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系列专题：改革开放三十年
今年是改革开放三十年，人们从不同的角度提出了对这三十年的理解和把握。这些理解和把握中有不同层次的，也有不同立场的，甚至是完全对立的观点。其中对经济体制改革认识最为混乱，有的认为改革开放的方向和措施都错了，有的认为改革的方向很对，但是很不彻底。还有人认为改革的方向和宽度都较为合适。今天，形成大家共识性的改革开放观念已经很难，也无必要了。但基于事实和个案的认识却可以说明一些问题，如可以从中关村的改革过程中来体会中国改革开放的某一侧面。
感受中关村
80年代初，我大学将要毕业的时候，胡耀邦提出要重视新技术革命浪潮，各种讨论非常热闹。奈斯比特的《大趋势》、托夫勒的《第三次浪潮》等书看得我们心潮澎湃，很多朋友相互交流，似乎觉得世界大的变革就要来了。这种对历史大事件的特殊敏感，也正是我与研究自然辩证法、技术社会学的人们和其他人的主要区别。就在那个暑假，我决定到北京去亲自体会一下计算机的神奇魅力。
为此，我到了位于中关村四十五楼的表姐家，表姐夫鲍信炯当时是中科院计算所的学术委员，他带我到了计算所。计算所的大楼对我比较新鲜，我和表姐夫交流了很多新技术革命将给中国带来的影响，实际上，当时中关村已经出现了创业者，但我对此感觉较为迟钝。
触摸中关村1986年，《自然辩证法通讯》和中科院政研室合并成立中科院科技政策与管理科学研究所，当时的所长罗伟把我调到了北京，从此我就成为中关村的“村民”。可以说，我交往的人大部分都在中关村的范围之内，我居住和活动的范围也都在中关村的圈子内。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后期，我主要在思想文化领域做工作，对于中关村出现的科技企业家略有所闻，时间上有较小的投入，现就一些片段回忆如下。
当时中科院政策所的陈益升搞了一个课题，专门研究高新区、孵化器等问题，我觉得很好，就与陈先生的研究生商量，把他们的研究成果编辑处理后，经过反复游说，最后发表在《自然辩证法通讯》上。从这篇文章开始，关于孵化器和高新区越来越受到重视，并在全国遍地开花。
当时在中关村我属于较早使用计算机和打字机处理文章的人之一，参加学术会议的文章，我往往通过四通公司的打印室将文章打印得很漂亮。记得有一次，我表姐的孩子鲍新正好在四通公司工作，我让他为我找人处理文稿，他那时候在现在位于大中电器友谊店的办公楼，当时那里是四通公司的总部，当我去拿的时候，还顺便拜访了当时的四通总裁万润南，这是我第一次与科技实业家面对面地交流。
当时中关村逐渐出现了“电子一条街”，中科院也拿出很多精力进行科技成果转化，对于这些新鲜事物，中科院内部反对的声音一直较多，甚至有“骗子一条街”的说法。让我感到比较难以接收的是，很多原本很开放的人甚至一些思想解放的旗帜性人物都在反对“电子一条街”。而在这个时候，我在内心里是比较支持科学家下海创业的，或许正是由于这个原因，使我在九十年代走出了一条与书斋里的学者完全不同的道路。
思考中关村1989年以后，中国知识分子向何处去成为一个我经常思考的问题，我也经常想起毛泽东挖苦知识分子的话：“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在八十年代我花费了很多时间来研究建国以来的科技政策和有关知识分子的相关政策，感觉到知识分子的命运实在可怜，其中最主要的原因是大学、研究所的知识分子的“俸禄”全部出自国家，即便是进入企业的知识分子也是在国有企业体制下，他们没有对科学研究的独立自由精神和实践基础，所以在任何一个政治运动中他们都属于弱势群体，最后的结果就是改革开放初期出现的“造原子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这种脑体倒挂的普遍现象。
我感到中关村出现的民营科技企业恰恰第一次让知识分子有了独立的经济基础，这对中国的改革开放、对知识分子未来的命运、对扭转脑体倒挂现象很有意义。知识分子要想坚持自我，必须自由、独立，下海获得生存权，过有尊严的生活。正是这些深层次思考，使我的思想得到彻底转变，于是我决定走出体制、下海独立创业，获取一种全新的生活方式。
亲历中关村1993年正式下海之前，我先到了《民办科技实业家》杂志。当时他们缺一个编辑部主任，林京耀推荐我去，我很痛快地答应了。如果我到别的地方，我可以当主编等高级职位，但是由于有了前面的深入思考，我决定去办《民办科技实业家》杂志。当时这个杂志的主办单位是民办科技实业家协会，陈绳武是理事长，华贻芳是秘书长，陆薇薇是副秘书长兼杂志的副主编。去杂志工作主要是和陆薇薇谈的，在工作中得到了华贻芳的很大支持。
由于办杂志，我与当时中关村的四通、联想、巨人、紫光、科海这些公司开始进行广泛的交流和接触，由于工作使我几乎天天在中关村奔波，与这些民营企业家交朋友，讨论的核心是战略问题，既是他们公司的战略问题，也是中国未来的命运问题。在这个过程中，和段永基、柳传志、史玉柱、张本正、陈庆振这些企业家都很谈得来，他们觉得我的工作做得比较深入，和他们交流的问题很有深度，建议我将来成立一个咨询机构，这也直接促成了我的创业之路。
在中关村下海1993年年中，在与民办科技实业家协会关系变得较为复杂的时候，我就萌生了下海创办咨询机构的想法。当时华贻芳正要把民营科技企业组织起来成立泰山集团，也希望我能领衔泰山研究院，我考虑再三，觉得既然下海，寻找的就是独立和自由的空间，如果到泰山研究院，反而成为中国民营企业的一个喉舌。尽管泰山研究院这个选择很不错，但是与我的初衷、选择与思考差距太大，当时泰山研究院的公章都准备好、办公室都收拾好了，甚至有一些企业家威胁我，如果不去泰山就不会给我生意做。我毅然决然地回绝了泰山研究院的邀请，准备正式、独立地下海创业。
我的下海创业几乎是《民办科技实业家》杂志的编辑班子整体下海的，当时张索佳任长城广告制作部经理，他在港澳中心有一个专门的办公室，我和他商量，在港澳中心搞一个长城企业战略研究所。当时，我们有很多共同语言，《民办科学实业家》杂志编辑部的同仁一起搬到了港澳中心，开始了艰苦的创业过程。
正式下海后，做的第一个客户是四川希望集团。当时希望集团的兄弟四人对于私营企业在中国能够发展起来持很大的怀疑态度，他们兄弟四人中的老四刘永好较为乐观，这一点正好与我对未来的判断不谋而合。当时刘永好的公司规模并不大，知名度也不高，但是对未来的道路应该怎么走我们有很多的交流。应该说，与刘永好的合作开始了长城所较为成功的企业咨询的方向。
下海以后，本来以为和政府脱离关系了，后来北京市科委软科学处打了几次电话要了解咨询业的情况。我一开始很不积极，但是各种关系都找到我，没办法，就约了他们一起交流。在交流中我对中关村二次创业的问题表示了很大的兴趣，后来李婉就介绍我与中关村试验区办公室发展战略研究中心赵慕兰建立联系，赵女士亲自到港澳中心五层长城所的办公室交流中关村二次创业应该如何开展。后来北京市科委软科学处拨出专款由长城所和中关村试验区办公室共同进行关于二次创业的研究，这项研究既打下了长城所在科技政策研究方面的基础，也奠定了与中关村管理机构、北京市科委等部门的合作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