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首都是一个国家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是国家最高权力和最高首脑所在地，在国家政治经济中占据着十分重要的位置。从18世纪末到2007年底，全世界已有61个国家实施了迁都，占现有国家总数的近三分之一。按国家面积和人口计算，分别占五大洲面积总和的71%与人口总和的74%。特别是近10多年来，世界上已有20多个国家先后迁都，目前还有10余个国家正在考虑迁都，可以说当今世界正在涌起一股新的迁都潮。
我国的北京自明朝1402年迁都北平至今已经600余年，新中国建都北京也已近一个甲子，如今的北京从一个古都发展成为一个世界性的大都市，成为中国的代名词，成为中国人乃至世界华人华侨的骄傲。
然而，作为首都的北京现在也面临着日益加剧的人口膨胀、资源匮乏、交通拥堵、环境污染等问题，我们认为，按照科学发展观、建设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性社会的要求，北京作为一个大国的政治首都已经完成了她的历史使命，将国家政治首都迁出北京已经是大势所趋，势在必行。
一、当代中国迁都的大讨论
对于北京迁都，已不是什么新鲜事，早在清朝末年的“戊戌六君子”、主张变法的领头人物康有为就已经提出了迁都的设想。当时，康有为、梁启超等六君子，为了摆脱慈禧太后等顽固势力的控制，想出了一个石破天惊的计划，建议将都城由北京迁往上海，以此来推动变法，实现其变革的理想。康有为在给光绪皇帝上书的《密折》中说，北京暮气太重，新东西根本无法生存，而上海是一个新兴的、充满活力的城市，只有迁都上海，才能使变法得以推进。对于康有为这个大胆的建议，光绪皇帝思虑再三，做出批示：“上皆然之。”那么，如何实施迁都呢？康有为的设想是：由光绪皇帝率领主张变法的文人，以“行性”之名移驾上海后，突然对外宣布，清廷将国都由北京移至上海。康有为认为，皇帝是一国之君，只要皇帝到了上海，上海就是大清朝的首都，他们就可以在新都推行变法，施行新政了。现在看来，康有为这些举子们实在是太天真浪漫，不切实际。尽管这次迁都的计划根本不可能施行，但在近代中国历史上，首次提出北京迁都的，康有为是第一人。
时光荏苒，北京就这么伴随着中国大局的不断动荡，在外敌入侵、政坛变幻中风雨飘摇了近半个世纪，直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北京又成了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经过数十年的建设，特别是近30年来的改革开放，北京已经发展成为国际化大都市。但是，随着北京现代化建设的深入和城市规模的迅速扩大，其人口、资源、环境等问题日益显现，作为一个大国首都的地位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1980年初，学者汪平先生上书，提出了将首都迁出北京的问题，从此，北京迁都的序幕拉开，呼声不绝于耳。1986年，学者又提出北京面临迁都的威胁，一度引起极大的震动。特别是2000年春发生罕见的特大沙尘暴后，又引发了新一轮迁都舆论潮。诸多专家学者纷纷建议迁都，中央电视台也推波助澜，一时间，有关迁都话题如火如荼，步步升级。与此同时，有关迁都的问题引起了中央高层的关注，面对北京日益恶化的环境，原国务院总理朱镕基在河北考察时曾说，如果风沙问题无法彻底解决，就只能考虑迁都了。
在西部大开发的热潮中，也有人提出迁都西安，以实现国家发展战略的真正转型。2004年1月，新的《北京城市总体规划(2004—2020年)》出台以后，在全国上下再一次掀起了有关北京的未来和首都迁移或定位的大讨论。原北京市市长王岐山在出席北京市政协举办的“城市建设与管理座谈会”上说，目前本届政府面临的最大难题就是北京的城市建设与管理。他说：“北京现在是越管问题越多，但是越多更越要管。”
2006年3月，参加全国人大会议的479名全国人大代表，联名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出议案，要求将首都迁出北京。十届全国人大代表胡世详说，北京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首都已经将近一个甲子，而目前北京周边环境恶化严重，沙尘暴频繁袭击已经向人们敲响了警钟。北京的社会经济发展已经达到极限，因而,将首都迁出北京，不仅可以极大地缓解北京的压力，而且可以带动新首都周边的经济快速发展，符合科学发展观。九届人大代表、湖北省副省长吴端木说，首都迁出北京后，将有郑州、西安、洛阳、开封等地可供选择。据专家分析，西安的自然条件也并不十分乐观，而洛阳、开封基础设施较差，因而将首都迁往郑州将是一个很好的选择。河南省省委书记徐光春说，目前河南的经济在全国比较落后，把首都迁往河南将极大地带动河南的经济发展，提供大批工作机会，从而解决很多社会问题。河南地处中原，郑州交通便利，作为首都将很方便对全国的管理。他说，如果首都迁往郑州，那么河南省省会将考虑重新迁往开封。
