领性，所以，曾子才说，孔子之道，“忠恕而已也。”
二、“己所不欲，勿施於人”的管理价值
有的学者认为，孔子提出的“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的思想，“才是咱们中国的精神”，并且认为它将在建立全球化的文化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同时，西方有人把“己所不欲，勿施於人”称为管理的“黄金法则”，可见，“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在现代管理中有着重要的价值。
儒家的“己所不欲，勿施於人”这个著名的命题，亦称为“恕道”。这个命题是从人性本善这一人性假设出发的。它要求每一人要用自己的仁心和善心去推度别人的心，以此去处理人与人的感情关系和物质利益关系。在这个命题中，包含着两个对立的概念，即“所欲”与“所恶”。从人的个人主体出发而体念到的人的全部心灵活动和行为所追求的，不外乎就是这两个东西，也是整个人类主体所能共同感悟到的。“己所不欲”、“施诸己而不愿”，是“所恶”；它的反面就是“所欲”，亦即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这个命题亦称为“忠”。管子说：“非其所欲，勿施於人，仁也。”（《管子8226;小问》）相反，“所欲与之聚之”（《孟子8226;离娄上》），亦是“仁”。所以，在孔子的“己所不欲，勿施於人”这个命题中，体现着人类伟大的爱。
清代著名学者刘宝楠在注释“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时引《韩诗外传》的话之后说：“则己所欲，必当施诸人”。（见刘宝楠《论语正义8226;颜渊第十二》）“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则己所欲，必当施诸人”，都体现了孔子“仁者，爱人”的思想。孔子在回答子贡问“如有博施于民而能济众，何如？可谓仁乎？”的提问时说：“何事于仁，必也圣乎！尧舜其犹病诸！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已。”（《论语8226;雍也》）孔子对“仁”和“圣”这两个概念严格加以区别，认为“圣”高于“仁”。刘宝楠解释说：“仁”和“圣”共通的地方“皆推心之恕，以长养万物”，不同的是“仁”的德泽范围较窄，圣的“德”泽较广大。“仁训爱，圣训通，并见《说文》，为最初之谊。通之为言无疑滞也，无阻碍也。是故通乎天地、阴阳、柔刚之道，而后可以事天察地，通乎人仁义之道，而后可以成己以成物。若我於理义有未能明晓，我於人有未能格被，是即我之疑滞阻碍，而有所不通矣。如此者以之自治，则行事乖戾；以之治人，则多所拂逆。”“博施济众，无一人不遂其欲”，“广施恩惠，言君无私，德能遍及”于大众，“仁道大成”，就称为“圣”。所以“圣”高于“仁”。所以，不论是仁人还是圣人，必须是“则己所欲，必当施诸人”，必须广恩博施於民。
第一、国家行政管理者要施德教于民。孔子主张“导之以礼，齐之以德”，反对“导之以政，齐之以刑”，他认为，只有用“礼”和“德”施教于人，才能启发人的道德自觉，才能使人能认识自的价值，树立自尊的意识。自尊是人的觉悟，也是人的一种德行。人如果丧失了自尊，近乎于禽兽。因为，有的高级哺乳动物有羞愧之心，有某种自尊。人的自尊是建立在人对自身价值肯定的基础之上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则体现了自尊的基础是尊重他人。如果，把自己所“不欲”的东西，施之于人，或强加于人，那就是失了作人的良知，丧失了作人的规定。贪图享受的人，不但不愿意作艰苦的、创造性劳动，而且简单的一般性劳动也都不愿意作，那么他的享受和享乐又是谁给他创造的呢？