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新的科学发展观对中国社会的长远发展将产生非常巨大的影响，对我们数学与系统科学研究院的发展也有着很特殊的指导意义。从2003年处起，郭雷院长多次提出了我们要有新的发展观。如何完成社会和历史所赋予我们的使命以及去解决所面临的重大挑战和困难？我们需要用新的科学发展观来指导各项工作。 1 先从日本的科学研究谈起
日本不仅多位科学家或工程师获得了Nobel奖（我所在的筑波大学就有3人获得了Nobel奖），而且在许多领域都有一些真正国际意义下的学科带头人或著名学者，例如在日本多人获得了数学的Fields奖等。什么使得日本的科学研究取得了如此大的进展？ 除去日本政府和企业不断增加研究与开发经费外，她的科研环境也是很不错的。在国立研究所或是好一点的大学，研究人员与教授们可以不受外界的干扰去做自己感兴趣的研究，而且研究经费基本上能得到保证。在日本国立大学，平均一个教授每年有约100多万日元的“官费”支持自己开展探索性的研究与学术交流（不同领域的官费额度有一定差异，副教授和讲师的标准要略低一些）；此外，每月还有自己工资的10%的研究津贴随工资发放。如果愿意的话，可以到文部省、科技厅（现在2家合并了）和日本学术振兴会（类似于中国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等机构申请研究项目的经费。每个研究型大学自己还重点资助一批重要方向性的研究项目，从企业也可以得到大型研究项目的经费资助等。所以在日本，有很多大学教授并不积极地到日本文部省、科技厅和日本学术振兴会等机构去申请项目经费。他们认为每年的官费已经基本上够用了（因为图书资料，计算设备等由学校都负责了），这样可以安心地去做自己特别感兴趣的研究，也不用担心什么检查与评估了。当然国情不同，我们不可能把日本的这一套都搬到中国。但我们可以创造好的小环境并且不断呼吁国家或科学院去逐步改善大环境和中环境。 只有这样，我们才会有更多的重大研究成果的问世。
2 再从日本的科学研究谈起--科学家之间的合作与交流日本科学界虽然也有门户之见，但科学家之间的合作与交流应该讲在某些方面还是值得我们学习的。上个月，在筑波大学召开了日本数学会的学术年会，近三千多人参加了。我们中国有多少人在从事数学的研究、教学与专业学习？中国数学会的学术年会的规模又是如何？在大东京圈，10余家大学（包括筑波大学。事实上，筑波离东京有60公里的路程）与公司从事“数学规划”研究的人定期组织讨论班，大家经常在一起交流研究成果、讨论问题与分析国际发展动态。在其它地区也有类似的“数学规划”讨论班。这使得日本在最优化研究领域已经处于了国际先进行列。我们与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地理上直接相邻，理论上讲交流应该是很方便的，而且大家都有这个需求、也好象都有这个愿望，但就是交流得不多（或不够）。其实，我们研究院院内的交流与研究合作也是有不少工作可以做的。
这次到了日本后，我受邀请到日本文部科学省组织的“日本促进横断科学发展研讨会”上作了一个报告。我自己的收获也是很大的。日本的学术界和政府都在反思他们的问题与不足：交叉学科在日本的发展比较缓慢；社会重视有深度的专家、但排斥有广度的学者；一些关键学科缺少领军人物等。由100多个学会共同努力，经过近一年的时间讨论、调研、分析与研究，最后形成了一份给政府的报告，包括提出了若干对策。我们中国呢？虽然也有一些科学家在呼吁大力发展诸如“系统科学”这样的交叉学科，但有效的组织与政策支持在哪里？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科技部和中国科学院都做了一些工作，但够不够？从我们研究院来讲，我们自己也可以做不少工作。希望最近二年成立起来的那些交叉科学中心能够真正地发挥有效的作用。
