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系列专题：《讲述危机发端的真实内幕：恐慌害死熊》
我和妻子一直住在约翰内斯堡直到妻子怀上了我们第一个孩子才决定回到纽约，时机正好。虽然我离开了南非的精彩生活，但我一直在为相对沉闷的纽约做些国际性工作。我认为纽约是投行的中心，我应该在那儿。 回到纽约，一切如旧。我找到了一家投行继续从事着十年前一直从事的金融衍生品业。我在新的环境里开始了一如既往的工作，干着和大多数三十几岁专业人士一样的活。也就是说，我还要在这家公司里再干三十几年，直到我的孩子长大并且看着他们成家立业，然后我就光荣退休了。退休以后，我可以去汉普郡避暑，去棕榈海湾过冬，和妻子一起慢慢变老。也自然会拥有一所大房子，等到孩子们放假时，孙子孙女承欢膝下，在屋里欢呼雀跃，好不热闹。我打打高尔夫，抽抽雪茄烟，喝喝啤酒，或许我还会培养一些新的爱好。飞行旅游是我艺术情感的宣泄途径，它激活了我的创造力，而又不失男性的威仪。 慢一点，我不打高尔夫球，也不喝苏格兰威士忌。总而言之我的现实生活和我构想的在公司未来几十年的工作情况并不相同。你无法将我们困在一间小小的办公室，也无法将我们捆在某一特定的国家里。我想成为周游世界的游侠，我已经准备好了新的冒险之旅。
投行的世界充满了自相矛盾，我们的生活在继续，与矛盾息息相关。作为商人，我们希望做好每笔生意，公司也是这样要求的。我被寄予厚望，要求以尽可能低的价格进行购买，兜兜转转之后，再以尽可能高的价格销售。当人们预期商品会降价时，则抛售商品，反之，则进行购买。作为中间商，我们工作的职责之一就是让买卖双方同时相信，他们的选择是对的。这样商人又赋予了新的含义，至少听上去是这样。同样，我们也希望劳有所得，我们像诡辩家一样游说，为公司带来了财富与荣耀，不管我们的客户和自己的心灵多付出了多少。投行的工作使得我们的职业生活像一把双刃剑，我们拥有财富，也背负压力，来换取经验值的递增。人们以工资和薪水的形式，用尽可能少的数量购买我们和我们的劳动，再用尽量多的数量出售我们和我们的劳动。从语义上理解这是何等的讽刺，销售者被销售。 回纽约一年之后，新版本的海妖之歌又在我耳边奏响了，然而这次并不是召唤我去遥远的海港。我开始想离开正在任职的这间投行，这并非是由于我个人的原因，而是因为公司的文化非我所向往。有一天，我接到了来自于贝尔斯登的一个电话，机会来了。我对贝尔斯登的了解仅限于一些书面文字，这些了解使我觉得我的人生观更适合那里的文化。我参加了几次面试，有个面试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询问了我婚姻的技巧和滑雪的窍门，最终他们给了我一个机会。就像我得到这份工作一样，在投行界我有点“破格”。虽然在贝尔斯登工作，我可以赚到更多的钱，但是这却不是我去那儿的真正原因。我选择贝尔斯登，是因为我认为它可以给我提供更多的机遇和冒险。在贝尔斯登的生活更精彩。然而，对于未来六年中，贝尔斯登将会发生怎样惊险刺激的故事，我却难以预料。 既然干了这份工作，从本质上来讲，我就应该毫无保留地接受贝尔斯登的公司经营理念。我服从于公司的信条——活在当下。我得到了更高的薪水，因为我开始花时间去考虑什么客户是值得我去经营的。贝尔斯登帮我打开了视野，我就像是一个进入装满花花绿绿糖果的食品店的小孩，但是包装背后的本质，我却什么也没看到。我很欣赏贝尔斯登的工作氛围，认真体会着作为贝尔斯登经纪人的工作乐趣。选择为不同的公司服务，使我时而得到尊敬，时而受人厌恶。 然而在那年三月，生活翻开了新的一页。我被公司委派到全国最难对付的一所投行担任总经理，我的梦想破碎了。 根据文学家的评论，悲剧式的英雄人物通常由于他们的傲慢与自大，做出某些错误的行为，导致其命运的巨大跌宕。翻开历史书，其中的一位就是朱利乌斯斯凯撒。根据莎士比亚的剧本，凯撒的占卜师曾经提醒他警惕三月十五日。我是一个并不惧怕潜在风险的人，也就是为什么我没有听从自己内心的疑问：我为什么要离开一个安全的更加保守的公司而去风险性更大，行事激进的贝尔斯登呢？任何处于我的位置的人都会这么做，金钱和名望伴随着工作而来。这份工作的风险当然还是比抢银行要小很多，然而它带给我的财富，却使爱德华史密斯等任何你所能想像到的银行抢劫犯都黯然失色。当然，我已经承担过很多更大的职业风险，好在都很顺利。 或许我真的应该听从我内心的声音，在棕榈湾的屋子里，享受退休后的美妙生活也是不错的选择。自从1831年发生了历史上的第一次银行抢劫案后，三月对于华尔街来说似乎不是什么好日子。但是我仍然努力工作，担心事情会越来越糟。我描述了2002年3月，我在麦迪逊大街383号第一天上班的情况，六年之后，我发现2008年的三月也并不比1831年的更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