当然是别人所付出的劳动。自己不愿意劳动，却又要别人去劳动，这种人丧失了作人的品德，成了个人主义者。个人主义横行的世道，不是协调祥和的世道。如果，我们每一个人，都将心比心，都真正做到“已所不欲，勿施于人”，那么，社会的人与人之间就会减少磨擦、减少矛盾、减少怨恨。要做到这一点，民众的道德文化素质十分重要，所以，施德教于民，提高民众的文化知识水平，提高人的道德素质，是为政者、国家各级的行政管理者不可忽视的任务。古代十分重视“礼”“乐”的教化，“礼”和“乐”的社会功能就是能使之人与人之间保持和谐与协合，并且能使人的内心也保持平衡，从而使人们的精神生活比较合乎人性的要求。
第二、国家行政管理者要施仁政于民。恶政和暴政从来是人民所厌恶的，“仁政”是民众所响往的。国家的行政管理者要从自己的角度，从自己的内心出发，去体谅、体察普遍民众的愿望，特别最低层人民的愿望和要求。《尚书8226;无逸》要求为政者要“先知稼穑之艰难，乃逸，则知小人之依”。“依者，隐也”，下层的普通民众心中的隐痛和难以言说的疾苦。近代民主主义者王韬说：“善为治者，贵在求民之隐，达民之情，民以为不便者不必行，民以为不可者不必强”。（《园文集外编8226;贵民》）执政者要从爱民的立场出发，顺民意，达民情，实行祥和的政策，要导之德，教化民众，让他们自觉的遵守社会公德和法律；要使民有恒产，要有从事物质财富生产的生产资料；要使民众安居乐业，衣食饱暖，不饥不寒；要薄其赋敛，少派徭役，减轻民众的负担；处理好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减少征战，不得已而进行的正义战争，也宜速决。为政者在满足民众物质生活的同时，还要重视民众的文化精神生活。任何人都不应该把自己都不愿意的，自己都十分厌恶的东西施加给别人，为政者更不应该把自己厌恶的东西施加给民众。
第三、国家行政管理者要施富裕于民。“富民”应该是为政者的根本任务。人来之于自然，自我价值的确定，使之归从于社会，因而人是自然的存在，也是社会的存在。作为自然的存在，它必然受自然规律的制约。人为保持生命的延续，必须要和自然发生物质交换。人和自然发生物质交换的方式、手段和本质皆与动物不同。因此人的生存需求，仍然是第一层次的需求。所以，不断改善和提高民众的物质生活条件，满足民众对物质生活的“所欲”，是执政者的首要任务。孔子提倡“富民惠民”的政策，强调“因民之利而利之”，是德政的重要内容。荀子从所欲与之出发，主张“以政裕民”，他认为只要实行了“轻田野之税；平关市之征；省商贾之数；罕兴力役；无夺农时”（《荀子8226;富国》）这样的政策，民众就可以富裕了。他还说：“足国之道，节用裕民，而善臧其余。节用以礼，裕民以政。彼裕民故多余，裕民则民富，民富则田肥以易（治），田肥以易则出实百倍”。（同上）只要执政者实行“裕民富民”的政策，民众的生产积极性就会调动起来，就能生产出更多的财富。从历史和现实的事实都清楚地表明：只有实行富民的政策，使民富之，才能使社会安定，才能使国家强盛，才能推动历史的前进。
第四、国家行政管理者要给人的灵魂建立一个家园，是施仁政的一个方面。物质生活是人的基本需求，但不是全部生活。人的物质生活满足之后，需要文化精神生活。文化精神生活决定着人们的生活质量。如果一个人有十分丰富的物质生活，但是，他的精神空虚，价值观被扭曲，失去理想和真正的人生价值的追求，他很可能颓废，甚至走上犯罪。就人的本性来说，人人都有美的追求，人人都希望自己不但有富裕的物质生活，还要有美好的文化精神生活，都希望自己的灵魂有一个寄托之处。有的人喜欢音乐、绘画、文艺作品，把自己的灵魂寄托在艺术世界里；有的人喜欢探索宇宙和社会的秘密，把自己的灵魂寄托在学术园地里；有的人喜欢花鸟、旅游，把自己的精神生活寄托在消闲时空；有的人信仰宗教，把自己的灵魂寄托在彼岸世界里。总之，要使人的生活真正成为人的生活，为政者必须要给民众创造一个文化精神生活丰富的空间，以满足人们的精神需求。