诸多专家学者，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两院院士、清华大学教授吴良镛说：为了提高首都政治中心建筑环境的改善，应在一定时期、条件允许时，考虑建设新行政区的可能。2006年4月17日，胡星斗在其“中国问题学”网站上发表文章，提出了迁都的基本设想，2006年5月9日，胡星斗上书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国务院，建议分都、迁都和修改-宪-法，提出把政治首都迁往更加适宜与安全的地方如河南南阳等地，该文引起了强烈的反响。
2007年11月，商务部研究院研究员梅新育在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上撰文说，元明清选择北京，主要基于大一统政权奉行“塞北本位”的利益需要，尤其是明成祖迁都北京，目的是“天子守边”，巩固江山。1949年新中国定都北京，有接近当时的友好邻国前苏联之意。时至今日，依靠现代通讯和交通工具，中国已无须“天子守边”。自鸦片战争以来，东方已经逐步取代北方成为对华最大军事威胁的方向。梅新育指出，近年北京的发展，碰到水资源短缺、人口膨胀、空气污染等难题，还受到北方荒漠化的威胁。北京地处缺水地区，一座近2000万人口的巨型城市，水资源已“超负荷”。南水北调、搬迁首钢都难以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反而可能给南方及周边省份带来压力。另外，不断膨胀的人口和产业，对北京的生活品质带来挑战。环境污染、房价居高不下也随之而来。从长远来看，迁都有助于化解上述问题。就中短期而言，国内外对奥运之后的中国经济前景仍然看好，迁都有助于提供新的经济题材。
从上可见，迁都问题已经引起中央和社会各阶层的高度关注和重视，迁都已经在很大程度上成为中国人民的共识。我们认为，迁都势在必行，只是需要选择恰当的时间和时机的问题。
二、古今中外迁都的历史借鉴
在我国历史上有重大影响的迁都约20多次，而且几个重要朝代都是经过迁都，才使得国家迅速强大、人民富足起来的。其中三次迁都最具借鉴意义：
一是盘庚迁都。商王朝的一代明君盘庚继位之后，他为了缓和社会矛盾，改变当时的不安定局面，决心迁都。可是，在当地有着上好居住条件和生活习惯的官僚贵族大多数贪图安逸，尽管给了他们很优惠的条件，但是，绝大多数都不愿意国都另迁新地，甚至一部分位高权重的贵族还煽动平民起来反对，一时间迁都事宜闹得沸沸扬扬，致使一时搁浅。面对强大的反对势力，盘庚并没有动摇迁都的决心。他多次把反对迁都的贵族找进宫来，反复耐心细致地做思想工作，讲明利害说：我要你们搬迁，主要是为了国家的安定，有些人不但不谅解我的一番苦心，反而串通起来反对，甚至发生无谓的惊慌。他严肃地指出，谁想改变我迁都的主意，这是根本办不到的！盘庚执意迁都的主张，最终挫败了反对势力的阻扰。于是，他带着平民和奴隶，渡过黄河，迁都中原于殷（今河南安阳小屯村）。而且为了显示迁都理念的正确性，盘庚采取了三项措施：（一）大力整顿政治，修正朝纲，实行开明吏治，很快使衰落的商朝出现了复兴的局面；（二）大搞建设，兴建宫殿，彰显国家实力。通过近代考古发现，在安阳小屯村一带发掘出大量古代的遗物。从发掘的情况看，殷都占地面积约24平方公里，古老的洹河水从市中缓缓流过，城市布局严谨合理，宫殿建筑规模宏伟，充分证明了它是当时东方的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三）大力发展文化和实用技术。从殷墟发掘出来的甲骨文和青铜器皿等，充分说明了我们祖先的文化和冶铜技术水平的高超。盘庚的这次迁都，使商朝首都在此长达270多年，奠定了中华民族文化发展的基础。
