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风险投资(Venture Capital)以自身行为的独特性及其与高技术产业发展的特殊关联性不仅在实践中发展迅速,而且在理论研究方面也颇受青睐。由于风险投资具有相当强的实操性,大多数的研究秉承“研究致用”的原则,试图在操作层面给出及时的药方,这其中包括宏观的政策和微观的治理,实效性的研究对风险投资的实践产生了重要的作用,风险投资发源地——美国以外的各国,开始纷纷效仿,并对风险投资推动创新性产业的发展寄予厚望。但是,我们同时也看到,许多效仿的行为并没有收到如期的效果,尽管表面上,他们在风险投资移植方面作了几乎与发源国并无二致的安排,其中包括风险投资公司的创建、有限合伙制的引进、创业板市场的建立等等,但是这些安排或者从一开始或者稍经时间的磨砺就显露出内在的差异,进而导致与预期的偏差。因此,我们不得不开始思考这样一些问题:风险投资是不是一种可以移植的制度?如果是,需要什么样的制度环境与之相配合?更深一层,我们可以从独立的风险投资行为拓展开去,用整体的发展的角度进行重新的思考,即:既然风险投资是一种投资行为,即一种配置资金的行为,那么,就必然存在与此相应的资本市场,在这个市场中,有风险资本的需求方和供给方,以及联接供需的行为主体(如果更高级的话),实际上,这就是风险资本市场。概括的说,风险资本市场是成长型中小企业进行股权融资的市场,它相对于传统资本市场是一个新兴的市场,它由传统资本市场变迁而来,同时又与传统资本市场有着显著区别。如果我们将独立的风险投资行为纳入风险资本市场,进而纳入资本市场的体系及其发展的历史,那么,我们或许可能在一个更高的视点,以更宽阔的视角来考察风险投资,从而作出更为全面客观的判断。
长期以来,对风险资本市场的研究处在一个有定性、无规范的分析环境中,就事论事的多,抽象分析的少,对风险资本市场的政策制定缺乏具有前瞻性的引导。这种状况迫切需要研究者通过理论到实践,再从实践到理论的反复,首先抽象出风险资本市场的生成和演进的逻辑,再规范地分析在这种逻辑下,中国风险资本市场的现实状况,在此基础上,提出我国风险资本市场的演进策略。
与大量的时效性研究相比,对风险资本市场追根溯源的研究少之又少,而且往往只停留在史实描述的阶段,缺乏理论上的诠释。然而,正如保尔·芒图所指出的那样,“它(历史)犹如一条并非经常以同样速度向前流着的河流,有时流得慢,有时流得快,在某些地方变得很窄,以后又大大地铺展开来,有时分成许多分离的支流,有时显得弯弯曲曲好像流回头似的。要描述这条河流,单单作出一张它所经过的各地的名称表是不够的,必须按照它的不规则的,迂回曲折却又连续不断的,好像有一道迫使它流向目的地的斜坡那样的进程绘制出来。”。而且,正是历史性的研究才往往是揭开许多现实问题的关键,对于时效性的研究而言,不仅仅是补充,而且是基础性的。因此,我们希望在风险资本市场的历史性研究方面作初步的尝试。
“从开始发育到现在,风险资本市场经历了曲折的发展过程。它作为一个市场的起落,不仅反映了社会经济大环境的变化对它的影响,而且也能说明这个市场本身的发展运动规律”(王益、许小松,2000)。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市场,风险资本市场的生成和演进有自身的逻辑,我们将在风险资本市场的研究中引入制度经济学的相关理论,构建风险资本市场生成与演进的理论模型,开拓风险资本市场独特的研究视角;对风险资本市场生成和演进以及市场效率差异进行系统而深入的研究,探寻风险资本市场发展的一般规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