总之，我们从“所欲与施”与“所恶无施”的辩证关系中，体悟到了所施的价值，也体悟到孔子“博施济众”的真谛，因此，在管理中，要从爱民、爱员工的立场出发，满足员工及其下属各方面的需求，才能使员工真正沐浴着爱的阳光，从而调动员工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三、“忠”在管理中的意义
何谓“忠”，孔子没有直接作出解释，朱熹解释为“尽己之谓忠”，通常说“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为“忠”；“己所不欲，勿施於人”为“恕”。因此，“忠”的本来意义是：尽心竭力、诚实无欺的意思。
作为本来意义的“忠”，还有没有它的价值呢？对于这个问题，应该作出肯定和答复。今天我们这个社会，难道就不需要“忠”的道德吗？不是的，我们仍然需要“忠”，只是“忠”的对象和内涵不同罢了。我们今天仍然需要忠于祖国，忠于人民，忠于事业，忠于职守，忠于本职工作，这是我们每一个人的责任和义务。对于每一个共产党员和国家干部来说，务必要忠于党的事业，要忠心耿耿地为人民服务，要象张思德同志那样“完全彻底”地为人民服务。“忠”这种道德是每一民族、在任何一个时代都不能缺少的行为规范。今天我们继承“忠”这种道德，是从它的本来意义上说的，对于历史上的封建时代的无条件的“愚忠”是必须要加以反对和摈弃的。“忠”在管理上也仍然存在着重要的价值：
第一，管理者和被管理者，都要忠于自己企业的利益
日本把“忠”运用到管理中，发挥了它的巨大作用。儒学到了日本之后，被加以了改造，把“忠”提到高于“仁”的地位，即“忠”成了第一位的东西；又把“忠”演变成为对君主和国家的绝对的服从和效忠，使之成为日本民族的道德支柱。日本人民忠于天皇，忠于国家，他们为此不惜牺牲自己的一切。由于日本儒学把“忠”、“孝”、“悌”联成一体，构成了三位一体的价值观念。这种价值观，在企业管理中，它要求每一个层次的负责人都必须绝对服从自己的上级，企业的每一个人，包括领导者、管理人员、以及全体员工都必须忠于自己企业的利益。这种思想在企业内部起着调节建立在权威、血缘和年龄之上的等级关系的作用，也构成日本企业管理的独特性。日本企业在尽忠这种道德观的支配下，企业的一切指令和措施很有权威性。大家都忠于企业的利益，增强了企业的凝聚力，企业的目标就容易实现。如果各级都对上不忠，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各怀异心，各自从自己集团或个人利益出发，这个企业就会成为一盘散沙。管理者和被管理者都忠于自己企业的利益，各自尽心竭力、忠心耿耿地为企业工作，这个样的企业一定会获得成功。
忠于自己企业利益的“忠”是有原则性的，不是只顾自己企业的私利而不顾及国家和人民的利益，这不仅只是社会主义国家的企业利益原则，也是现代文明企业的利益原则。“忠”是爱的一种表现，“忠”要和爱人、爱国结合起来。如果不顾一切道德、纪律和法律为自己的企业谋利益，或者坑、蒙、拐、骗，或者生产假、冒、伪、劣产品，以损害消费者和国家的利益，这不是“忠于企业利益”，而是邪恶的表现。有少数的管理者，利用手中的权力鲸吞企业的财富，把工人的血汗任意挥霍，这是对企业利益的背叛，是犯罪。真正忠于企业利益的管理者和员工，是要做义与利的统一，做到集体利益与国家、社会的和谐统一，才是社会主义企业所倡导的，是社会主义企业利益的本质之所在。
第二，管理者和被管理者都要忠于自己企业的理念
每一个现代企业都有自己的企业理念。现代企业的生产活动、经营活动、销售活动都是自觉的，有目的的，不是盲目的。企业理念包括企业理想、企业价值观、企业的行为准则和企业经营策略等等。企业理念是企业的管理者和全体员工行为的指南，它象航标灯或路标一样是人们行动的方向。对外它又是企业理念识别的标志。如果一个企业的理念确立得正确，合乎科学和现代社会发展的规律，企业的全体成员也都忠于自己所确定的理念，并忠实地付诸行动，企业必定获得大的成功。因此，国内外的一些企业，都用简洁的口号来向消费者传递他们的企业理念，如：
