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上世纪五六十年代，雷蒙·阿隆写《社会学主要思潮》时，曾把马克斯·韦伯（1864—1920）称之为“我们的同时代的人”。在阿隆看来，虽然韦伯逝去这么多年，他坚持的某些观念和价值也不是所有人都很认同，但是他的思想和他提出的主要议题，却依然是学术界热议的焦点。 无独有偶，在我阅读瓦尔特·李普曼著作之前，也有人兴奋地告诉我，李普曼是“我们的同时代的人”。李普曼（1889—1974）所处的美国世纪，从边陲走向中心，从小国走向大国，李普曼的写作正是顺应并准确地描述了这样一种时代。
李普曼一辈子写了20多种著作，还有无数的时评，但真正完整翻译成中文的只有《公众舆论》和《幻影公众》，还有一本小册子《共产主义世界和我们的世界》，以及完整介绍和评介李普曼一生的罗纳德·斯蒂尔所写的《李普曼传》。从仅有的两本著作《公众舆论》和《幻影公众》去了解李普曼，当然会造成极大的误会。在这两本著作中，李普曼似乎对民主所依靠的“公众”极度地不信任，而且写作本身看着像是具有哲学家头脑的学者。但实际上，李普曼一生都对民主保持着非常理性的乐观和自信，他也不是学院里的学者，而是总统信赖的红人，是大众、媒体追捧的才子、记者、专栏作家、畅销书写手。 《幻影公众》是《公众舆论》的姊妹篇，其实，说《幻影公众》是一本更为简洁的、思路更为清晰的《公众舆论》，也不为过。它质疑的是传统民主理论中所崇拜的“公众”，认为它只是“幻影”，并不存在。理由在于，任何一个民主政治运作过程中，参与其中的人必然只是与决策之事有密切联系和了解的少数“局内人”，而大部分参与的公众，对事情并无充分的了解，甚至也没有兴趣了解。他们唯一能够做的，就是在“局内人”给出的几个选项中，以投票的形式选择赞成或者反对，或者在权利受到严重侵蚀、民主即将走向背面时，表达最强烈的反抗情绪—说到底，公众只是民主政治的“局外人”。 李普曼在书中这样写道：“当今的普通公民就像坐在剧院后排的一位聋哑观众，他本该关注舞台上展开的故事情节，但却实在无法使自己保持清醒。” 李普曼的书籍一俟出版，观点便受到各方批评，其中以哲学家约翰·杜威最为著名。杜威把《公共舆论》一书称之为“可能是目前用文字表达的对民主制最有力的起诉” 。因为李普曼的理论直接触动了民主所依靠的基石。 但是，仔细阅读李普曼，他之质疑“公众”，并不是要反对作为意识形态的民主，不如说是他对整个人类政治生活、对人性本身的怀疑。在书中，他更像技术分析员，热衷于展现人性以及政治运转的机制、模式，而不是随意评判哪种政治形式更为优秀或低劣。正如他的朋友伯纳得·贝伦森所评价的那样：如果瓦尔特·李普曼有什么烦恼的话，那就是，他倾向于把政治当成一系列像几何学一样的问题来处理。 这种态度使得李普曼没有任何意识形态式的固执，在他所处的时代，这点是颇为难得的。他的传记作家罗纳德·斯蒂尔这样评价李普曼：“一旦新思想唾手可得，他便乐于抛弃旧思想。”李普曼的观点主要源于其自身的记者经历。他不仅参与了美国在一战时分刮世界的“十四点原则”的起草，甚至深入战场负责过短暂的战时宣传。这段经历告诉他，事实是可以被歪曲和压制的，而大部分人对世界的认识是通过他们的情感、习惯和偏见。 从超脱意识形态这点来看，李普曼的确像是“我们的同时代的人”。不过，如果仅从这点就以为和李普曼同声相契，未免太自以为是。一定程度上，李普曼是为了说服美国读者相信，在传统的民主理论中，公众其实不可靠。但在今天的中国，我们所面对的公众以及由此衍生出来的问题却恰恰相反：不是人们对公众有什么“错误认识”，需要警惕的反而是那些“聪明人”，他们会不会把所谓的公众当成可以操纵的木偶？ 李普曼的某些观念以及附着在他身上的那些争论—对于今天的中国读者来说—不能说“过时”，但的确有点“不入时”。从这一点来说，他的大部分著作没有被翻译成为中文，可以理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