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当前，几大国际知名投行机构和投资基金都将中国市场作为主要业务增长来源和业务拓展的新兴市场，并且投资触角已经延伸到诸多经济领域和行业（在中国，除了相关行业涉及投资比例的限制，对于外国投资的方向和行业并没有上升到运用环保和国家经济安全这两个利器），他们同时也成为各级地方政府和各大型企业“敬若神明”的投资人士。
同时，国际投行机构及投资基金所施行和标榜的国际会计准则、投行业务规程、财务工具模型、投资分析框架、运行管理团队、职业道德规范等都已经被投资人士、研究机构、市场人士奉为“行业圣经”，并视为职业从业标准和基本技能，职场人士以进入知名投行机构工作为荣，国内投资企业或企业的投资管理团队也会将知名投行的工作经验作为炫耀的一个资本。
国际投行机构的工作和管理一向以严密、谨慎、规范、细致著称，这也正成为中国投资界和投资业务的经营范式和模仿标准。他们所投资的行业和选择的项目也会因此具有相应的“增长性”和较大的市场“价值”，他们的投资方向以及有关市场研究报告通常被媒体和市场指称为市场趋势的风向标，其中最为典型的事件就是摩根谢国忠的关于中国房地产泡沫的论点，以及之后的摩根在北京上海的房地产投资由被视为摩根对中国房地产经济增长的看好。
这种将外国投行机构和投资基金的FDI动作分析为“中国经济利好”或“国际市场看好”的意识和动机都是非常错误的。在这些国际知名投行机构的业务经营的背后，也存在着诸多与他们或市场都引以为标杆的“标准”不相符的现象。这应该就是国际投行机构的另一层面纱。
下面就是这样的几个事件。
2004年，花旗银行作为四家主承销商之一，在中国人寿在纽约证交所上市事件中，由于存在利用承销股票上市机会向中国人寿的相关高层安排优惠股权等不正当竞争行为（实际上，这已经是海外投行机构获得中国企业上市承销资格通用的潜规则），受到美国证券会的调查，并引致美国投资者向中国人寿提起诉讼赔偿，同时花旗环球金融的中国投资银行业务主管任克英因此离职（公开的理由是涉嫌伪造了一份提交给美国监管机构的文件）。中国人寿海外上市这件证券投行业务一直引起全球各大投行机构的争夺，而之所以能够最终花落花旗，任克英在中国政府和金融界高层的人脉及其对中国人寿高层人士的股权优先安排只能是唯一的原因。这一点与国内企业或企业家的寻租，以及迎合资源拥有者设租的企业生存方式与路径是一致的。而此次事件后，作为全球最大的金融企业集团，在中国金融界、证券行业的影响式微，包括退出中国银行的战略投资者行列。这也许就是对中国经济界人脉资源过渡利用所导致的后果。
摩根在国内房地产行业的投资一向是被投资界、经济界和有关研究人士当作中国房地产蓬勃发展的有力例证。2004年至2005年两年间，摩根在中国房地产行业的投资规模不断扩大，合作伙伴和投资项目也是外资投行机构中最多的。实际上，摩根与复地在上海的项目合作与投资，摩根是复地在香港证交所上市的发行承销商和代理机构；摩根与金地集团成立的房地产基金及购买楼盘，同样的，摩根是金地在资本市场的重要合作伙伴；摩根在北京购买富力集团的双子座（在北京CBD区域，该双子座并不见得最具市场价值和投资价值），摩根同时也是富力集团在香港证交所上市的发行承销商。因此，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这其中所存在的交易关联性，也只是为了上市发行前的包装和财技。
2005年3月，摩根在重庆收购烂尾楼的不良资产项目，最终被证明是一个台湾商人，一个与摩根有过合作和较深人脉的商人全部出资，摩根本身并不出资，这与国内企业曾经盛行的“挂靠”无异，摩根的品牌和声誉被出借他人作为可牟利的工具。在这个以烂尾楼为主的不良资产项目收购中，重庆市相关方面给摩根士丹利方面“做了大量工作”，最后，摩根士丹利以拍卖价整体收购了6栋烂尾楼。按照重庆市有关优惠政策，对烂尾楼新的接盘者的各种费用、税费进行减免或补贴，这个资产包获得的减免总额就达到8500多万元左右。问题是，基本的，作为投行机构对于合作者的资历与实力应该是会有极其严格审慎的调查，该集团在北京的机构因资金问题关闭时，却恶意拖欠员工工资和房租，机构的关闭也转变为有“逃跑”之嫌。显然，这一事件显露摩根的某种双重标准，并且摩根在其中的市场影响力发挥了与政府谈判定价（压低收购价格）的主导力量要素。
2005年2月，美林集团通过其负责投资公司债权和商业地产的全球资本投资部(Globa lPrincipal Investments)向北京银泰中心投资3000万美元，从而获得北京银泰置业有限公司的少数股权，并成为一个合资地产项目的合作投资和经营方，“此次合作意味着该集团将正式进军中国内地房地产市场，并将正式拉开其涉足中国内地房地产项目开发的序幕”。银泰集团早在1998年就已经拿下了北京银泰中心现有的土地，但是由于审批程序的限制和北京CBD方案的反复调整，真正开工则是延续到了2003年。2004年底，银泰集团与世界上最大的非上市酒店经营机构凯悦国际酒店集团(HyattHotels／HyattIntemational，USA)达成合作。对北京银泰中心所包含的北京柏悦酒店，凯悦集团投入了2500万美元，股份比例为25%，成为今后的银泰柏悦酒店管理公司的股东之一和服务管理机构。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PICC)也非常看好银泰中心项目，并于2005年上半年与银泰置业签订了17亿元的交易合同，购买银泰中心整栋东塔楼(B座)。这些“故事”对于美林最终下定决心入股起了很好的作用，也成为美林评估项目风险较为有利的市场预期。