深圳康佳公司：“我为你，你为他，人人为康佳，康佳为国家”。
江苏华星公司：“勤勉、敬业、高效、进取”。
北京蓝鸟大厦：“买走一份商品，带回千缕情丝”。
北京赛特购物中心：“赛特购物中心传播现代消费文化”。
台湾华南银行：“信赖、热诚、创新”。
台湾凯聚电脑公司：“守中带攻，节流重于开源”。
美国的ＩＢＭ公司：“ＩＢＭ就是服务”。
美国德尔塔航空公司：“亲如一家”。
美国通用电气公司：“进步乃是我们最重要的产品”。 美国杜邦公司：“化学能为美好的生活提供更美好的产品”
美国邱勃保险公司：“杰出的保险”。
美国电话电报公司：“普及的服务”。
美国波音公司：“我们每个人都代表公司”。
美国百事可乐公司：“胜利是最重要的”。
美国麦当劳：“顾客永远是最重要的，服务是无价的，公司是大家的”。
美国ＡＳＴ电脑公司：“第一流的品质，第一流的服务，第一的性能价格比”。
日本日产公司：“品不良在于心不正”。
日本本田科研：“用眼、用心去创造”。
日本住友公司：“保持传统，更有创新”。 企业理念要简明、精练，要有特色，要通过企业理念来向消费者展示自己企业的经营的独特之处，它也是企业的一面旗帜。“品不良在于心不正”这句企业理念，明确向人招示日产公司的产品质量是可以完全信任的，企业理念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有鉴于此，由薛永新创办的誉满海内外的民营企业成都恩威集团公司，他们在不断的实践、探索中逐渐形成了一套以企业理念为中心经营管理思想体系，即：
指导思想：质量是恩威的生命，视患者的痛苦为自身的痛苦。
治厂方针：以清静无为之道管理企业，以严格的纪律与融通情感相结合，象疏导流水那样开导职工。
恩威精神：清静无为，守中抱一。
企业理念：服务于社会，造福于人类。
经营战略：以科技为先导，以质量求生存，以效益求发展，一多并举，诚实奉献，综合发展。
经营策略：从人民的健康需要出发，不断的开发生产新药品，把握机遇，顺平乎天时。
员工教育：学习水善利万物而不争的本色，去除恶念贪欲，保持正知正见。记住教训，忘掉成功。“生而弗有，为而弗持，功成而弗居”。【注二】
以上所述的企业，各自都确定了自己企业的理念，它们都十分合乎市场经济发展的规律。但是，如果只把它贴在墙上当作装饰品，或者把它锁在抽屉里，那有什么用呢？只有把它付诸实践，成为全体员工忠实遵循的指南才有价值。只有全体员工忠于企业的理念，他们才有主动性和热忱。如新加坡“东方大酒店”的经营理念是：“顾客至上，以人为先”。要求服务员时刻在标准服务的基础上再作好针对性的服务。有一天，有四个客人来到酒店的咖啡厅，他们拿着资料，在那里认真讨论问题。但是，咖啡厅人多，声音嘈杂，讨论问题受到干扰。服务员听见一个人说：“什么？再说一遍！天啊，吵死了！听不清楚！”这时，服务小姐想到本酒店的宗旨和自己的责任，于是，就主动地打电话到客房部，询问有没有空房，为这四位客人临时免费借了一间客房，让他们到那里去讨论问题，免受干扰，并且还送去了咖啡和红茶。这四个人感到十分惊讶，深受感动。两天以后，他们给总经理写了一封感谢信，信中说：“感谢贵店前天提供的服务，我们受宠若惊，并体会到什么是世界上最好的服务。拥有如此优秀的员工，实在是酒店的一大骄傲。我们四人是贵店的常客，从此，我们除了永远成为你们的忠实的顾客之外，我们隶属的公司以及海外来宾，亦将永远为您广为宣传”。“东方大酒店”获得顾客如此的赞扬和诚挚的合作，正是服务小姐忠于自己企业的理念的结果。
第三，要忠于自己的本职工作
