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系列专题：创业板上市
2004年2月16日《国务院关于推进资本市场改革开放和稳定发展的若干意见》发表，为设立创业板一锤定音。自1998年，创业板问题进入议题以来，6年中所有的指责、争论、斥骂似乎瞬息间寂然无声了。但落实到执行层面，仍然有两个问题尚待解决：一是创业板设立的方式；二是创业板设立的时间表。 这两个问题实际上又可以归结为一个问题，即符合下面四个要求的创业板何时建立的问题，这四个要求是：（1）全流通；（2）针对创新型企业的较低门槛；（3）以成长速度、成长质量为公司上市根本条件；（4）监管权利责任“下移”式的新型严格监管方式。这四个问题是创业板的四根支柱，缺一不可。缺其一而设立的创业板都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创业板，其贻害可从现今有重大制度缺陷的主板产生的问题上窥其一斑，甚至有制度缺陷的创业板产生的问题会比主板更烈。如果四柱健全，但要等到“大树倒下，尘埃落定”之时方才推出，则可能错过世界经济调整的战略机遇。 以上两种情况只要有其一，则连累所及将不仅是创业板、投资人、成长型企业本身，还会殃及到整个中国的创投行业、国家的经济结构战略调整乃至中国国家竞争力。 争论者沉默了，但争论仍在继续，除了被时间说服的，谁都没有被说服。在过去6年中所有的争论实际上都转化到执行层面，正在以国家命运做筹码而进行。 中小企业板块 2004年初，深交所开始测试新股发行系统。坊间传言： 6年以来一直争论不休，搅动各方神经的创业板可能以另外一种方式而尘埃落定。中小企业板块替代创业板已是铁板钉钉。
笔者所熟知的几位创业板问题专家均对此表现出强烈的愤慨。真正意义上的创业板又将无限期地推迟下去，无论是“大局已定”，还是“已见曙光”，都无法掩饰当前画饼充饥的尴尬。 没有解决前文所述四个支柱问题的中小企业板块的推出充其量只能证明：一，深交所从此可以发新股了；二，大批想争夺主板稀缺上市资源的企业又多了一块阵地，为各种博弈所累的有关部门压力减轻了；三，证明当年深交所停发新股的决策是英明正确的；四，一些与主板企业有千丝万缕联系的创业企业或创投公司，较之其他企业在此更容易获取社会成本上的比较优势。 真正意义上的创业板已然成为各种考量交锋的牺牲品。 从《创业板决策与妥协》一文中可以看出，由于反对声音太烈，1999年，创业板妥协为高科技板块。在这一步上，牺牲了创业板之名，但保留了创业板之实。2003年，创业板进一步妥协为中小企业板块，这一步，既牺牲了创业板之名，又牺牲了创业板之实。中小企业板块如果以A股思路出现，只是降低了上市门槛的话，那实际上就是小主板。它将继承了那个有着重大制度缺陷，在各种矛盾中诞生的主板的所有遗传因子。 选取这样一个小主板作为创业板的试验田，也是有风险的，风险之一，其失败的可能甚至远大于开设创业板。事实证明，在过去十多年中，全球主要股市都添加了小盘股市场，但很少取得成功。1992年，为了与Nasdaq市场竞争，美国交易所(AMEX)开设了新生企业市场（ECM）。然而这个市场仅仅成活了三年，就因交易制度、组织管理方式的缺陷，而以丑闻收场。这样的例子在美、欧历历可数。以深交所现行的交易制度能否为中小企业板块提供足够的流动性？ 试问决策者：如果中小企业板块未如想像般成功，那么“两步走”、“三步走”下一步怎么走？中国创业板是否永无出现之日？ 风险之二，即便中小企业板块业绩辉煌，那么若干年之后，向真正的创业板过渡，其制度转换是否能“虽脱胎于主板，但制度焕然一新”，日本纳斯达克与大阪证券的纠葛教训犹在。 这两个风险实际上是一个问题之两面，即，旧的制度能否规范、约束新生的市场。或者说，有主板烙印的制度能否规范创业板市场？历史学家黄仁宇所说的走兽如何变成飞禽的悖论再次在一个奇妙的场合上演。 社科院金融所王国刚称：“按照A股的办法渐进，就像鸡蛋孵不出鸭子，是发展不出创业板的。” 制度的建设正如大厦的建造，地基结实，主干牢固，系统合理，则装潢、墙面等均可随需要而变更。基本制度，正如大厦的地基与主干，是不可妥协的，是不可以偷工减料的。 时间与时机 我们已经两次错过了建立创业板的最佳时机。一次，是1990年代末，那时新经济热潮汹涌，国内创业热情高涨，主板尚未如2001年后一般萧条。如果那时设立，经过数年低潮时期的调整、改造，现在中国创业板可能已经迈上正轨；另一次，是2003年上半年。当时一位资深业内人士提出：“现在就是设立创业板的最佳时机。”时间证明果不其然。2004年初，全球经济复苏，各国创业板不同程度回暖。如果那时设立，则今年大批优秀中国企业海外上市热潮可能为之改观——优秀的上市企业是各国竞相争夺的战略资源。 