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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着风雨飘摇的中国股票市场，觉得有必要再说说国有股减持。
2001年6月份贸然出台的“减持国有股暂行办法”，糟糕透顶，并不得不在一年后宣布停止执行。从某种意义上讲，后者比前者更糟糕，因为它同时明确宣称，“将不再（就利用证券市场减持国有股）出台具体实施办法”，并在2002年11月16大召开前几天连续推出“向外商转让上市公司国有股和法人股”和QFII两项关联性政策。这表明，国有股减持，政府似乎已经不再考虑对应的流通股股东。与此同时，国有股（包括国有法人股）向国内民营资本和外资转让却几乎一天也没有停止过。再一方面，新国资委及国内几家大型产权交易所要建立全国性联网的统一产权交易市场（其中最重要的交易品种就是包括非流通股在内的国有产权）的决心和努力是一天也没有停止过。并且种种迹象表明，他们这些想法和行为似乎得到了国家最高经济决策层的默许以至鼓励。16届三中全会决议实际上对此有政策上的大力支持。上述这些因素之综合，是过去两年多来A股市场伤心走势最重要、最直接的原因。这一问题的现状和走势，将继续构成2004年的中国股票市场发展最重要的背景。
事实上，回避对应流通股股东的国有股减持方案以至另建一个市场流通，对中国资本市场而言，必将会是一场巨大的灾难和巨大的政策错误。无数学者对此已经有非常充分的分析和阐述。一种合宜的选择是给予对应流通股股东在净资产值附近优先受让权，甚至这种权利可以以权证方式转让。“减持不等于流通”、“先向非国有主体减持了再说”、“减持对象对所有投资者一视同仁”所对应的所谓“新方案”，一点也不比“完全回避流通股股东”的旧减持方案高明多少。历史将会证明，新国资委主导的这种新“减持—流通”方案，带给有一万多亿流通市值中国A股市场将不是出路，而是毁灭。市场和公共选择体系最后必须对此作出反应和纠正。这种剧烈的折腾极可能在2004年再次发生。
毫无疑问，国有股减持以及非流通股流通，是中国经济领域中对目前中国公共决策体系最严峻和最直接的“拷问”。对于此问题的演迁和结局，我们感到非常忧虑和悲观。这种悲观和忧虑建立于中国目前低效的公共决策体系之上。在国有股减持这个特别问题上，作为中国资本市场的直接监管机构，中国证监会单独不可能有什么作为，它最多不过是替投资人、替业界呼唤几声而已；新国资委也不可能单独做到什么，它出于权力逻辑、自身部门利益以及它对这一复杂问题牵涉的深度和广度的有限认识，最多的可能就是乱搞一气。作出这种预测和判断没有别的原因，唯一的原因仅在于国有股减持问题太大、太复杂也太难了，它必定需要中国最高公共决策体系整体地给出整体性的一揽子处理办法。但是，从过去一两年的情况看，在国有股减持问题上，目前的公共体系没有这样的统一协调能力以及提供这种一揽子有效措施的能力。
然而问题迫在眉睫。非流通股实际上几乎每天都在向外资或国内私人资本转让。股票市场在一天天下沉。国有股减持问题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它直接涉及到数万亿的国有资产和上万亿的公众金融资产。我们千万别小看这个“数万亿”和“上万亿”，以及它们可能对中国经济以至我们每一个人的影响。中国国内居民储蓄不过10万亿出头一点，对于中国经济而言，国有股减持问题是一个什么数量级的问题由此可想而知。这一问题的延伸就是国有经营性资产的整体性“淡出”这个大问题。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院长胡景北教授、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陈志武教授等人提出，公开私有化是最佳选择。是否真如此，有待公共体系和全体公众及时地给出明确答复，因为拖上一天，就不知有多少为全民所有的“国有资产”坐失消弭于各种有形无形之管道。
对于中国资本市场而言，对于广大投资者而言，以及对于寄生于中国资本市场的广大券商而言，“国有股减持以及非流通股流通问题就这样拖下去”并不是利好，而是大利空。2004年中国资本市场如何演进，很大程度依然取决于“国有股减持”以及“非流通股流通”这对连体儿如何发展演化。
关于国有股减持的另外一个问题是转让所得的“分配公平”问题。即，国有股（甚至国有资产）转让之后之所得既然是“国有资产”，它就应当是“全民所有”，如果将这数万亿的转让所得只给实际上只有城镇人口才能享受的“社保基金”，这是否是一个很大不公平？关于这个问题，本人在两年前即有过评论。现抄录于后。
另外一个被人们普遍忽略的问题是，根据《减持国有股筹集社会保障资金管理暂行办法》，国有股减持所筹集的资金将全部放入“社会保障基金”。从表面上看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制度，然而它却是一个明白无误的分配不公平制度。
在中国，占总人口的绝大多数的农村人口自社会主义中国建国以来，一直不在“社会保障基金”的覆盖范围之内。农民们从来也没有享受过城镇居民们一直享受的社会主义国家的“退休金”。然而中国农民却在相当长的时期里一直承受着国家有意安排的“工农产品价格剪刀差”，没有“商品粮”，以及相对糟糕得多的教育和就业机会。如果说社会主义国家几十年来所积聚的国有资产属于全体中国公民所有，作为占中国绝大多数的农村人口自然也应当在这些资产变现所得的受享者之列。
然而，现实却不是这样。按现在的制度安排，国有资产变现之后得所得的受益者，仅仅是长期以来就一直享受政府有意的制度庇护和制度厚爱的群体——城镇居民，农民被排斥在外。这应当说是去年出台的中国国有资产减持制度最大的错误和不公平。但是，八九亿中国农民没有几个人能够感觉到这种不公平，即使少数几个人有所觉察也几乎不会站出来反对这种不公平和不公正——因为长期的经历使他们有这样的预期：再怎么反对也没有用。产生这样的可怜预期不是农民们的错误，而应当是政府的错误。在这项制度出台已经有近半年的时间，这期间广大精英们讨论的问题几乎都是“这种减持方式会对二级市场的股票价格有怎样的冲击”，“国有股减持价格怎样定才合理”等诸如此类的所谓“热点问题”。很少有人讨论国有股减持变现所得都实际上被哪一群人在分享。即使有少数“精英”意识到这是对八九亿农民的再一次“大不公平”，也懒得说，反正对自己也没有什么好处，同时也没有多少人对这么“差劲”的话题感兴趣。——这一案例无疑为我们提供了最典型和最有力的例证：政府必须要保证社会言论弱势群体有足够而有力的代言人，因为这个问题如果政府不管，就没有人管。没有有效的制度安排和保证来解决这个问题，仅仅仰仗社会少数精英们的良知发现是脆弱和没有任何保障的，这是政府的“不作为”，同时也是政府的过失。
事实上，国有股变现后所得收入的使用方向，完全可以找到一些更能够代表全民利益的项目。例如制度相对比较健全的希望工程，面向极端贫困大学生提供低息甚至无息贷款基金，提高全国（尤其是贫困地区）大中小学教师工资，，文物保护基金，环保基金，面向全民的扫盲（包括科技扫盲）基金等等。为什么要偏偏只选择一个几乎仅有城镇人口才能够享受的“社会保障基金”呢？
在言论自由方面，一个重要的问题是社会系统中言论弱势群体有没有能力申诉自己的权益，有没有足够数量和能力的代言人，如果没有，这极可能使得“民主”和“反映最广大人民群众利益”成为一句空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