各行各业的从业人员都有自己的本职工作。一个人是否能忠于自己的本职工作，对于发挥他的主观能动性和积极性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有的人能够做到“干一行爱一行”，无论他当时所从事的工作，其条件有多么差，他多么不喜欢这样的工作，但只在这个岗位一天，他就要把工作搞好，这是一个具有忠于本职工作德行的人；可是，有的人见异思迁，不安心自己的本职工作，这种人在工作中总是偷懒，没有积极性和责任感。那些忠于自己本职工作的人，不但有很好的道德修养，而且勤于学习和钻研业务，在技术上做精益求精。国际主义战士白求恩是一个典型代表。毛泽东同志对白求恩这种忠于自己本职的高尚德行给予了很的评价，他说：“白求恩同志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精神，表现在他对工作的极端的负责任，对同志对人民的极端的热忱”，“晋察冀边区的军民，凡亲身受过白求恩医生的治疗和亲眼看过白求恩医生的工作的，无不为之感动。”【注三】管理者忠于自己的本职工作，即使遇到困难也会想尽一切办法加以克服，并且还会主动地、积极地加以开拓、创新，把管理工作搞好；员工忠于自己的本职工作，不但会作好自己的本职工作，还会提建议，搞改新。这样，这个企业的管理工作一定是有序的，也必然会带来很好的效益。
第四，要忠于职业道德
道德是调节社会中各种人际关系的行为规范，因此，不仅有社会道德、家庭道德，还有职业道德。各行各业都有自己的职业道德，国家公服员有公服员的职业道德，商业有商业的职业道德，交通运输业有交通运输业的职业道德。职业道德是各行各业的从业人员，在担任这个社会角色的时候必须遵守的道德。如作为国家行政机关的公服员和党务工作者，都必须忠于人民，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都必须忠实于自己的职业道德，诸如尽职尽责，一心为公；廉洁自律，不谋私利；发扬民主，科学决策；荐贤举能，知人善任；关心群众，为民谋利；严于律己，遵纪守法；谦逊谨慎，平易近人；好学善思，精通业务；坚持真理，修正错误；临危不惧，勇於献身等。现在国家机关中的有些工作人员的腐败，就是他们不忠于自己的职业道德，利用自己手中的权力，大谋私利的结果。各行各业都有自己的职业道德，关键的问题是要遵循它，忠实地去实行它，否则再有好的职业道德条文也是没有用的。作为一个组织或一个企业的管理者和员工也必须忠于自己的职业道德，这样能造成内部的和谐和有序，对外可以塑造很好的企业形象。这应该是管理工作中的重要的环节。
四、“恕”在管理中的意义
在企业管理中，矛盾总是不断发生的。企业中存在着管理者与被管理者、上级与下属、各级管理人员之间、工人与工人之间的矛盾。企业的管理人员和工人，由于各自所处的地位的不同，观察问题的角度的不同，对一些问题所了解的广度和深度的不同，价值取向的不同以及各种物质利益趋向的不同，各种所要达到目标的不同等等，因而，对一些问题或对同一问题所作出的评价也就不同，由此而采取的解决矛盾的方法也就不同，这样就不可避免地会发生矛盾。管理者的任务就是要不断解决不断发生的矛盾。儒家的“恕道”对协调各种内部矛盾具有重要的作用。特别是在发生个人之间带有感情色彩的纠纷时，更是如此。通过交换意见，沟通情况，各自多从自己方面反思反省，就可以求得共识，相互理解，宽容或让步。如果管理人员之间，上司与下属之间，管理者与工人之间，工人与工人之间，有什么思想隔阂没有解开，有什么问题没有求得共识，感情不能沟通，就会影响组织内部凝聚力的发挥，就会影响组织内部的协调一致。如果从上至下，大家都共同用“恕道”来协调各种人际关系的话，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企业的凝聚力就会增强。
