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7000多亿浙江民资涌向全国
在浙江，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浙江进一步的大发展，视野不能局限于本省范围，必须跳出浙江求发展，推动要素配置从内源型向全球化转变。
“浙江人在其他地方创造的GDP也是中国的GDP”，“浙江人在其他地方创造的财富也是中国的财富”，“浙江人在其他地方创造的繁荣也是中国的繁荣”……这一切正在成为浙江许多人的共识
“浙江人经济”是什么？
去年下半年曾经出现过“把‘温州人经济’转化为‘温州经济’”的说法，想必，“浙江人经济”的概念源于此。因为，一般认为，温州模式在浙江具有某种代表性。不过，由“温州人经济”延伸到“浙江人经济”并非简单地套用，它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出对浙江新一轮发展的思考。
“浙江经济”和“浙江人经济”，仅一字之差，在内涵上却有很大差别。要弄清楚，有一条捷径就是辨析GDP和GNP。
众所周知，GDP是一年中本国(本地)国民和外国人(外地人)在本国(本地)所生产的商品与服务的附加值总和，是考量经济发展水平的最重要的指标之一；GNP是一年当中由本国(本地)国民在国内外(本地区内外)新生产的商品与服务的附加值总和。
对照GDP和GNP的异同，“浙江经济”的概念立足点在地域，是陆域10万余平方公里和海域面积26万余平方公里的浙江省范围内，浙江人和非浙江人创造的经济总量；“浙江人经济”概念的立足点在“人”，是近4700万浙江人在浙江省内外创造的经济总量。
骄傲过后的忧虑
改革开放20多年来，有两件事情让浙江感到骄傲：一是，浙江凭借先发优势，成为全国经济发展速度最快、最活跃的地区之一；二是，至少有300万浙江人活跃在全国乃至全球各地，做生意赚大钱。
直到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尽管这种“骄傲”在继续，但是，一种“焦虑”也开始蔓延。那就是，浙江人走出浙江，已经不是当年“年初赤条条出门，年末腰缠万贯回家”那样做的全是净赚的买卖，而是大批上规模、上档次的企业，带着资金、人才、产品、项目“离家出走”，直接把金蛋下到别人的地盘上。
据统计，截至目前，在上海滩，有5万多家浙江企业在发展，其中有一定规模的达2000多家。平均5家在上海注册的外省市企业中，就有一家来自浙江。在上海经商的浙江人达25万人，所办企业注册资本达610亿元。浙江许多大企业如杉杉集团、均瑶集团、华立集团，纷纷把总部迁往上海。
在重庆，由鞋业巨头温州奥康集团牵头，联合其他企业投资10亿元打造的“西部鞋都”已奠基。
在北京，全国最大的服装批发市场、最大的灯具市场、奥运场馆等项目背后，都闪现着浙江人的身影。
在全国，北至黑龙江，西达新疆，南到海南，无不有浙江民间资本扩张的事例。有数据表明，自“九五”以来，浙江已有7000多亿元民间资本进入全国各个领域。仅温州一地的不完全统计，已经有超过1000亿元资本流向外省市。
此外，近5年浙江新批境外投资项目611个，是前20年总和的1.3倍，对外投资达1.42亿美元。据现有的统计数字，截至2002年底，浙江已在104个国家和地区设立境外企业1081家。外经营业额从1997年的2.3亿美元，达到当年的10.5亿美元，增长3.6倍。
不言而喻，面对汹涌的“资本外溢”，起初，浙江有些地方政府的感受是复杂的，不解、烦恼乃至怨天尤人，各种招数也纷纷出笼：有的苦口婆心地劝解挽留；有的许以优惠；个别地方甚至用起“穿小鞋”的办法……然而，当时间渐渐过去，人们在深入的思考中发现，流动性是资本不可或缺的天然禀赋，当资本扩张的欲望与所在区域的资源、空间发生矛盾时，其外溢也就无法回避。
“能源荒”比非典更可怕
“浙江人经济”甫一提出，就被许多人怀疑为是“资本外逃”的正面表述。或许，“浙江人经济”比“资本外逃”和“资本外溢”听起来都要柔和得多。不过，资本从浙江流出，寻求更大的发展空间，并非完全是负面的概念，而可能蕴涵着某种必然。
