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2004年的国有企业产权改革大讨论，斩断了国资通往“家奴”的栈道。与此同时， “外资入股——取得控制权——倒手转卖——套利退出”的外模型，让几乎全球的跨国投行都会聚到中国，鲸吞“国退民进”的盛宴。
国企泡泡——平衡崩溃后的脆弱选择
这是一个盛产泡沫的年代，各种泡沫，房地产、股市、互联网、投资、经济学家……如雨后春笋般蓬勃而出，在经济热潮中泛起光怪陆离的色彩。
那么，中国的企业有没有泡沫？
如果回到企业概念的资本坐标原点，对中国企业现状做一番扫描，我们不难发现中国“企业”其实是和西方同类有着完全不同的表现。
五十年来，积蓄在企业体内的两种力量——资本意志与企业控制权——一度形成神圣的联盟。但当国退民进的号角吹起时，这两种力量的博弈，就全面激化出了一个又一个脆弱的国企泡沫。而这脆弱泡沫的灵魂——企业家们，直面这种抉择时，他们突然发现，神圣联盟中两种力量的平衡随时会因为某个偶然矛盾的激化而崩溃——向前走，是企业家的权杖；向后走，是历史的车轮；向左走向右走，就分别是“出事”和“出局”……
十六大明确提出了中央和地方政府分别代表国家履行出资人的权利和职责，中央和地方各级国资委陆续建立。从此，地方国企与政府形成二十年的神圣联盟就不再稳固，地方国企的命运从此掀开了全新的一页。资本意志觉醒的地方政府面对跨国公司支票的诱惑，越来越清晰地发现资本的具体化可以带来财政收入、政绩、城市知名度等种种的好处。而企业的命运，在大股东套现、欲望的潘朵拉盒子被打开的一刹那，就开始走上了微妙的旅途。
中国工商业各个领域领袖地位的明星企业，第一批进入了神圣联盟破裂的重灾区。
这个话题之所以沉重，之所以无法回避的原因，就在于这些企业泡泡，恰恰代表着中国改革开放二十年的财富积累成果——是国家工商竞争力之源。而当这些泡泡在争抢中破碎时，我们不禁哭泣，谁该为几十年后的中国经济安全负责？
政府意志——压倒地方国企的最后一根稻草
当我们对中国企业泡沫崩溃的案例进行回顾时，不难发现了一个规律：决定企业泡沫崩溃的最大因素，既不是企业家本身的素质，也不是企业的行业竞争形势，而是企业家与地方政府产权改革的意志是否合拍。
问题是，随着地方政府国有资产出资人地位的强化，资本意志的觉醒，随着地方财政和政绩的压力，随着郎顾之争的到来，双方间原本默契合拍的神圣联盟似乎越来越难以维系。
最早崩溃的泡沫，自然来自改革开放队伍最前线的广东。
1999年的南孚电池，碱性电池产销量已经位居世界第五并且扩张速度世界第一。作为南平市最耀眼的明星企业，在地方政府做大做强南孚的冲动和关注下，紧锣密鼓的展开了吸引外资的工作。最终，名冠全球的跨国投资商——摩根士丹利、新加坡投资、鼎辉获得了政府的青睐，原来南孚的数家股东以企业存量资产评估后的69%出资，与摩根士丹利等三家跨国投资机构合资组建控股公司——中国电池有限公司（中方各个股东占51%，外方投资机构占49%）。需要注意的是，中国电池有限公司，本身持有南孚的69%绝对控股权，因此，事实上是，谁控制了中国电池有限公司，谁就控制了南孚电池。
这个招商引资计划，看起来是完美无缺的，中方既没有失去对企业的绝对控制权，又成功的吸引了三家跨国投资巨头的现金投入，跨国投资巨头看起来更像是急着掏钱的傻瓜。但是，细节里边有魔鬼。政府的宏观意愿与运作方向虽然毫无错误，但是，它毕竟不可能如跨国专业机构一般具备细节执行能力和专业财务知识，当跨国公司的一只脚插进游戏的圈子时，下一步的游戏规则，就未必如政府所愿了。
具有超级策划能力和专业财务知识的摩根士丹利，很快收购了一家“炒金”亏损急于脱身的中资股东持有的8.25%的中国电池的股份；接着，摩根士丹利又出重金，从另外两家中资股东手里陆续收购中国电池的股份，最终持有了中国电池72%的股权。
然后，南孚电池境外上市的计划，发生了“与时俱进”的改变——跨国投资机构以1亿美元的天价，把手里的中国电池的全部股份，转手卖给了南孚最大的竞争对手——美国吉列，获利一倍以上。
