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识马斯洛,是在诸多的介绍管理历史、管理学家及管理理论的书籍上。关于马斯洛理论的介绍,大部分的书籍作者、编辑者们停留在了他的需求层次理论上面。个人认为,需求层次理论是马斯洛思想体系中最不成熟的部分,当中有许多东西值得思索、探讨和完善。很多年前,也曾拜读过《马斯洛论管理》一书,收获良多,然而,许多年来,还是将马斯洛放在了一边。
前段时间一个偶然的机会,在图书馆书架上发现马斯洛的《洞察未来》一书,借来随便翻翻,这一翻,整个心里却犹如翻江倒海,心灵又一次感受到了一种强烈的震撼----马斯洛根本就不是许多人笔下描述的那么简单。再拜读完马斯洛的《动机与人格》一书,不由自主地产生了一种惆怅与释然兼而有之的矛盾心情。惆怅的是,许多该说的话马斯洛都已经说完了,我们还能说些什么呢?释然的是,该讲的道理马斯洛已经讲清楚了,剩下来就看人们自己决定做还是不做了。
柯林·威尔逊在《洞察未来》英文版序言中写道:“马斯洛最伟大的贡献就在于,他发现了所有的人都具有一种‘高级本性’,并指出了他的实现取决于人们是否意识到自己拥有这种高级本性。……我不知道马斯洛是否意识到了他无意中发现的这一切具有的重大的意义。但在我看来。无论马斯洛本人是否意识到了这一点,他的确是在无意中发现了人类下一步进化的秘密。”
中国儒家文化主张“格物、致知、诚心、正意”,然后“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礼记·大学》),并且说:“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礼记·礼运》)亚里士多德则认为:“一切技术、所有规划以及全部实践和选择,都以某种善为动因。……因为人们都会有个美好的愿望,宇宙万物本身都是向善的。……绝大多数人都同意,行为善的终极是幸福,善的生活、善的行为就是幸福。……幸福是最终的和自足的,它即是一切行为的目的。……把最高的善称为幸福,是同义语的重复。”(亚里士多德,《尼各马可伦理学》)
“做事先做人”,没有几个人胆敢公开反对这个观点,然而,又有几个人在做事之前,认真思量过自己应该怎么做人?
从东方到西方,从古代到现代,许许多多的哲人、智者们不辞辛劳地在苦苦探寻着人性的秘密以及做事与做人的秘诀。两千五百年来,关于人性的思考,人类积聚了大量的智慧,呼唤精神进化、文明进步的声音时有时无、时断时续地荡涤在时间和空间的许多角落(尽管不是每一个角落)。
因为这种做事、做人的智慧本身依然不够系统、不够完善,运用在实际生活中更加不容易做到,以至大多数的人们常常轻而易举地忘记了他们的存在,甚至那些苦苦追寻这些智慧的人们,在真实可及的智慧面前,也是诚惶诚恐、战战兢兢,以至往往视而难见、失之交臂。
无知然后无助,自卑最终自负,是自然在徒劳地进化着我们的思想,还是我们在徒劳地阻止着自己思想的进化?
人类的历史,过多、过分地记载了我们的屈辱与耻辱,而忽略了人们曾经有过、并且正在不断强化、固化、进化的光荣与梦想。
幸运的是,自然的力量不懈地在坚持着自己寂寞的努力。亚里士多德、斯多葛学派、中国儒家思想、各种传统宗教体系中积极的人生观价值观因素、东西方各种积极和谐的集体主义思潮、人本主义心理学、人本主义管理学,寻求人生智慧的脚步从来没有停止过,寻求人生智慧的人们也在不断地雪中送炭、锦上添花。思想的进化不是一朝一夕的事,人生的成长,是我们一生,甚至是承继我们的许多代人一生的任务。
历史上的智慧,或者过于从理论的角度、或者过于偏向于实践,他们对人性积极方面的表述,只能感动那些悟性极高的少数人群,却始终无法撼动、唤醒普通民众的沉醉心灵,为困扰于现实环境中的绝大多数人们所难以广泛接受。
从心理科学的角度出发,大量分析、总结和归纳临床心理科学所接触和掌握的众多案例和经验,在人类科学发展的历史上,马斯洛第一次旗帜鲜明地将实验化、实践化的心理科学哲学化,同时也将哲学科学实验性、实践性地平民化。
不仅从理论的角度,而且从实验与实践的角度出发,马斯洛开始展开一种可以消除我们每一个普通人对于自己的误解、对于别人的误会的极具社会价值和社会意义的工作。运用自己的理论和实践,马斯洛竭力地呼唤着人们,重新认识人性,重新审视人性的高度,重拾我们许多人几欲丧失(却始终没有、也不能够完全失去)的对生活的信心,去实践和实现我们可以做到、应该做到的光荣与梦想。
关于人性,马斯洛做出了许多精辟的阐述,也许值得我们思考与探索:我确信,过去曾尝试过的各种价值体系,他们的失败,主要是由于他们是建立在错误的人性和社会的概念之上的。所有的人类关系,所有的人类制度,以及整个人类文化,都是以人性为依据的。由于我们对人性所知甚少,通常是一些不正确的人性理论就代替了有条理有根据的论据以及业已证实的规律在发生作用。
父母为什么爱自己的孩子,他们为什么为孩子做出这么多的牺牲?为什么有些行为在他人看来是牺牲,而父母却不感觉如此?人们为什么会不惜付出巨大代价甚至不惜牺牲生命为正义而斗争呢?为什么有人会不计个人利益和帮助遭受蹂躏、遭受非正义的人以及不幸的人?