浙江经济能够超越国家投资少、资源贫乏等诸多局限获得持续多年“井喷”式增长态势，主要得益于体制创新的先发优势。“七山二水一分田”的浙江，近20多年的发展令人惊诧：从1978年到2003年，GDP年均增长13.1%，比全国平均增幅高出3.7个百分点；人均GDP从331元增加到19730元，按同期汇率已达2383美元。去年，虽受非典疫情和持续干旱缺电的严重影响，浙江的经济增长仍然取得自1996年以来的最高增幅，达到14%；全省GDP生产总值突破9000亿元大关，达到9200亿元。
随着市场经济体制逐步确立，浙江原来的先发优势已经难以快速牵动浙江经济这列越来越庞大的列车。经济发展的“硬件”制约开始浮出水面。新世纪伊始，在经济呈现出裂变增长态势的浙江，“成长的烦恼”接踵而至。
土地、能源、人才乃至水等重要生产要素全线告急。
浙江现有耕地3188万亩，划定基本农田2711万亩，建设用地只有400多万亩。按前些年平均用地的势头，土地的回旋余地已很有限。温州、台州、义乌等地，数以千计的企业排队等地。绍兴县委书记徐纪平说，按照眼下的发展态势，绍兴县3年之内就将遇到“发展极限”问题，大的生产要素严重短缺，特别是十分有限的土地资源，无法支撑高速的GDP增长。近年，绍兴不得在海涂上围垦了100平方公里的土地，以解燃眉之急。
“能源荒”是前年以来徘徊在浙江大地的最令人焦虑的阴影。据介绍，去年非典给浙江GDP造成的影响是0.3个百分点，而“能源荒”却达到0.6个百分点。
流动的农民工是浙江多数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职工队伍的主流，成熟的产业工人队伍总体处在缺少状态，给企业的管理和稳定带来困难。而“技工荒”更使不少先进的生产线难以有效运转。在浙江不少地方，出现“10万年薪招不到一个钳工”的现象。
温州真的要“没落”？
浙江人是最能跑的中国人，温州人是最能跑的浙江人。温州的“资本外溢”当然在浙江显得最为壮观。而恰恰从1998年以来，温州GDP年增长率开始放慢，直到近年GDP增速在浙江排名“倒着数”。于是各种舆论纷起，有人说“温州没落了”，而且，不少人把这些结论归因于温州的“资本外溢”。
然而，温州真的“没落”了吗？由于温州GDP的基数比较大，每增长一个百分点，就要有10亿元的增量，增速的波动是情理中事。去年，温州全市GDP达到1220亿元，增长14.8%，是6年来最好的；财政收入完成151.8亿元，增长20.2%；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6035元，增长9.9%，居全省第一。从具体的数字看，温州经济的发展仍然是“绝对速度”。
无独有偶，几乎就在同一时期，温州的经济出现了明显变化：一是工业经济整体实力增强。在规模以上工业保持稳定增长的同时，规模以下工业的增长速度明显加快，去年全市工业增加值增幅比上年提高3.6个百分点。二是市场自主扩张成为需求拉动的主力。去年全市工业性投资增长24.9%，农村投资增长68.2%，围绕产业带建设的投资增长68.4%。三是经济运行质量明显提高。去年1—11月，全市3614家规模以上企业实现利税98.3亿，增长21%，其中利润54.37亿元，增长24.9%；四是资金供求形成新的扩张，贷款增长旺盛。去年末金融机构贷款余额达1312.94亿元，增40.8%，是历年来的又一新高峰。
温州的有关领导认为，资本有获利的功能，哪里有利可图就会往哪里流。认识资本流动要看其流动的科学性和合理性，不能片面地理解为“资金大逃亡”。资本的健康流动能够提升经营者的综合水平，并实现资本在更高水平的运作。
症结在粗放型的增长方式
不过，一个现实的问题是，“浙江人经济”能为“浙江经济”带来什么？最直接也是最容易让人接受的是，不管人在哪里，浙江人的根还在浙江。比如，有关数据统计，春节前的10天之内，外地通过银行汇到温州的钱，平均每天有20多亿元。
但是，“浙江人经济”的内涵远不会如此肤浅。“浙江人经济”催生了“浙江经济”升级换代的内在需求。
面对经济发展与资源短缺的矛盾，浙江省提出加快建设“五大百亿”工程，重点破解电、水等供应紧张以及部分干线和城市交通拥堵等突出矛盾。全力拓展腾挪的空间。同时，浙江也认识到，要素支撑和环境承载能力的“瓶颈”制约，固然与浙江省经济快速发展密不可分，但也与粗放型的经济增长方式有很大关系。从能源消耗看，浙江省主要产品单位能耗比发达国家高30%以上，能源利用效率比发达国家低10多个百分点。