南孚的总经理丁曦明曾极力反对合资，“南孚有充裕的资金，根本没有必要合资，这无疑是在引狼入室！” 2003年，美国吉列获得南孚控制权，引狼入室的事终于发生了。无论当事各方怎么辩解，有一个事实是清楚的：吉列消灭了他最大的中国竞争对手，具有冲击世界电池行业霸主潜力的一家中国民族企业，在资本意义上，彻底消亡了。2003年，南孚曾经辉煌繁忙的生产线，有一半闲置停产，并且全面退出打拼出来的美国市场。
弱势突围——企业家的无助选择
南孚的问题本身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我们目前似乎并没有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而只是把它们作为孤立事件看待。但是，我们可以预言，类似的“孤立事件”会不断的重复上演。
2004年12月，距离“独董风波”仅仅6个月的时间，就传出伊利高管被拘的新闻。一向“谦虚、低调、敬业、简朴”的郑俊怀为什么挪用公司巨款进行杠杆MBO，一时成了众多媒体质疑的新闻。
如果我们审视资本的意志，似乎可以找到另一个版本的答案。今天领导中国乳业的伊利股份，总股本只有3.9亿股，其中2/3是流通于股民手中的A股，股权高度分散，连续多年位列第一的国资股只有5600万股，不足15%。这个股权结构，当没有恶意收购者出现时时安全的；但是一旦有诸如跨国公司、国内竞争对手等恶意收购者出现，它难免被收购易主的命运，只需要受让呼和浩特市地方政府持有的2800万股国家股，就可以轻松取得控制权。收购成本不足3亿元，与伊利的年净利润相当。面对这样一块肥的流油的羔羊，难免有环狼四顾。郑俊怀要自保，就必须MBO，他一直是个兢兢业业的国企干部，根本没有可能有几个亿的身家，他拿什么MBO？就只能拿公司的公款。或者是坐以待毙，或者是孤注一掷，郑俊怀选择了后者。然而，郑俊怀这一招虽然使外界势力的敌意收购成为不可能，却涉嫌挪用公款，导致他锒铛入狱。
不过，我们作为旁观者，必然会问，难道郑MBO这么大的举动，是当年完全瞒着政府干的？以郑的谨慎和地方政府的强势，似乎难以令人置信。
如果当年地方政府曾经对郑的行为做过默许，或者甚至是鼓励，那今天，郑锒铛入狱，似乎也引证了那个两种力量博弈失衡的逻辑——资本意志觉醒的新形势下，伊利与地方政府的游戏不再合拍了。我们在思索，离开了郑俊怀的伊利，还能持续乳业的辉煌吗？伊利的下一步会步南孚电池的后尘吗？
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不仅仅为中国企业的产权改革之路感到危机与压抑，竟然到经不起失败的程度。而反观中国的企业家们，在国内资本市场仍是一片荒原、金融工具奇缺的大形势下，为了获得自身的生存和发展，在资本意志和政府思维之间的博弈，都没有胜者。而这才是中国企业家今天最大的悲哀。
以引资之名——并入全球500强的大潮
2005年1月，领导哈药28年的教父刘存周，递交辞呈，以出局的命运黯然离开哈尔滨。原因就是刘存周坚持要以哈药为主体，整合中国医药产业。理所当然地成为堵在哈药产权改革大门口的绊脚石。不过，三家外部投资者——中信、美国华平投资和哈尔滨辰能——与哈尔滨政府的联盟最终使这个强势的反对派屈服。与“MBO国资流失+59岁现象”的下场相比，刘存周宁愿选择前者。
哈药的资本故事才刚刚开始。刘存周曾在这场力量的角逐中抱怨自己在哈药改制的过程中没有话语权，但是哈尔滨政府的一位官员是这样认为，“他怎么会没有话语权呢？几次改制会他都参加了。”什么叫话语权？如果列席就算话语权的话，一切的争论都显得十分无聊。
最终，哈尔滨政府将哈药集团55%的股权，以20.35亿人民币的作价，出让给三家战略投资机构——中信、美国华平投资、辰能。
20.35亿的财政收入，令哈尔滨政府喜气洋洋，欲罢不能。
而当被问及这些投资机构收购哈药股份的目的时，地方官员并未否认他们有高价转手的可能。但哈尔滨政府对此早有准备，在增资扩股合同中明确规定了不许三家投资者转卖给国内竞争对手。哪个国内竞争对手能够出的起超过20.35亿的价钱呢？不如直言将来必须卖给全球500强跨国竞争对手更直接一些。
2004年，同样是哈尔滨，哈尔滨啤酒，这个中国啤酒行业排名第四的百年老店，香港上市公司，被两家跨国啤酒巨头争购，最后退市。哈尔滨政府，在这次“日俄战争”般的争购战中严守“中立”，最后把国资股份售给了出价高者，获得了超过10亿人民币的财政收入。