二是秦的三次迁都。秦国由弱变强，与秦国的三次迁都关系非常密切。第一次，战国初期，秦国都城一直在雍城，到秦灵公时，为了摆脱旧贵族势力的羁绊，灵公决定迁都于泾阳，作为雍都的陪都或军事性质的临时都城。第二次，到秦献公二年（公元前383年），为了便于向东发展，秦国又将都城迁到栎阳，尽管它具有临时军事都城的性质，但是已将中央官署动迁于此。直至孝公时，终将政治中心迁入栎阳。秦之所以迁都栎阳，主要是出于对栎阳的特殊战略位置的考虑：栎阳位于渭河南北两岸贯穿东西的交通大道上，其北岸是一条当时连接秦晋往来的主要纽带；而且栎阳城在（今陕西）临潼东北，其西面有周人的旧都岐周、丰京和镐京，东西可沿渭河到达黄河以西远至河套的广大地区。司马迁说栎阳的地势是“北却戎狄，东通三晋。”可见当时栎阳的区位优势十分明显。迁都栎阳后，经过苦心经营，秦国得到了长足发展。第三次，秦孝公继位后，立志奋发图强，广招天下贤士，任用商鞅实施变法，经过数十年的打拼，终于成为春秋五霸诸侯国中之强者。公元前359年，秦孝公决定迁都咸阳。咸阳北有九峻山，山势陡峭险峻，易守难攻，为天然屏障；南临渭河，水源充足。临近西周故都丰镐，这里开发早，农业颇为发达。遥盼终南山更是风景优美，特产丰饶。更重要的是，它处于东西、南北交通要道，地理位置得天独厚。秦孝公迁都咸阳不仅看中了她的特殊的地理位置和丰饶的物产，还有一个最重要的政治原因：孝公当初采纳商鞅的建议实施变法后，尽管取得了显著的成效，但也受到保守派和旧贵族势力的强力阻扰，他预料到，在栎阳将变法进行到底很难保证。因为当时的栎阳，旧贵族大都是由雍都迁来的，势力强大，盘根错节，他们当中许多人就是秦国的官僚贵族，手中掌握着事实上的权力，要扫除这些障碍，绝非易事。秦孝公经过认真分析比较后，认为咸阳比栎阳在政治、经济、军事、战略位置等方面都优越于栎阳，从国家长远发展考虑，要摆脱栎阳旧势力的困扰，一个最好办法就是迁都咸阳。事实也证明，这是秦孝公由陇山进入关中的第一步，为秦的最后统一中国奠定了基础。
三是北魏孝文帝拓跋宏迁都洛阳。鲜卑拓跋部是一个以掳掠为职业的落后统治集团，开国时建都平城（今山西大同）。孝文帝深知中原文化悠久灿烂，经济发达。为了拓跋部的发展和政治上的需要，他认为只有身居文化和经济发达的地方，才能有所作为。凭着他对中原文明的向往，毅然决定将国都迁都到中原汉文化集中地洛阳，正是这一次首都南迁，促进了中华民族的大融合。
为了实现南迁的计划，孝文帝精心制定了一个策略：假借南征之名，行迁都之实。事情果然如此，当孝文帝提出南征时，以任城王拓跋澄为首的文武百官纷纷起来反对，一时使南征之事搁浅。为了实现南征迁都的愿望，孝文帝首先将拓跋澄召见入宫，推心置腹，言明利弊，最终取得了拓跋澄的支持。公元493年7月，孝文帝率群臣及步骑20万兵发平城，宣称南征。九月，大军到达洛阳，阴雨连绵，北方人都为气候的不适应所困。孝文帝暗喜，命令全军骑马出洛南征，此时群臣都叩头谏言要求停止进军。这时孝文帝才亮出了自己的底牌说：“如果你们都拒绝南征，我们就迁都到这里，你们认为怎么样？”于是，群臣都面面相觑，只好都同意迁都洛阳停止南征。
孝文帝的足智多谋，终于实现了他迁都洛阳的愿望。孝文帝迁都洛阳，不仅为当时的北魏政权的巩固和发展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更为实现中华民族的大融合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在国外历史上，通过迁都实现国家战略转移，实现国家经济发展和民族进步的案例很多，典型的有：
一、巴西迁都。拉美第一大国巴西历史上南富北穷，经济发展极不平衡。早在1822年，就有人倡议把首都从南部滨海的繁华城市里约热内卢迁往内地的巴西利亚。1956年，巴西政府在中西部戈亚斯州高原的一片荒原上选中新都地址，定名为巴西利亚。巴西为什么从繁华似锦的里约热内卢要迁往荒凉的中部高原呢？主要是时任总统儒塞利诺.库比切克为了改变内陆地区，特别是西部地区经济落后的状况，缓解西部地区人民与发达的沿海和东部地区之间的矛盾，促进国家经济发展与社会和谐进步所采取的重大战略转移。巴西迁都，受到了全国大多数人民的广泛支持，从1956年到1960年４月，仅用了3年多的时间，就在海拔1200米的巴西高原上建成了一座现代化的新首都。
迁都后，巴西以首都为基地，探索出一条在西部草原上科技兴农的新路子，不仅改变了南北发展不平衡的现象，也促进了全国经济的迅速发展。巴西人民无不为首都的迁移和新首都给国家和人民带来的、特别是为北部和西部大开发所创造的巨大效益而感到骄傲。经过20多年的建设，1987年12月7日，巴西利亚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确定为人类文化遗产。
二、巴基斯坦迁都。1947年8月15日印巴分治时，国都是首要选择。巴基斯坦政府在对各省自然条件进行评估后认为，多数都不利于建都。经过反复比较，认为唯有信德省的卡拉奇，地理位置优越，水陆交通便利，国际往来便捷，同时又是全国第一大城市，有自然形成的号召力。1948年7月23日，巴政府颁布了有关法令，正式宣布卡拉奇为宪法首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