现在我们依然在错过，2003年4月7日，深交所研究员隆武华在论述全球创业板调整与进步时写道：“经过2000 年以来的调整（事实上各国宏观经济和主板市场均在调整），全球创业板刮骨疗毒，修订相关规则，注重公司质量，夯实市场基础，迎接新一轮启动。其中韩国科斯达克市场、日本JADSAQ 市场和英国AIM 市场还逐渐崭露头角，成为全球创业板市场的新亮点。此情此景，笔者难免有一些伤感。联想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为小企业所做的一切，笔者在伤感之余，更多了一份悲愤。风险、风险，除了风险还是风险，在我们满脑都是风险的时候，人家已经远我而去。” 其言也哀，其意也诚。 《吕氏春秋.仲冬纪》：“是月也，可以罢官之无事者，去器之无用者。涂阙庭门闾，筑囹圄，此所以助天地之闭藏也。”经济周期的冬季正是填补漏洞，规范制度，调整结构之时。肃清上一轮增长余毒，培育下一轮增长要素，门闾结实，囹圄充足，方能充实、优化增长的内涵。 上海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研究所黄仁伟研究员在接受访问时承认，纳斯达克既产生于民间又是美国政府刻意推动的产物。美国战略制定者暂时牺牲宏观经济，优先将资源配置到高科技、高成长领域，以调整经济结构，最终优化宏观经济，抢占了国家竞争的制高点。纳斯达克扮演了创业和投资活动的激励者，企业价格的发现者、社会资源的配置者，风险和财富共享的保证者，企业经营管理的优化者等多种角色，它并不仅仅是一个直接融资的渠道。黄仁伟说，尽管纳斯达克指数至今也才回升到2000多点，但是美国新经济的成果已经显现。在新经济发展的同时，重要科技成果（也包括其他创新成果）向传统产业渗透，向军工产业、军队回流。高额的激励使风险投资与高科技结合，产生高科技企业，高科技产业又向其他产业渗透形成国家竞争力。 相较之下，在2003年《洛桑报告》中，中国的技术指数在80个国家中仅排名63位，落后于突尼斯、博茨瓦纳、约旦、多米尼加、菲律宾等国家。企业效率排名连续数年下滑的趋势并未改善。 中国最大的优势在于有大量的廉价的劳动力，但这一点优势既不能永久地维持，也不必永久地维持，密集的廉价的劳动力只能成为中国现代化的一只杠杆，而不能成为目的；它不能充分满足人民之福旨，亦不能成为立国之利器。 波特在《国家竞争优势》一书提醒道：“发展中国家很容易掉入这种陷阱，它们几乎一窝蜂地在生产成本与价格上竞争，其开发计划更是以成本导向的新产业为基础，无法逃脱生产成本的限制，而这类国家时时处在失去竞争力的威胁中。” 真正的创业板迟开一天，就意味着对高成长企业的真正支持缺位一天。由于创业板迟迟不出，中国的创业公司一些分流或一些消亡，创投公司在萎缩。2004年由于全球经济态势的强刺激，创投似有明显复苏的迹象，但内资创投仍然处于寒冬之中。中国有大量的民间资本，有优秀的高成长企业，但只是因为没有一个结合的平台，只能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 入世的承诺，三年之后，我们的市场开放将不再有过渡期；全面开放市场的压力迫在眉睫。占中国国民生产总值半壁江山的中小企业面对的将是强大的有成熟资本市场支持的外资企业。这是一个社会化的系统与孤立无援的个体的对抗。金融是半发达国家迈入发达国家必经的门障，日本成功发展了工业经济，却没有迈过金融这道关。以金融为线，弱与强，强与超强，泾渭分明。从这个意义上说，国务院《意见》出台，正合其机。 社科院金融所王国刚称：“中国建立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是一个必然的而刻不容缓的趋势，在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背景下，中国的中小企业如果不能得到证券市场的有效支持，付出的历史代价将是惨重的。” 历观500年大国兴衰史，相互为用的科技与经济总是竞争之先导。大国在历史的长河中跋涉，他们所竞争的不过是谁先到达下一个码头，早半步即是胜者。这个过于宏观的譬喻可能掩盖了许多民族的耻辱和血泪，但是其他的民族能淡漠，中国人不能。 梁启超在《论中国积弱由于防弊》一文中说：“故语以开铁路，必曰恐妨舟车之利也；语以兴机器，必曰恐夺小民之业也；语以振商务，必曰恐坏淳朴之风也；语以设学会，必曰恐导标榜之习也；语以改科举，必曰恐开躁进之门也；语以铸币楮，必曰恐蹈宋、元之辙也；语以采矿产，必曰恐为晚明之续也；语以变武科，必曰恐民挟兵器以为乱也；语以轻刑律，必曰恐民藐法纪而滋事也。坐此一念，百度不张。” 任公之言，百年之后，仍振聋发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