“恕道”是维护企业内部社会生态平衡的道德基础。无论是管理主体，还是管理客体，管理主体与管理客体之间以及组织与组织之间，组织与社会之间都是由多种因素构成的复合体，其相互之间的关系是多元的、复杂的， 存在着诸多矛盾，存在着认识上、利益上的诸多不一致，因而必然会产生不协调、纠纷甚至冲突。由此，儒学文化十分强调人与人之间、人与组织之间、组织内部以及组织与组织之间的协作与和谐。只有相互宽容，互相理解、相互克己、相互忍让才能达到和谐。“恕”与“和”是不可分的，是相互为用，互为因果的。为此，儒家提出“和为贵”的思想，认为它是建立一个和合性社会生态的根本指导原则。儒家认为，整个宇宙是一个和合体，天道和合，人道和合，人与自然的和合，人的生理与心理的和合。“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中庸》），和合共存是宇宙、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在人类社会中，只有实行“恕道”才能实现和合的氛围。
社会生态平衡的核心问题是人际和谐。仁爱之心，忠恕之道是人际和谐的伦理的基础。人皆有自尊心，自爱、自尊、自重，同时也爱他人，尊重他人，他人也就会尊重你。爱人者人恒爱之，敬人者人恒敬之。只要互敬互爱，人际关系就能达到和谐。物质生活的基本满足，利益分配上的均平、公正，是人际和谐的经济基础。如果贫富悬殊，两极分化，富者花天酒地，贫者得不到暖饱，就必然会产生组织或社会内部的对抗，人际之间的和谐就会受到破坏。所以，人际和谐是实现管理目标的基本条件之一。
上级与下属之间、管理者与被管理者之间都应该讲“恕道”。管理者上层与下属之间讲“恕道”，首先， 要建立起一种互爱互敬的关系，“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论语8226;八佾》），上级对待下级要讲原则，要以礼相待，下属才会尽心竭力的工作。“君仁莫不仁，君义莫不义。”（《孟子8226;离娄下》）“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上好义，则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论语8226;子路》）上下是否和谐的关键在于上属，在于管理者。其次，上属执行政策时，要刚柔适中，合于“度”。孔子说：“政宽则民慢，慢则纠之以猛；猛则民残，残则施之以宽。宽以济猛，猛以济宽，政是以和。”（《左传8226;昭公十二年》）“和”，不刚不柔也，刚柔适也。猛和宽都是两个极端，取其宽猛相济这个“中介”，即和合性，才是最佳的管理方法。上下和谐就能达到组织的和谐，这样一切管理措施就能顺利实行，达到预期的目的。“君臣亲，上下和，万民辑（和谐、和睦），故主有令则行之，上有禁则民不犯；君臣不亲，上下不和，万民不辑，故令则不行，禁则不止。故曰上下不和，令乃不行。”（《管子8226;形势解》）创造上下和合的社会生态平衡氛围，化解矛盾，消除对抗，从而有效地实现管理目标，这是“恕道”的重要管理功能。
组织与组织之间、企业与社会之间的和谐关系，最重要的是要以诚为本，按互惠互利、义利合一的原则办事。有的西方学者把“忠恕”解释为“诚实与互惠”，也有的把它翻译为 “要忠实于我们自然的诸原则并将它们仁慈地施之于他人。”【注四】松下幸之助在经营中讲恕道，认为，赚钱是企业的使命，但是，赚钱的真谛，是为了促进社会的繁荣。他说：不能只考虑到自己赚钱，还“必须考虑对方的适当利润是否能确保”，还要“经常考虑供应商的合理利润”等，这就是松下幸之助的“共存共荣真理。”【注五】日本涩泽荣一也强调“义利合一”工商活动的基本原则。【注六】共荣共存、义利合一的原则就是“忠恕”的原则，也是保持社会生态平衡的重要原则。