3 还从日本的科学研究谈起---日本科学的国际化。从经济角度来讲，日本的国际化大概从20世纪的70年代末或80年代初就开始了，例如大量的日本公司在海外投资扩张，等等。但日本“科学的国际化”要晚很多年了。在20世纪的70年代末或80年代初，一个外国人如果不加入日本国籍，在日本的大学里当正教授几乎是难以想象的。但今天，在日本最好的大学里和日本国立研究所里外国人当正教授或主任研究员的比比皆是。这也反映了日本的社会在逐渐变得开放。日本的研究型大学以及国立研究所有些作法值得我们参考。例如，在日本最好的10所国立大学里基本上都有所谓的“Foreign Professors Program”和 “Foreign Researchers Program”。每年从世界各地招聘一些他们需要发展的学科领域的知名学者来担任Foreign Professors或Foreign Researchers。前者需要给学生上课并且与所在系（学院）的教师开展高密度的学术交流与合作研究，而后者主要从事研究工作，所享受的待遇与同等资历的日本教授相当。还有所谓的“Distinguished Scholars Program”, 主要邀请Nobel奖获得者或有相当影响的著名学者来从事学术指导和研究工作，待遇比同资历的日本教授还要高不少。这样做的结果是，一方面想发展的学科得到了发展，包括建立起了相应的研究队伍，培养了青年人才；另一方面，也加大了这些大学的国际化程度，包括吸引了更多的外国优秀留学生等。日本朝日新闻社每年也对日本的大学搞一个排名，每个大学有多少外国人当教授和有多少外国留学生都是评价指标。要成为有重大国际影响的研究中心，“国际化”可能是一个避免不了的指标。当然，我们研究院在职称国际同行评审、国际组织任职等方面已经有了很好的进展。但是不是还有一些工作可以去探索？例如，可不可以在留学生培养方面作一些探索？
4 最后还是从日本的科学研究谈起：日本在科学研究方面的问题与不足
上面谈了日本在科学发展方面的一些我个人认为是正面的经验（可能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了）。是不是日本在科学发展方面什么都是好的？答案是很否定的。事实上，日本在科学研究方面的问题与不足也是很多方面的。我个人认为，阻碍日本在科学研究中取得特别重大突破的是这个社会对权威的过分崇拜以及日本的小、中、大学的教育。在日本，无论小学、中学还是大学，教学是以“灌鸭式”的为主。老师讲什么，学生就学什么，而且中、小学还得用由日本文部省组织编写的统一教材。即使在筑波大学这样一所美式大学（American style university）里，学生很少敢问老师问题。我在日本多所大学讲过课或作过讲座，即使在东京大学这样在日本是超一流的大学里基本上也是没有学生会问你问题的，那种讨论的气氛比在我们研究院的情形差远了。最近听说李国杰等教授到中国科学院创新案例论坛上作了很好的演讲，讲到了“敢于怀疑一切”和“有信心挑战一切”。我个人很支持这些观点（因为我从日本的镜子里看到了问题的根源。日本人现在有了“有信心去挑战一切”，但可能短期内没法去“敢于怀疑一切”）。如何让我们的学生去树立这些观念？ 在日本，教授们并不认为他们的研究生在读书期间能做出什么大的创新性的研究工作，所以许多教授带学生仅仅是为了完成学校的任务。这里的日本教授基本上没有让学生去做他们自己不十分熟悉的研究领域的工作。
我们讲研究院的发展要以人为本，应该在这个“人”中包括我们的研究生们。看看日本与美国的大学之文化差异是很有意思的：在日本讲这个大学有多少教授获得了Nobel奖（所以筑波大学很自豪），但美国最好的大学往往讲他们培养了多少学生拿了Nobel奖。研究院在杰出人才培养方面任重道远。 一方面，我们还得在优秀生源的吸引方面继续有效地开展工作；另一方面，如何全面地培养我们的学生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议题。我们的研究生中考TOFEL和GRE的比例可能不小，全身心用于学习和研究的学生到底有多少？另一方面，我们的学生中抱怨老师不管不问他们的也大有人在。这些问题应该给予特别的关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