我们并不充分了解殉道者、英雄、爱国者、无私的人的动机。
充足的人类学证据表明,人们之间,甚至不同社会的人们之间的相近程度远比我们首次与他们接触时产生的印象要大得多,并且随着我们对他们的了解的加深,我们似乎会发现越来越多的共同点。于是我们认识到,最惊人的差异不过是表面的,不是根本的。
人既是善良的、理智的,也是邪恶的、非理性的。
西方文明已普遍相信,我们身上的动物性,是一种恶的动物性,我们大多数的原始冲动是邪恶的、贪婪的、自私的、敌意的。神学家把它叫做原罪,或魔鬼。弗洛伊德主义者把它叫做本我。
在不同的文化、不同的时代中既有抬高人类动机的普遍倾向,也有贬低人类动机的普遍倾向。在目前,我们文化的倾向显然是普遍地贬低。为了达到解释的目的,低级需要被严重地滥用,高级需要和超越性需要则很少有人问津。在我看来,这种倾向的根据是先入之见,而绝不是实验性的事实。
这个错误十分严重,它酿成种种悲剧。也许从历史的重要性来看,可以将他与这样一些错误相比:崇信王权神圣、迷信某一宗教的唯一合法性、否认进化论,或者相信地球是平面的。任何一种使人们不信任自己、不信任他人的想法,都必须对每一场战争、每一次种族对抗、每一次宗教冲突负部分责任。
人类心理的善并不是无条件的、绝对的、永久的,我们甚至不能够说他在本质上就是善的。只有在一定的条件下,人性才表现为善。在恶劣的环境条件下,人们更容易表现出心理病态和丑恶行为。人实际上有作恶和表现病态的潜在能力的。最后,我不承认历史反映了人类精神。它只不过记录了人类的精神历程、人类已经作了什么。
我们有必要修正满足我们欲望的方式。我们也不敢忘记人性自身即便不从天生的恶念中也会从无知、愚蠢、恐惧、误传、笨拙中酿出罪恶来。心理科学在表现人类消极方面的成功一直比它表现人类积极方面大得多。他向我们展示了人类大量的缺点、疾病、罪恶,但很少揭示人类的潜力、美德、可能的抱负或者可能达到的心理高度。心理学似乎自愿放弃其合法管辖区域的一半,而仅局限于另一半,即黑暗、平庸的一半。这种态度决不是支流的、表面的,相反,它深入了整个文化,是主流的、本质的。
我担心,有相当数量的心理学家恐怕也是使用这些关于人性以及社会的错误的偏见和无意的假定进行工作的。因为这些偏见和假定是暗含的和无意识的,他们也就可以在今后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不受实验的限制,维护和巩固自己。
心理学家的这样一些主要的错误,即:他们对人类所能达到的高度持悲观、消极、狭隘的概念,对人类的生活的抱负顾及不充分,将人类的心理境界定得太低。我坚持认为,心理学尚未达到应有的高度,我们不仅必须了解心理学的现状,还必须了解他的天职和可能的发展趋势,但愿心理学能摆脱它对人性的可笑而悲观,狭隘而目光短浅的偏见。
除了各种心理学派对人性所作的描述之外,人也还有一种更高的本性,这种本性是似本能的(instinctoid);也就是说,是人的本质的一部分。
我当然接受并且依赖试验心理学和精神分析学的现成资料。我也赞成前者的经验主义和试验精神,以及后者对真实面目的揭露,对内心深处的探索;但我却拒绝接受他们制造出来的人的形象。
将似本能的基本需要和超越性需要不光看作是需要,同时也看作是权利,这既合情合理又颇有益处。要想具有完整的人性,这些需要和超越性需要则必须得到满足,因此也可以看作是天赋权利。
柔弱的似本能需要一个慈善的文化孕育他们,使它们出现,得到表现和满足。它们很容易被恶劣的文化环境所摧残。人性的改进也许可以通过对类似本能的倾向的培养,也通过促进社会改革来实现。的确,改善文化的意义就在于给予人们内在的生物倾向以一个更好地实现自身的机会。
