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系列专题：《讲述危机发端的真实内幕：恐慌害死熊》
这个形象的界限名称——中国墙——并不像一般认为的那样取自中国的长城，而是取自可移动的临时围墙式独立屏风。这在亚洲家庭极为普遍，但严格来说这个中国名字是华尔街幽默感的杰作——虽然其作用不大。
就我而言，真正的笑话是起诉美林的家伙是一个在斯皮策办公室刚刚崭露头角的律师。他这般描述整个事件：“这个华尔街最值得信任的大牌却令人发指的背信弃义。此案在整个行业必定是一个改革催化剂。”政治夸张到极处——尤其是当你考虑到美林员工并未做出道义上应受谴责的事情。这不同于他们因为外遇出轨而被公众五马分尸。讽刺的是，斯皮策就在六年后那个灾难性的星期一作为一个通奸犯被扫地出门，正是此人2002年担任纽约州总检察长一职，也正是此人当时已从美林证券的银行账户成功扳回1亿美元结算以整顿“令人发指的背信弃义。” 涉及具体的投资问题，我们大多数人不能跟贝尔斯登资产管理（BSAM）的人员谈论华尔街及其调查人员道德缺陷的问题以及贝尔斯登的中国墙。BSAM公司的固定收入是个非常敏感的问题，这很好理解。对冲基金投资和债券战略唇齿相依，加上斯皮策调查后我们采取行动时都充满焦虑，你就可以理解我们为什么如此害怕任何与BSAM人员的关联都可以被看作是利益冲突。如果我们的对冲基金购买了贝尔斯登创建的担保债权凭证，由于我们要支付购买所需的银行管理费和出售债券的卖方费用，我们将赔付双倍费用。 由于固定收入和BSAM关系之微妙以及斯皮策给我们大家带来的恐惧——我们没有以谋取暴利的方式为他们提供任何资金。由于我们没有给予他们任何资金帮助其投机，所以在投资银行层面并不存在信贷过失。换言之，固定收入和BSAM之间没有我们所谓的信贷紧张关系。所有基金的杠杆收入都来自华尔街其他银行。因此，我们不存在信用问题，也就是说他们不欠我们任何资金，所以我们无法看到更深层面以确定发生了何事。我知道这听起来有点奇怪，但这就是中国墙的具体表现。政府实施的法规往往没有考虑到各部门如同夫妇一般相互关联这一概念。正如所有真正的幸福的婚姻都以伴侣之间有较好的沟通为前提。固定收入和BSAM缺乏沟通，这被视为市场问题的根源，几只对冲基金的崩盘给予华尔街沉重打击。 我们的信用部在BSAM中没有地位，也就是说他们不会多此一举派遣信贷工作人员队伍来监督他们的事情。奇怪的是，我们在交易大厅发现我们的经营人员只有一人在关注这些资金的信贷和杠杆收购状况。一个人监督潜在风险最敏感的领域，这有可能使15亿美元增值到200亿美元。另外，贝尔斯登有一个重要的风险管理产品，叫做贝尔风险测量。BSAM在其多数基金中使用这种工具以评估各种风险措施。我从该集团知情人士处得知BSAM只有两只基金未使用此工具。碰巧的是，这两只基金都只有一人分析信贷和杠杆收购方面的问题。更巧的是，这两只据说不使用贝尔风险测量的基金恰好就是那两只破产的基金。所以众多因素共同导致破产发生。由于没有风险失察，资金在重大灾难来临之前就已准备好——条件是各自的资产值下降，就像他们持有的一只一样。 数十亿美元全部放在一个部门用于投资基金和专门从事高风险投机行动。而且只是这个部门里的一个单独的小团体负责这两只基金约200亿美元。200亿美元，尽管数字如此庞大，他们却只安排一人负责监督信贷方面的整个操作过程，只是单纯因为没有很多贝尔斯登自己的钱投到这些资金中。由一个对他们正在承担投资风险的原理似懂非懂的人来负责监督基金的风险状况——作为一个对风险管理颇为自信的公司，贝尔斯登在BSAM上确实输得很惨。我想，中国墙不仅限制了一个公司内部的信息交换，也基本上割断了了我们与贝尔斯登资产管理公司的日常业务关系。 纽约布鲁克林，6月19日：2008年6月19日，在纽约市布鲁克林区，马修丹宁在获保释后走出布鲁克林法庭。前贝尔斯登对冲基金经理拉尔夫乔菲和马修丹宁今天凌晨在新泽西和曼哈顿的家中被逮捕，被起诉企图实施证券欺诈和邮件欺诈，将面临最高20年监禁。（图片由斯宾塞普拉特/格蒂图片社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