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尽管仍维持高速增长，但新兴经济体的经济增长已呈现失速态势。去年，新兴经济体的经济增幅比上一年下滑了0.9个百分点，高于发达经济体的0.3个百分点。 在全球金融危机与欧债危机阴影犹存的大背景下，一些新兴国家能否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挑战显得尤为严峻，前景难测。而亚洲国家近年日趋推高的债务率，又平添了一层隐忧。此亦是2013博鳌年会的一个重要关注点。 新兴经济体增长失速 据博鳌亚洲论坛发布的《新兴经济体发展2012年度报告》数据，新兴经济体尽管整体经济增速仍高于发达经济体，但这一数值已从2010年的7.4%降至2011年的6.2%，2012年又进一步下探至5.3%。而发达经济体去年总体增速为1.3%，仅比2011年下行0.3个百分点，相比前一年的下行1.4个百分点，失速已有受控迹象。 “新兴经济体的经济增速普遍放慢，主要原因还是受全球金融危机和欧债危机影响，发达经济体的需求不足，导致全球市场疲软。”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副院长赵锡军对时代周报分析说，“而新兴经济体各国也有差异，增长模式主要是出口拉动型的国家受影响更大一些，资源出口为主的国家要好一些。一些前期发展动力相对比较平衡、调整得快的国家，也较少受阻。” 近二十年来，由于发达国家内部的产业调整，传统制造业外移，新兴经济体迎来一轮发展机遇。在此过程中，新兴经济体大多采取增加劳动力投入、加快资本形成以及数量扩张等“要素驱动型”模式。与此同时，新兴经济体也遭遇了劳动力成本上升、通胀加剧、货币升值以及环境、资源等发展瓶颈。 目前国际分工中的格局，决定了新兴国家的市场份额主要是海外市场，而全球需求不足导致新兴国家经济失速，使得一些中等收入国家面临更为严峻的“成长陷阱”。 “首先是产业升级的问题，处于产业低端或是完全依赖资源出口的新兴经济体没有形成自己有竞争力的产业，这是最主要的问题。此外，新兴国家大多贫富悬殊，两极分化严重。并且，腐败问题也相当严重，法制松弛”北京理工大学经济学教授胡星斗告诉时代周报。 中央财经大学金融学院院长助理应展宇认为，在靠投资拉动经济增长之后，如何转向需求导向很重要。此外，产业结构的调整，包括收入分配、遏制腐败等等，一系列的制度建设在短期内难以成熟，使得新兴经济体到了中等收入阶段，经济运行中面临的问题会非常复杂。 选择未来新的发展道路，寻求新的增长源泉，是摆在每个新兴国家面前的问题。“对中国来说，应进一步深化市场机制改革，使市场机制更细致、公平，调配资源的效率更高一些，激发出更大的增长潜力。另一方面，还要进一步创新，提高技术效率。”赵锡军建议。 “新兴国家不能再依靠廉价劳动力、大量粗放的资本投入来推动经济发展，还是要提高科技的作用，加强研发，开发人力资本，以这些方式来推动经济，也就是向全要素生产率寻求新的增长源泉。”胡星斗称。 所谓全要素生产率，是指产出增长率超出要素投入增长率的部分，一般由资源配置效率和技术效率决定。从历史发展经验看，那些曾经历过高速经济增长的国家陷入低速增长或停滞的主要原因，就是全要素生产率停滞不前。 “当劳动力供给到了一定规模，单靠量的投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会不断减少，当然要靠全要素生产率的不断改善、技术的改进、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应展宇称，到了一定时期，世界各国都得走这样的发展道路。 在上海社科院部门经济研究所主任杨建文看来，仅仅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和技术效率还不够，扩大内需是新兴国家保持进一步发展势头的重要应对之策。比如中国通过城镇化来带动投资需求，提升消费需求,形成内需。 亚洲债务率迅速上升 全球需求不足挑战尚存，在金融危机背景下，主要经济体纷纷采用宽松货币政策，引发亚洲地区债务以令人担忧的速度上升，为新兴经济体跨越“成长陷阱”增添了另一重隐忧。 与发达国家相比，新兴市场的公共债务率仍然较低。根据债务钟网站的数据，全球各主要新兴经济体的公共债务占GDP的比重都在可控范围之内，其中中国为27.26%。不过，中国公共债务率应不止这一数字。在此次博鳌年会的债务风险分论坛上，财政部前部长项怀诚透露，中国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债务共约30多万亿元人民币，债务占GDP的比重在40%左右。 博鳌亚洲论坛发布的《新兴经济体发展2012年度报告》称，金融危机以来，新兴国家的公共债务占GDP的比重总体有所下降。新兴经济体相对较低的公共债务率，是因为政府债务评级相对发达国家更低，政府融资成本相对更高。此外，部分国家（如中国）实行的是收支平衡的财政管理理念，因此对于政府债务的需求不大。 尽管如此，亚洲地区的整体债务水平却在激增。