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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处理事情和完成工作的过程应是一个不断修正的行动过程。 对事情的预期就是我们的目的地，上面说的如何实现、不执着于常规和挑战难度，都是讲的对事情本身的心态，我们终究还是要选择一个或几个行动方案的。那么对已经决定采取的行动本身，我们应该持有一个什么心态呢？是不是一旦决定了行动方案就绝不更改呢？ 我们要辩证地看这个问题。一方面，应有持之以恒的决心，行动本身有它的延续性和时效性，若遇到困难就放弃了，转而另觅他途，这是浅尝辄止，是我们不赞成的。另一方面，若一味的死守不放，明知行动已不会有结果，仍然不肯做出修正，不肯去突破，也是要不得的。这里有一个度的问题，我们不是要在这里论述怎样掌握这个度，而是要强调一个“愿意”的心态。 一九○六年，鲁迅在日本仙台医学专门学校求学期间，由于幻灯片事件的剌激，决定弃医从文——大多数文献对这件事是这样描述的——认为这仅仅是受刺激的结果，然而，时间往前推进几年，鲁迅先生还有一次“弃矿从医”的经历，那又是为什么呢？ 一八九八年，当鲁迅离开绍兴故乡，“走异路，逃异地，去寻求别样的人们”时，他首先进的是南京江南水师学堂，翌年二月，又改入江南陆师学堂附设的矿务铁路学堂，直至一九○二年一月毕业。鲁迅在南京学洋务的几年间，中国的大地上，触目惊心的剧变迭起：戊戌变法的彻底失败，义和团运动的惨遭镇压，八国联军的疯狂入侵，丧权辱国的辛丑和约的签订，这些接踵而至的内忧外患，促使包括鲁迅在内的许多先进的中国人思考和探索国家和民族的出路，结论是：要救国，只有维新，要维新，只有学外国。那时的外国只有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是进步的，它们成功地建设了资产阶级的现代国家。日本人向西方学习有成效，中国人也想向日本人学。正是在这一时代浪潮的推动下，鲁迅于一九○二年四月到了日本。当他知道日本的维新运动“大半发端于西方医学的事实”后，即决定弃矿从医。尽管鲁迅此举的动机不无幼稚之处，但他做出这一抉择的出发点是爱国主义，则是确定无疑的。这种爱国主义的实质，是“对于维新的信仰”，它是当时的维新浪潮冲击青年鲁迅所激起的一朵浪花。 维新运动的实质是资产阶级的改良主义。在孙中山领导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兴起之前，改良运动的倡导者康有为、梁启超等人主张“除旧布新”、“保种自强”，代表了那时向西方寻求真理的一派人物。青年鲁迅在思想上接受了他们的某些影响，但并非信仰他们的整个思想体系。康、梁等人倡导维新运动的目的在于实现君主立宪的社会制度，即所谓“主以中学（君主），辅以西学（立宪）”，而鲁迅学医的目的则是为了救活像他父亲似的“被误的病人的疾苦”，“战争时候便去当军医，”可见，青年鲁迅是把学医看成是能够切实地报效国家、民族的具体途径的。基于这样的思想基础，他一旦发现“医学并非一件紧要事”，就毅然决然地另择新路：“我们的第一要著，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而善于改变精神的是，我那时以为当然要推文艺，于是想倡导文艺运动了。” 可见，对行动的修正是以内心深处的愿意为基础的，若周树人先生当年心里没有这份愿意，始终坚持学矿、或者始终坚持学医，就没有我国现代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鲁迅其人了。当然，不是说矿学、医学专家对中国不重要，可是，就“改变国民的精神、唤醒革命的意识”这个目标而言，损失就太大了。 综上所述，愿意修正职场行动实在是既关乎自己前途、命运的大事，又有可能关乎企业/组织，甚至民族、国家的兴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