浙江省省长吕祖善说，“解生产要素和基础设施瓶颈制约，必须以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为前提，否则不管建多少能源和水利工程，有限的资源总有断档的一天。可以说，浙江省的要素支撑和环境承载能力，已不允许继续沿袭粗放型的经济增长方式。不加快转变增长方式，浙江这趟快速列车将会有跑不动的一天”。
有人说，当微软在全球范围内寻求最佳投资地点的时候，美国并没有因此就失去微软，更没有失去微软向外扩张所带来的利益。因为，微软的技术没有转移出去，而它才是微软的财富之源。
对于大多浙江企业来说，“资本外溢”不仅得到了资源、人才和利润，更重要的是走上一条技术和经验积累的捷径。对于这一点，浙江的万向集团公司感受深刻。2000年，万向集团就整体收购始建于1923年的美国舍勒公司，该公司是美国汽车市场上的三大零部件生产供应商之一。万向集团是在1984年开始与该公司合作的。合作后不久，舍勒公司提出独家代理万向的产品，凡是万向的产品，都必须经过舍勒公司才能出口。万向的“当家人”鲁冠球断然拒绝了这一垄断性的要求，舍勒公司也随之断绝了与万向的业务关系。突然失去舍勒的万向，一下子陷入了僵局：当时舍勒掌握着万向外销的主要渠道，一时间，万向的产品大量积压。
万向美国公司负责人说，“做市场与搞推销在本质上完全是两码事。好比手里有苹果，搞推销是把苹果卖掉完事，而做市场则是要在那块土地上开辟一个苹果园”。
如今，当万向成功地获得了舍勒的品牌、技术专利、专用设备及全球市场网络，舍勒成了万向集团麾下的美国子公司，让万向在美国市场每年至少增加500万美元的销售额。更深远的意义还在于，万向产品有了美国当地品牌、技术和生产基地的支持，这令万向产品几乎是在一夜之间融入了美国市场，而且就此摆脱了受制于人的局面。
省内的，省外的，都是中国的
“GDP记到别人账上，税金缴到别人的口袋”，在浙江，也听到这样一种对“浙江人经济”的理解。不过，在政府层面，一些新的心态由此产生：
———自省心态。“资本外溢”引发的紧张感，让多数政府干部在找了客观原因之后，自然而然地寻找起主观原因。政府在这种深切的体会中加快了职能的转变。经过近年来两轮审批制度改革，浙江省原先的3200多个审批项目，经撤消、合并已减至850项左右。
———开放心态。在浙江，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浙江进一步的大发展，视野不能局限于本省范围，必须跳出浙江求发展，推动要素配置从内源型向全球化转变。浙江省正加快接轨上海、融入长三角，积极响应中央实施西部大开发和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的战略决策，进一步加强与中西部地区在能源、原材料等领域的合作，与东北地区在资源、市场、人才和产业等方面的合作。此外，积极实施“走出去”战略，使境外资源和要素为我所用，在更宽广的舞台上赢得更大发展。
———合作心态。去年底，浙江分别与山西省的大同煤矿以及主要矿区分布在山西和内蒙古一带的神华煤炭运销公司、中国煤炭进出口公司分别签署了煤炭供应中长期合同。按照这个合同，从今年起，3家大型煤炭企业将在现有基础上逐年增加年供应量，到2010年，年供应量将分别比2002年增加1000万吨。也就是说，到2010年，浙江仅从这3家煤炭企业就可以获得至少4000万吨的电煤供应。
———大局心态。“浙江人在其他地方创造的GDP也是中国的GDP”，“浙江人在其他地方创造的财富也是中国的财富”，“浙江人在其他地方创造的繁荣也是中国的繁荣”……这一切正在成为浙江省上上下下的共识。去年底，在呼和浩特举行的浙江省和内蒙古自治区经济发展交流会上，内蒙古自治区政府主席杨晶一番讲话赢得在座两地干部一阵掌声。他说，内蒙古近几年将新增加3000万亩耕地，可组织浙江农民和农业企业前来经营，从而形成浙江省在内蒙古的“粮食飞地”；浙江供应蒙古国和俄罗斯的边贸产品可以到内蒙古建立加工园区，浙江方面可以把税务机构同时带到园区，从而形成“工业飞地”；内蒙古还可以把新的煤矿交给浙江的企业开发，把生产的煤炭运回浙江，从而形成“能源飞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