我们的机体远比一般所认可的更值得信赖,有更强的自我保护、自我指导、自我控制的能力,各种新近的发展已表明有必要从理论上假定机体内有某种积极生成或自我实现的倾向。这种生长或自我实现的倾向,曾经由亚里士多德、伯格森和其他许多哲学家以一个又以一个的模糊形式所假定过。在精神病学家、心理分析家,以及心理学家中,戈尔德斯坦、兰克、荣格、霍尼、弗洛姆、梅、罗杰斯,也都感到有必要提出这种假设。
人类努力将上帝之爱与凡人之爱区别开来,这常常是因为他们相信,无私的倾慕与利他主义的爱只能是一种超人的能力,而非凡人所能自然而然地具备。我们必须反驳这一点,要知道当人处于最佳状态之时,在获得充分发展之时,也显示出了许多从前被视为超自然特权的特性。
除了达尔文的生存价值(survival value)外,我们现在还可以提出“成长价值”(growth value)。对于个体来说,不仅生存是好的,努力去发展完美的人性,使人的潜力得到发挥,追求更大的幸福,更深的宁静以及高峰体验,走向超越,不再以生存的可能性作为证明贫穷、战争、独裁、残忍的丑恶的唯一证据。在我们眼里,这些现象之所以丑恶还因为他们降低了生命、人格、意识以及智慧的质量。
爱、安全、归属关系、尊重他人几乎成了对付情境紊乱甚至对付某些轻微性格紊乱的灵丹妙药。如果一个人明白他应该拥有爱、尊敬、自尊等,他就能够有意识地把他们寻觅到。当然谁都会同意有意识地寻觅到它们会比无意识地补偿他们的匮乏来得更好、更富于成效。
如果我们逐渐将这些对承诺、爱以及赞许的恳求视为合理的要求,就像孩子对待饥、渴、寒冷或疼痛的抱怨一样,我们就会自然而然地成为满足者而不是挫伤者。这样做的唯一后果就是给孩子和父母读增添了乐趣,在一起时更愉快,因而也就必然增进相互的爱。……这不应理解为无限度的、毫无区别的宽容。
爱与被爱具有同样大的悦乐。在我们的文化中,爱的公开冲动被当作性的与充满敌意的冲动而被严加禁止------或许更有甚者。关心、爱与尊敬这些力量几乎永远只会带来好处不会带来坏处。
高级需要的追求与满足具有有益于公众和社会的效果。对爱以及尊重的追求必然涉及他人,而且涉及他人的满足。已得到足够的基本满足继而寻求友爱和尊重的人们,倾向于发展诸如忠诚、友爱以及公民意识等品质,并成为更好的父母、丈夫、教师、公仆等等。
高级需要的追求与满足导致更伟大、更坚强、以及更真实的个性。生活在自我实现层次的人既是最爱人类的,又是个人特质发展得最充分的人。这完全支持弗洛姆的观点,即,自爱(或不如说是自尊)与爱他人是协作性的而不是对抗性的。
接受了这一点,我们就必须清醒地确信不仅每一个正常的人是潜在的无意识的治疗者,而且我们还必须接受这一推论,即我们应该认可他、鼓励他、普及他。愿人人都意识到善良、有益、正派、心理学意义上的民主、慈爱以及温和的人就是心理治疗的力量,即是他们是微不足道的。
成长往往是一个痛苦的过程,因而有人会逃避成长;我们不光会热爱自己最好的机会,同时也会对这些机会感到恐惧;我们都毫无例外地对真理、美、美德怀有一种极其矛盾的心理,对他们既爱又怕。
我越来越相信对自身幸福的熟视无睹是人类罪恶、痛苦以及悲剧的最重要的非邪恶的起因之一。我们轻视那些在我们看来是理所当然的事情,所以我们往往用身边的无价之宝去换取一文不值的东西,留下无尽的懊恼、悔恨和自暴自弃。
人类容易对自己的幸福熟视无睹,忘记幸福或视他为理所当然,甚至不再认为它有价值。只有体验了丧失、困扰、威胁甚至是悲剧的经历之后,才能重新认识其价值。
知识界的许多成员提出了一种以极度的绝望和玩世不恭为特征的观点,这种极度的绝望和玩世不恭为特征有时堕落为腐蚀性极强的恶毒和残酷。事实上,他们拒不承认有可能改善人的本性以及社会,也不承认有可能发现人的内在价值或者对生活产生一种普遍的热爱。