儒家的“礼”作为“恕道”的行为规范，它起着协调人的行为，平衡社会的各种关系的作用。用“礼”来规范社会各阶层人们的行为，约束人们的行为，使之不产生偏颇或越轨的行为，每个人都应该按自己的身份、地位所规定的权利和义务行事。而“礼”的重要作用，就是它能达到人与人之间，人与社会之间的和谐。“礼之用，和为贵”（《论语8226;学而》），所强调的是和高于一切。只有人与人之间相互宽容，相互谅解，相互谦让，相互支持、相互帮助，才能达到和谐一致。什么要讲“和”呢？荀子认为：“和则一，一则多力，多力则强。”（《荀子8226;王制》）和谐则团结，团结就是力量。所以，孟子也强调“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孟子8226;公孙丑下》）对于一个企业来说，和谐团结就能出效益，就有强大的竞争力。“和为贵”，贵就贵在有凝聚力，贵在有向心力，从而也就有竞争力。
儒家认为，为了实行“恕道”，看问题的方法也是十分重要的，那就是必须实行“中道”的方法。如果看问题极端、偏颇，在处理人与人的相互关系时，就可能产生不正确的行为，不能起到调节和化解冲突，解决矛盾的作用。所以，儒家认为，在解决矛盾冲突的时候，不能只看到矛盾或冲突的一方，而应该全面地看到矛盾或冲突的双方，消解他们之间的对立因素，找出能够沟通之间的因素，从而达到和谐与协调。儒家强调要通过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宽容和理解，来求得人际之间的和合。相反，如果不寻找人与人之间的相通因素，不在差别中、在冲突中、在矛盾中求同，人与人之间就不可能讲“恕道”。在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关系的诸多要素之间，是相互渗透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正如阳中有阴，阴中有阳一样。宇宙中阴阳之间是和合的，是互为中介的，人际关系也一样。所以，只有在差别求同，在矛盾中求和谐。因此，儒学主张用阴阳和合，阴阳互补的中道方法看问题，处理问题，避免认识问题和处理问题的偏颇性，这样就能和合共存，和合发展。总之，看问题，处理问题要讲中道性，讲和合性，讲中介性，讲互补性，即辩证性，这才是达到人际和谐、社会和谐的唯一正确的认识问题和处理问题的方法。
儒家的“恕道”在日本形成了日本管理文化的宽容性特征，这种宽容性的管理，形成了职工“以厂为家”的观念，从而也就形成了以处理“家庭关系”的宽容心理来处理企业各成员之间相互关系的传统。这实质上，就是儒家的“恕”道。“直至今日，对于日本人来说，‘和’乃是至上的美德。日本各种团体的领导人的最主要的任务不是制定正确的方针、政策，而是维持团体的‘和’。因而，日本团体的领导人未必是团体中最有能力的人，但必须是德高望重或资历最高，能集中属员意志并能消弭其分裂与对立的人。为维持团体成员的一体感，日本在团体内部想尽一切办法避免公开的对抗”，维护团体内部一体感的乃是儒家的“恕”道。当然，日本人的这“和”的道德只适用于本团体的成员，对于同类团体之间便互相视为敌手，彼此之间进行你死我活的斗争。对于国际社会，则把别的民族和国家视为现在的敌
手或未来潜在的敌手。【注七】
从积极的方面讲，“己所不欲，勿施於人”，“施诸己而不愿，亦无施於人”，就是要“所欲”与之聚之，孔子把“博施济众”的行为评价为比“仁德”还要高的“圣德”。若要把“己所不欲，勿施於人”的“恕道”用之于管理，则必须要遵守“所欲与之聚之”的原则。首先要施德治于被管理者，在今天这个时代，所谓“德治”就是要进行民主的管理。民主管理是现代人本主义的必然要求，它要求在尊重员工，要有感情的投入，要发挥员工们创造精神，要实行民主的参与式的管理，把员工作为企业的主体，使他们与企业的目标与利益融为一体；第二，要施教于被管理者。就其人的本质来说人是社会化的存在物，因此，人人都有自尊、自立、自强的欲求，为了实现这“三自”，每一个人都有学习求知识的要求，为此，管理者要施以教育。现在，国际上那著名的大公司都把对职工的教育作为管理工作中重要的一环来抓。