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年古刹少林寺曾经在其网站公布了“2008年机锋辩禅”的三道辩题,其一曰:“万法归一,一归何处”。据说这种思辨也有利于俗市志士的智慧人生,因此联想到此前股市下挫,救市的呼声不绝于耳,我们不防依葫芦画瓢地反思一下救市问题:千难皆须救,救者在何处?按照禅意,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应该是救者就在“足下”,当事者不要执着、拘泥;专家学者对于如何救市可以见仁见智,但是不能唯股是论,否则就成了“唯股论”。
这不是空洞的思辩,而是现实的答案。政府推出救市措施,最终也还是要激发人们的自救能力而发挥作用。这犹如拿破仑的救人方法:法国拿破仑将军有一次外出打猎,返回途中路过一个湖边,听到一阵阵急促地呼救声。原来有一个小男孩落水了,正在拼命挣扎。拿破仑不但没有跳进湖中救人,反而端起猎枪,对着落水的男孩大声呵斥:你要是不自己爬上来,我就把你打死在水里!说着果然在小男孩身后砰砰开了两枪。那男孩见呼救无用,反而更增加了一层危险,便奋力往岸上扑,终于触到了湖底,靠自己的力气扑上了岸。
毫无疑问,政府应当救市,但需要施救的绝非仅仅只有股市。即使施救股市,按照市场经济的逻辑,政府也不能越俎代庖,需要让市场按照自身的规律运行。这和禅宗的“万法归一”的主旨是一致的。“万法归一”之“一”可以是道,可以是规律,也可以是无,市场按照自身的规律波动,理想的境界就是无为而治,否则股市不大可能长期向好。我国的股市历来以政策市被人们所诟病,政府托市已经受到质疑,如果再由托市发展到救市,还不如由政府直接向老百姓分红。救市固然可以见效于一时,但是如果形成救市依赖,股市将永无宁日。回想前一阶段各种救市的呼声,言者谆谆,听者藐藐,后来竞形成“十条建议”,让人不能不为之动心。然而具有讽刺性的是,当股市转暖,“十条建议”的汇总就成了马后炮。所幸它是马后炮,如果在股市“破发”的时候提出,很可能会成为救市“逼宫”的完整纲领。
痛定思痛,股市转暖,对于救市建言理应梳理一下。不过我们可以发现,善意的救市建言存在着两个善良假设,一是假定投资者都崇高,二是肯定熊市就是股值低估。事实上,股市不乏“范跑跑”,有人就是要发股市的波动财,而规范上市公司的行为始终在考验着政府监管部门的智慧。香港学者郎咸平曾经回顾了美国股市上个世纪30、40年代面临同样问题的做法,美国政府严刑峻法,加强监管,严厉打击投机、欺诈行为,很快扭转了局面。此后美国政府把国家信用压在了股市上,一旦有上市公司敢于作假、欺诈,美国政府肯定会追查到底,比如本世纪初的安然事件、安达信事件。我们虽然不能认为美国股市就是投资者的天堂,但是可以从中受到一个有益的启示是,恢复和保持股市信心的一个关键在于上市公司在政府的严格监管下不能做坏事,只能好好为广大投资者赚钱。既得利益者难保他们不无耻,政府却必须崇高,按照这种双重标准救市难免会带来新一轮博弈。例如在股值被低估时用“平准基金”回购股票,在什么程度上可以认定股值被低估,什么时候确认股值被低估,既得利益者就比较容易掌握话语权,那么“平准基金”就成了他们圈钱的新砝码。普惠式的救市也会“惠及”投机者,而这正是急需治理的问题。
在救市的“万法归一,一归何处”中,后者所示市场规律的作用不在别处,就体现在每一个投资者的理智选择上,包括在风险面前根据市场规律自救。这也在实践中表现了出来。例如在上半年的经济报告中有40家上市公司获原有股东或公司高管增持,涉及金额约12亿元。一部分高管“自掏腰包”买单,如大众公用以及其持股20.76%的大众交通。问题在于,那些以利益代言自居的呼救者,他们才当救,不能听任他们遇到股市下挫便煽情,把救市锦囊都变成了“唯股论”。首先,股市并不完全等同于实体经济,如果置实体经济的业绩基本面于不顾而赌综合股指,就是“唯股论”。业绩预告表明,上市公司上半年业绩同比增长62、36%,增长是主基调,并没有到十分危险的地步。其次,股市并不是市场经济的全部,在股市起不到经济“晴雨表”作用的情况下,它的大起大落往往与中国的经济发展状况并无直接关系,完全不必谈跌色变,更不能置楼市、车市、旅游等等类型的市场于不顾,将所有的政府资源都用来专为股指背书。再次,促进股市的健康发展并不代表股市必救。而“唯股论”往往是以股市“必救论”作为结论的,而实际上的供求关系的宏观调控更为重要。即使设立了“平准基金”之类,也不是封“熊”必救,而在牛市时就将它们刀枪入库。
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对于“万法归一,一归何处”的思考,人人从中汲取乐观、从容、明智的营养,并不是要出世,而是为了更好的入市。须知在市场规律发挥作用的领域,应当是匹夫有责的。否则一切归之于政府,那我们就走了回头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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