汇丰银行最近公布的一份报告指出，亚洲银行信贷与GDP之比目前已超过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时的水平。加上近年来创纪录的债券发行，今天亚洲地区的整体杠杆率比银行常规放贷产生的杠杆率更高。一些国家和地区的债务正在快速上升，令人担忧。 标准普尔公司的统计数据显示，香港金融机构向企业和家庭提供的贷款与GDP之比已经从2005年的143%上升到 2012年的202%。同一时期，韩国的这一比率从132%上升到166%，新加坡从91%上升到117%，中国内地从112%上升到130%，越南则从66%上升到113%。当然，在不同的经济体，造成问题的主要原因亦不相同。 与六七年前相比，亚洲主要经济体的债务水平已经高出许多。更令人忧虑的是，在全球放松银根的背景下，亚洲国家的债务还将进一步上升。这难免引起市场人士的警惕。在博鳌论坛的债务风险分论坛上，春华资本董事长胡祖六甚至作出了“下一场债务危机的爆发点可能是在中国”的大胆预测。 胡祖六解释说，目前中国政府的财政支出占GDP的比重大约是25.7%，加上地方融资平台、预算外资金的支出，这一数据将上升到35%-37%。而随着社会福利补上欠账，社保、医疗、环保等新的政府核心公共支出加起来，财政收支将达到GDP的50%。这是完全不可持续的，将引爆风险。 爆发危机风险客观存在 汇丰银行的报告指出，亚洲经济体需要用更多的债务来维持增长，这表明亚洲经济并不像GDP增长显示的那么健康。债务水平的快速上升会让各经济体更易受到各种冲击和突变的影响。如果亚洲地区的经济增长在一段时间内持续放缓，或者宽松的货币政策明显收紧，那么该地区的债务上升将变成一个严重问题。 “亚洲爆发债务危机的潜在风险是客观存在的，在短时间内，世界各国为应对危机，宏观流动性处于明显的宽松状态。如何消化这些流动性，在消化过程中稳定各类市场参与者的信心，确实是一种挑战。”应展宇分析称，金融是建立在信用基础上的，信用的核心便是市场参与者的信心。至于经济增速一旦放缓是否会触发危机，还要看市场参与者建立债权债务关系时，对未来的预期如何。如果预期是增速会有所下调，那下调一些也不会明显打击信心；但如果出现了预料之外的情况，或是由一些偶发性的、难以控制的因素导致较大冲击，使得市场参与者对未来的判断发生较大改变，这时就会出现危机。 在胡星斗看来，全球各国都存在寅吃卯粮、负债发展的问题，亚洲也不例外。负债发展固然是经济成长的一个很重要的驱动因素，但也容易陷入危机。“越发展，风险越大，关键是看这些国家有没有偿债能力，这又取决于经济有没有效率、能不能产生利润。如果光有GDP，没有利润，就很难还债。” 赵锡军也认为，亚洲债务如果控制得不好，偿债压力会很大，可能会出现局部性、区域性的违约。“一是要控制债务增加的规模，二是要作好还债的资金安排，尽可能避免违约。”债务资金使用说到底是把将来的钱拿到现在用，让“钱生钱”。因此，从根本上来说，要运作、管理好债务资金，使其发挥更好的效益，产生现金流，将来具有偿债能力。万一偿还不出，不得不借新还旧，也要维持市场的稳定，不能产生波动，避免借新债的成本过高，甚至借不到钱。 一个特殊的案例是日本。日本2012年的公共债务近1000万亿日元，是当年GDP的218%，债务率高居世界首位。但日本并未爆发债务危机，主要原因在于经常项目长期盈余，大量资金回流国内，支撑国债发行、续存，维持国债信用。
杨建文称，债务有个结构问题，有内债和外债之分。“借的是内债，债主来逼你的可能性就小一些。债务危机无非是信用危机，如果信用仍然存在，债权人对债务人有期望，认为债务人能还本付息，借再多钱也没问题。能借到新的钱，债主也不来逼你，就不太会爆发危机。” 与日本类似，亚洲国家的市场开放度普遍低于欧洲，债券投资者主要来自国内。这为亚洲债务问题上了一道“安全阀”。“亚洲包括日本，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支撑，外汇储备非常高。尽管有很多债，但也有很多资产，能支撑债务市场。”赵锡军认为。 不过，日本已渐现隐忧。2011年，日本多年盈余的贸易收支首次出现2.6万亿日元的赤字，2012年扩大到6.9万亿日元。经常项目中的资本收支虽仍有较多盈余，近两年也持续下降。这使得回流日本的资金呈现缩水态势，国债发行支撑减弱。 近期，由于日本央行接盘购买国债，日本政府通过发行赤字国债，得以继续扩大财政支出规模。这使得债台高筑的日本，发生债务危机的危险似有上升。 看似债务率相对较低的中国，也并不能高枕无忧。事实上，在公共财政负债之外，以银行信贷及影子银行方式体现的债务规模堪称巨大，危机暗伏。同时，随着出口带来的增长率放缓，中国想要获得经济增长日趋困难，成本日益推高，使得经济一旦放缓，面临债务危机的可能性也加剧。 不过，胡星斗认为，中国债务隐含国家信用兜底，民众心态还是比较平稳，并不担心银行破产，也不会存在挤兑问题。即便负债率非常高，在中国还不至于出现严重危机。加上中国资本项目没有开放，人民币尚不能自由兑换，这样一种相对封闭的经济体，或较为安全。 然而，依赖更多的债务来维持增长的亚洲新兴经济体，随着保持增长的成本不断上升，债务问题仍是一颗有可能引爆的“定时炸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