哈尔滨市政府至今仍以该合资案例引进全球500强投资者，增强哈尔滨国际知名度，同时获得巨额财政收入为傲。
10亿换走1个哈啤，谁是傻子？10亿人民币除以8.3，才有多少美元？
2005年的哈尔滨国资委，欲罢不能。当地的企业，正循着哈啤和哈药的尾迹，为变身为全球500强的中国车间而努力。东轻、哈水、哈轴等长长的国企名单列进了下一步改制的计划里，正与法国拉法基、德国舍佛勒、法铝、日本NSK等战略投资者接触。
长春、河北、辽宁、山东、江苏，大江南北，无不涌动着“吸引战略投资者”的大潮，河北省国资委甚至摆出了“限期30天内完成千家国企改制任务”的冲刺姿态。当地方国资委显示出“大干快上”的意图时，对企业家来讲情势之急迫其实可想而知。
国退洋进——“宁与外贼，不与家奴”的现代翻版
2004年10月，全球最大的跨国投资机构美国凯雷，也怀着热望来到中国。董事长康伟廉说：“3-5年内，国企改制领域是非常特殊的投资机会。”在凯雷之前，新加坡投资、荷兰银行、美国华平、摩根士丹利、高盛……已经在分享这个“非常特殊的投资机会”带来的“盛宴”。
而中国本地的投资机构，由于受中国资本市场凋零的拖累，受朗咸平以人民之名斩断家奴之手的利剑所赐，在这个“非常特殊的投资机会”面前，失去了道义上和经济上的全部优势。最近，中国机械领域的领军企业——徐工集团的改制，成了2005年当地政府的重头戏，可惜，受当地政府青睐的，似乎并不是中国的土鳖，而是充满光环的跨国公司——美国凯雷。确实，引进美国凯雷，对提高徐州国际知名度，解决政府财政收入难题，是个最佳的选择。
但在地方政府资本意志觉醒，吹起招商引资的号角的同时，又有谁为整个中国未来几十年的工商产业链条保持完整和安全，而负责呢？
地方政府显然没有必要负责，因为在招商引资的大形势下，吸引外国投资者，建立合资企业的所有的手续，出资的价格，都是合理合法的。国资，并没有流失一分钱，所有的转让、评估都是经过严格的相关审批的。南孚的外资投入，并没有贱买国资，相反，摩根士丹利的出资，很大程度上还是溢价过的。哈啤的国资出让价已经远远高于净资产，双方一个愿买，一个愿卖，手续清楚，合理合规，一切似乎顺理成章，那么，问题出在哪里呢？
问题就出在：地方政府一无视野、二无义务、三无能力，站在维护国家整体行业竞争力的高度上，审批和把握其下属企业的资本运作方向。与国外的跨国投资机构百年老店的专业知识和远见相比，地方政府出现了信息与知识结构严重不对称：仔卖爷田心不疼，挣了几个美元就觉得占了大便宜。孰不知，跨国机构正是要用手里的美元，换取中国——这块世界最大，也是最后一块市场经济处女地里的资本资源。
美元是可以印刷的，资本资源不能。资本资源没有了，换来的美元能撑多久呢？这个意义上的资本资源，并不同于狭义的油田、煤矿，而是每个行业内具有垄断优势的明星企业的资本控制权，这是现代经济资源库里最耀眼，最夺目的钻石。而不幸的是，中国的钻石现在分散在各个角落，钻石矿的开采，并没有一个统一的战略规划。
而滥采滥挖的每一步，都冠以“招商引资”之名。
无独有偶，张裕集团、华北制药、华凌管线、青岛啤酒、乐凯胶片、长虹集团、三九集团、鹿王集团、熊猫电子、格力电器……这些信手捻来的中国各行业领袖企业，几乎都进入了类似的地方政府资本意志觉醒的时代。
在这场改制大潮中，如果地方政府不是如此强势，企业家有足够的话语权，有第三方专业机构参与决断，或许可以避免更多痛苦和遗憾。
与我们各地政府轰轰烈烈敞开大门欢迎美国投资者收购企业的热情相比，大洋彼岸的美国政府，却对前来投资的外商——联想集团，吹毛求疵。联想收购IBM笔记本事业部的计划，意外地遇到了来自美国经济安全委员会的严密审查，并以威胁美国经济安全为由，加以质疑。看来，对于资本资源的意识与重视，我们对照我们的对手还差的很远。
但是在大势所趋的“国退民进”中，在国企改制的设计者和参与者在本位政绩的刺激下，在告别历史、一售了之的心态指引下，我们直面的也许更多是满清“宁与外贼，不与家奴”的现代翻版。
谁，是下一个南孚电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