银泰中心项目位于北京东三环国贸桥西南角，占地面积为31305平方米，因未按约定期限付清全部地价款，2005年8月3日，北京市国土资源局发布公告，依法解除38宗土地的出让合同，收回国有土地使用权，银泰中心项目的“A座商业部分”、“C座办公及商业”的土地使用权即在收回之列。对于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购买银泰中心整栋东塔楼一事，“PICC只是付了较少的一部分订金而已，楼还没有封顶，现在自然不可能把17亿元资金都交给银泰。”PICC会计管理处表示。我们无法获知双方谈判的全程和细节，也无法了解美林方面对项目尽责调查的内容和结论，以及美林对于项目风险的评估和控制策略。也许项目销售市场并不是美林方面过多考虑的风险因素，但项目合法性和完整性的风险不知是被掩盖了还是疏忽了？这显然是一个低级的错误，或是一个大胆的冒险。虽然该项目不会发生真的被政府收回的结局，但这种局面显然不是美林所愿意看到的。这种政策风险是企业难以通过正规手段规避的，除了寻租，并且作为国际投行机构擅长的风险控制手段对于政策风险是无用武之地的，最终还是会运用所谓中国式策略规避风险。
2004年12月，普华永道宣布将进驻财富中心七层楼面，这也是国际机构看好中国经济和北京CBD区域信号的例证。普华永道选择财富中心的不过是办公而已，并且，其原高级合伙人现担任项目投资方香江国际的副总经理，这其中的关联性是显而易见的，而背后的故事也应该值得人们去猜想和揣摩。
高盛选择方风雷个人和他的团队作为投资合作伙伴是国际投行业界的一段经典故事和佳话，当然就是方本人的业内经验、资源、人脉，方风雷本人的资历与政府主管部门高层的关系等都不是高盛所具备的，而这种可以由方独立操作的投资和企业运行设计，无疑正是中国的特色，绝对不会是所谓国际投行的文化色彩。
2005年5月，德勤宣布辞任科龙的审计。
对科龙的2001年年报，原审计机构安达信曾拒绝发表审计意见，在此基础上，德勤对2002年财报出具“保留意见”；由于安达信在2001年拒绝为科龙出具审计意见，认为科龙存在资产不确定的情况，业内认为德勤对科龙2002年年报出具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不太合理。德勤继续对科龙2003年年报出具了“非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这对当时已经连续亏损并被戴上ST帽子的科龙来说，如果其当年财务报表被会计师出具否定意见或拒绝发表意见，就可能面临退市的压力，而“保留意见”审计报告可谓救了科龙一命。
此后，德勤再次为科龙2004年财务报表出具“保留意见”，在对ST科龙2002年的会计报表进行审计时，德勤只出具“保留意见”，这一做法已被业界广泛质疑。继2002年财报出具“保留意见”后，德勤再次为科龙2004年财务报表出具“保留意见”，在对ST科龙2002年的会计报表进行审计时，德勤只出具“保留意见”，这一做法已被业界广泛质疑。
问题的关键在于2002年度资产减值及预计负债转回是否合理，显然德勤上述说法是认为2002年度科龙的5.7亿元转回是合理的，但事实很可能不是这样的，德勤在这件事情上表现得不够谨慎。在这种情况下，紧接着对2003年报出具干净意见的审计报告，因此无法提示科龙的潜在重大错报风险，德勤也不合情理，因为根据中国审计报告准则，科龙2003年报更应该出具保留甚至更严厉的意见，而不仅仅是港股的带解释的无保留意见。
德勤对科龙的历年审计究竟有无过错责任，这是一个不会有结果的悬疑，退出审计是为了自保还是别的，而其中历年审计结论的文字游戏已经是对投资人和相关制度最大的讽刺。
从上述有限的事件中，我们可以相信，外资投行机构正在利用其品牌、技术等在对中国市场的的社会资源和经济资源进行大肆掠夺。
对于国际投行业务来到中国，其投入的资本总量以及对于中国经济的推动作用，至少目前给出定论显得为时尚早。而国际投行机构对于上述事件的解释通常规则为一种管理技术上的疏忽，就其根源，并非漏洞所致。
本文直接将这种现象称之为国际投行业务的“汉化”，在这种倾向之下，国际投行机构的资本力量消弥与无形之中，这个无形的力量被“关系”与“寻租”所替代；投行业务的技术与管理水平、研究报告也只成为业务和品牌的标榜。也许会有人称之为“本土化”倾向，然而，我相信，“汉化”的描述更能够揭露国际投行业务在中国的“异化”或“同化”。
或许，至此，人们有理由相信，国际投行机构的神秘面纱实际并不神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