所谓施教，一方面要施以道德的教育，如日本松下公司的商学院，用儒家的《大学》、《论语》、《孝经》来教育他的干部，用儒家的伦理来教育和提高他们的道德素质。另一方面，要施以技术和技能的教育，对职工进行再培训和知识更新的再教育，目的在于提高职工的知识和技术水平，以利于保证产品的质量，增强其产品在市场上的竞争能力；第三，还要施富于被管理者。每一企业都应该在不断提高生产能力的同时，也要不断增加职工的收入，改善职工的生活条件。不论是马斯洛把物质生活的满足当作最低层次的需求技术能力也好，还是如赫茨伯格叫做满意因素也好，总之人的物质需求是最基本的需求，所以管理者关心职工有物质生活是调动职工积极性的基础；第四，要施乐于被管理者。人不但有物质生活的追求，还有精神生活的追求。人的生活质量不只物质生活的享爱，还应该有丰富精神生活的享受，其中包括道德理想的追求，人与人之间的交往，文化艺术的享受，人生价值的实现等等。人天天都饥肠辘辘是痛苦的，但人的精神空虚亦同样是痛苦的，所以满足员工的精神生活也是实现企业目标的条件之一。儒家的“恕道”自始至终强调“所欲与之”，“所恶勿施”的原则去实现他们管理社会的理想。
据介绍，现在美国企业界盛行“精神管理热”。由于现代生产力的发展，科学技术的长足进步，人们追求财富欲望的不断增长，极端个人主义的泛滥，人与人之间互相关系的冷漠和隔离，使人们感到人生价值的失落，心灵的丧失，人的精神处在紧张和空虚之中，针对这种情况，在美国出现了“精神管理热”。所谓“精神管理”就是在每周的一个固定时间里，公司的经理、助手和雇员们坐在一起，进行一个小时的思想、情感的交流，从而消除心中的抑郁和忧愁。据说，经过一个小时的交流，“他们又获得了自信心和热情，即使是来时愁容满脸的人，走时也满脸笑容。”搞这种管理运动的目的在于要“使雇员明白工作的目的和意义，加强公司与雇员之间的联系和交流”，“把个人的价值和工作联系起来。”由于人的价值失落，使人感到工作失去了意义。于是“认为工作的意义问题必将在许多公司中变得越来越重要。”如果人们感到工作已经没有价值，那就不可能有积极性和产生对工作的热情。由于市场的激烈竞争，各公司都认识到，企业的生气来源于员工的创造力、活力和适应力，“而所有的创造力、生气和适应力都存在于心灵之中”。所以，需要通过“精神管理”来激发心灵中的激情。【注八】美国的这种“精神管理运动”是否能够激发雇员的热情和创造力呢？我们将拭目以待，我深信这种治标不治本的办法，是不会有多大效果。
总之，儒家的忠恕之道十分重视人际关系的和谐，重视组织内部、企业内部的各种关系的协调，这对于造成社会生态平衡机制是十分有利的。
注释：
【注一】：“以”连词，义与“和”相同。“忠”以“劝”，即“忠”和“劝”。“劝”：勉励。尽心竭力和互相勉励。
【注二】：参见吴野等编著的《道与人生》第91页，1994年巴蜀书社出版。
【注三】：《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654页，1966年人民出版社出版。
【注四】：美国学者H8226;G8226;CREEL著、高专诚译： 《孔子与中国之道》第181页，1992年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注五】：松下幸之助：《经营管理全集》第2卷第91页。
【注六】：涩泽洋一：《论语与算盘》第91--92页，1995年九洲图书出版社出版。
【注七】：王家骅等：《儒家思想与日本文化》第428页，1990年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
【注八】：姚远编译：《美国企业界盛行精神管理热》，见《厂长经理日报》1995年10月11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