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2006年5月北京
2005年7月8号，从北京人民大会堂四川厅，传出一个令人振奋的消息——南充市商业银行宣布，他们已经成功的引进了国际战略投资者，并在此与两大世界金融巨头，DEG(德国投资与开发有限公司)和SIDT(德国储蓄银行基金)举行了投资签字仪式。这是中国西部最贫困地区第一个引进国际资本的城市商业银行。其所具有的意义和影响已经远远超过投资本身。正如中国银监会副主席唐双宁出席这次新闻发布会时所说：“这不是南充市商业银行的问题，这个事件对中国中小银行引进境外战略投资者有面上的指导意义。”。
回顾南充市商业银行引入国际资本历时三年的艰难历程，这次引资案的始作俑者和关键推动者，北京天华通宝投资顾问有限公司董事长郝明玮先生感慨地说：“对于我们来说，整个事件是一次突围行动，也是一次中国西部金融发展的破冰之旅，它所具有的意义，除了对中国西部区域经济发展将产生重大影响外，最重要的是我们基于对中国现实的正确认识，用中华文化的智慧，成功地架起了一座东西方文化融合的桥梁，为中国企业引进国际战略资本提供了一个范例。”
在整个突围行动中，最令郝明玮先生难忘的是那次决定成败的较量，它集中反映了东西方文化冲突与融合的过程，具有典型的突围意义。
事件背景
德国DEG & SIDT对南充市商业银行的最后一次尽职调查中，德国DEG投资家顾林对郝明玮说：“郝先生，DEG不能投资这家银行！”……
时间：2004年8月29日晚上8点
地点：四川南充市东方花园酒店大堂咖啡厅
人物：德国DEG总部投资部副总裁 顾林（Gudrun Timm）女士
德国SBFIC首席执行官 兰卡（Dr.Peter Langkamp）博士
德国DEG驻中国代表处投资经理 孙浩先生
北京天华通宝投资管理公司总裁 郝明玮先生
南充市商业银行副行长 黄毅先生
2004年8月29日，DEG顾林Gudrun Timm女士、SBFIC首席执行官兰卡Dr.Peter Langkamp博士、DEG投资经理孙浩先生、天华通宝总裁郝明玮等一行与南充市商业银行董事长黄光伟及其高层领导一班人，在南充市商业银行破旧但被打理的窗明几净的会议室里，就投资事宜交流了一整天。
晚饭以后，郝明玮与德方一行人分别回到当地最好的宾馆――东方花园酒店。郝明玮刚走进大厅，顾林Gudrun Timm女士和兰卡Dr.Peter Langkamp博士已站在大厅中央，像是在等什么人。顾林Gudrun Timm女士热情地与郝明玮握手致意，并用投资家们惯常的那种审视的眼光挑剔地看着郝明玮说：“郝先生，我想向您请教几个问题……”紧接着她突然又说了一句：“郝先生，我们DEG不能投资这家银行……”。此话一出，郝明玮当时头脑一片空白……
多年来，郝明玮一直相信――“在中国西部，国际资本一定能有所作为；《南充市商业银行国际引资案》一定能成功。现在看来，所有这一切准备和长期的铺垫、执著的追求、全部的辛勤耕耘与付出将就此化为泡影……
片刻沉静之后，郝明玮慎重地邀请顾林Gudrun Timm、兰卡Dr.Peter Langkamp和孙浩来到东方花园酒店咖啡厅，南充市商业银行副行长黄毅先生紧随其后。众人鱼贯而入，四下座定之后，顾林Gudrun Timm便向郝明玮提出了以下几个具有挑战性的问题：
1、中国有很多省，东部的省市不是很好吗，为什么您就选择了四川？四川省有成都、绵阳、乐山、德阳、宜宾、攀枝花这样的城市和他们的城市商业银行，您为什么唯独向我们推荐南充地区和南充市商业银行？
2、我们德国DEG公司投资南充市商业银行的意义在哪里，有什么好处？
3、南充市商业银行的老股东贷款问题让我们不能认同，我们DEG不能投资这家银行。
4、请详细介绍一下您的天华通宝公司。
这时，郝明玮已从一片空白的思想状态中拔出来，随后，他以自己对中国问题多年的思考，从文化的冲突与融合入手，与德国投资家们展开了一个小时的近乎独白的交流。他的谈话所具有的巨大说服力，对德国投资家们产生了令人信服的效果，为这个投资案最终画上圆满句号，在这最关键的时刻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这次谈话，全面地阐述了南充市商业银行引入国际资本的理念和追求。为了进一步理解南充市商业银行引资案的实际意义，在此，将郝明玮的谈话实录如下，以供参考。
中德双方的“合目的性契机”1995年，我曾在媒体上发表过一篇题为《一朵玫瑰花》的短文，大意是这样：“二战接近尾声，一位盟军女记者随先头部队进入到德国首都伯林的郊区，眼帘中一片战争狼藉。在废墟中她发现一间被轰炸的还剩半捺的乳白色小农舍，这间小房子中央有一张桌面被主人擦拭锃亮的小圆桌，圆桌上的小花瓶中插着一束鲜艳的玫瑰花……在弥漫着战火硝烟的伯林郊区，还有这样热爱生活，憧憬着美好未来的德国普通农夫？女记者被这一画面强烈地震撼了，她举起照相机拍下了这幅令人刻骨铭心的画面。这位女记者将这幅照片题名为――一个伟大的民族”。20年后，果然如那位盟军女记者所言，德国重新发展起来成为了世界经济强国。德国和德国的投资家们还关注着发展中国家的人民和他们的建设事业。我本人喜欢德国和她的民族精神。我们今天的沟通，在我来讲是具有潜意识友好准备的。