他们不只是停留在一种合情合理的怀疑主义和不急于下判断的态度上,而是在与被他们嗤之以笨蛋、童子军、榆木脑袋、蠢货、空想家或瞎乐观的人打交道时,就会产生一种强烈的敌意。这种主动的攻讦、仇视和对感情的践踏远远超出了鄙夷的范围。我认为其中含有一种动力学----对以前的失望和幻灭发泄暴怒和痛恨的动力学。……必须将此看作一种自我的投射,而不是一种有理性的哲学或科学态度。
心理治疗的效果对我们的目的相当有利。在笔者看来,似乎所有主要的心理治疗方式都培育、促进、巩固了我们称为基本的、似本能的需要,同时削弱或者彻底消除了所谓神经质的需要,直到他们认为自己获得了成功。
我认为,揭露、顿悟和深度治疗------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要揭露、恢复和加强我们那些被削弱了的和失去了的似本能倾向和本能残余。这一终极目的在所谓的个人成长实习班表露的最明显。所有这些------疗法和实习班------都需要人们付出高昂的、痛苦的、长时间的努力,这种努力需要人一生的斗争、耐心和坚忍不拔的精神,即使这样,最终还有可能归于失败。我们(需要帮助)的声音是微弱的、混淆不清和容易被忽略的,这样我们就需要帮助才能听到他们。
我们可以承认一定还有其他通往健康的途径。然而,放弃基本需要的满足,通过苦行、约束、挫折、悲剧和经受不幸之火锻炼而获得健康的实例究竟有多少?也就是说,以满足或幸福为基础的健康,以及以苦行主义或者挫折、不幸为基础的健康,它们出现的频率是怎样的?
还有可能出现这样的情况:高级需要也许不是偶尔在低级基本需要及其满足后出现,而是在强迫、有意剥夺、放弃或压抑低级基本需要及其满足后出现,(如禁欲主义、理想化、排斥、约束、迫害、孤立等的强化作用)。据说这些情况在东方文化中是普遍的,但我们对其性质以及发生的频率了解甚少。
那些直截了当地宣称使患者复归自己内在本质的疗法,例如罗杰斯、弗洛姆、霍妮(Horney)等人的疗法意味着,人格本身具有某种固有的本质,他不是由治疗家新创造的,而是由他解放出来,以便按他自己的风格成长、发展。
人类历史上那些伟大的成就所显示的那种真正的创造性思维还牵涉到另外一个动力学方面。这就是它那富有特征的大胆冒险和勇气。一个大胆的思想家在冒险越出安全熟悉的港口时必须能够突破,能够摆脱过去,摆脱习惯、期待、学习、惯例和习俗,摆脱焦虑不安的情绪。
我们还可以看到,许多人的观点是通过模仿或依靠权威人士的建议而形成的。在生活的绝大多数领域中,我们所得出的结论和解决问题的方法多半属于这种类型。我们在想问题的时候,总爱斜着眼睛看别人得出了什么样的结论,以便我们自己也能得出同样的结论。显而易见,这些结论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思想,也就是说,这种结论并不是由问题的本质所决定的,而是一些从别人那里拣来的陈规化结论,我们相信别人胜过了相信自己。
表面上看来,马斯洛仅仅是在讨论心理学的问题,然而,科学发展到今天,依然将哲学、心理学、管理学划分为“井水不犯河水”、截然不同的学科,将意味着什么?
附注:
饱受别人误导、误读他人思想之苦,不希望在别人的观点中过多参杂自己的意见,因此,以上大段的文字,筛选、整理、节录自马斯洛的《动机与人格》(马斯洛著,《时间与自由意志》、《动机与人格》合订本,许金声、陈朝钢译,中国社会出版社)、《洞察未来----马斯洛未发表过的文章》(马斯洛著,爱德华·霍夫曼编,许金声译,华夏出版社)二书之中。
尽管如此,筛选、整理的过程之中,仍然不可避免地加入了一些个人的意志,因此,对马斯洛理论感兴趣的朋友,建议阅读各版原文或译本,以真正领略、传会各家、各派的真实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