贵国哲学家卡尔·雅斯贝尔斯说：“交流是人类存在的普遍前提”，德国投资家们遵循这一哲学路径，深入到中国最为腹地、最为贫穷的四川南充地区，来与黄光伟董事长和他的银行进行交流与沟通，帮助中国发展，为人类之共同富裕，为贵我双方共同的目标去寻觅其“合目的性契机”，本身就充满着马可波罗式的伟大壮举和利玛窦式的虔诚、细腻与可靠性特质，凸显出德国DEG和SIDT金融集团对中国金融领域、中国西部区域经济的“后发优势”和德国金融力量在中国的市场地位、未来发展以及德国在国际金融力量对比等方面超凡的洞察力、预见性、行动力和独到的战略思考。
贵国还有一位哲学家黑格尔说：“目的是借助于否定直接客观性而达到自由实存的……”他又说：“――那些奢谈有限事物、即主观事物和客观事物的固定不变性和不可克服性的人们，在任何冲动中都会得到与他们的说法相反的例证。”DEG和黄光伟先生正各自站在各自的主客观立场上，扬弃偏见和消融着哪些对立，双方必然会找到“合目的性契机”走到一起来的。
中国在过去20多年的发展中，有些地区仍然在走西方传统工业文明发展的老路，比如珠三角和长三角地区以及矿产和自然资源相对比较丰富的地区等。如此，这些地区的金融资源在短时期内相对的比较发达和丰沛。但是，在新世纪，人们的价值观在不知不觉中发生着变化。自从秘鲁首相第一次提出“人类可持续发展”的观点以来，响应这一理念的国家和人口在不断扩大。中国到底走什么样的发展道路，现在变得更加的重要。中华文化是强调长期利益和良好的社会效果，魏晋大家王弼说：“长阳、长阴，合而相与，可久可道也”。当今人类“可持续发展”的观念在两千年前就有了契合，想必这是我们共同的价值观——考虑长远利益是双方合作的基础。
中国在现代化进程中，凸现出多方面的不平衡。南北差距、东西差距、城乡差距、人口素质差距等不一而足。尤其是中国东西差距的不断扩大，长此以往必然导致社会的不稳定。在中国历史上是显而易见的。当年毛泽东“三线建设”的策略和当今“西部大开发”的策略同出一辙……我曾经在一次西部风险投资大会上演讲时谈到：“西部不缺钱，惟缺观念……”，沿着这一思路探索，我们展开了对中国西部尤其是四川地区的调查与研究，得出的结论是，东方与西方、东部与西部由于不平衡发展造成了地域间巨大的差距，反过来，这种差距又为新一轮的经济进步预留了空间。在这些实践的基础上，才有了我们今天与德国DEG和SIDT在中国西部的南充地区讨论项目合作的可能。
中国银监会唐双宁副主席说：“当今各国金融体系大体可分为两类，一类是以美国和英国为代表的市场主导型金融体系。在市场主导型金融体系中，融资主体可以灵活的根据市场渠道的变化选择合理的、低成本的融资方式，市场在金融资源配置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另一类是以日本和德国为代表的银行主导型金融体系。在银行主导型的金融体系中，银行是微观主体融资的主要渠道，在金融体系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是间接融资型金融结构……”经济学家巴曙松说：“从整个社会的融资结构考虑，中国是典型的间接融资型金融结构……”这就是说我们两国在金融融资结构方面有着相似之处，这是我们的共同点。
经济学家王松奇在《北宋为何变成了南宋》一文中，以北宋改革家王安石的改革为背景，剖析了中华文明传承与社会变革的内在逻辑，展现了一幅“在中国文化条件下，改革过程中的制度创新不能脱离社会发展基本维度”的历史画面。这些论断都说明了一点――在中国做任何事都不能脱离中国的实际。可以确定得讲，中国的市场经济肯定不同于其他国家，它必然充满着浓烈的中国味道。
从现在开始，中国一定会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相对保持以银行为主导型的金融结构体系不变。任何国际投资人，只要投资了中国的银行业或非银行金融机构，无论大小，都可以称之为：占据了中国“经济食物链”的顶端。今天，德国DEG、SIDT和黄光伟董事长与北京天华通宝公司一起正在完成一项伟大的壮举。双方一旦合作成功，本身就成了一篇举世闻名的《新经济宣言书》，具有里程碑的意义。你们以300－400万欧元的代价，换来如此巨大的外延效应，恐怕只有最早的“美国银监会主席”JP摩根先生才有可能获得这样的机遇并作出如此明智的投资选择。
得到“确认”而的引出的结论关于顾林提出的，中国、四川、南充、绵阳、攀枝花等地理概念与银行问题。郝明玮向顾林提出了几个关键性问题，均得到了她的确认——
郝明玮：“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她的开放与改革是在行动中，而不是在口头上。这一点您确认吗？”
顾林Gudrun Timm：“确认”
郝明玮：中国加入了WTO、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巴塞尔新资本协议》签署国等，中国的国际化、经济行为的全球化并遵循约定俗成的国际规则是必然的吗？
顾林Gudrun Timm：“确定”
郝明玮：“中国进入国际大家庭并遵守它的规则是需要时间的，您同意吗？”
顾林Gudrun Timm：“同意”
郝明玮：“我们远隔千山万水，不同的文化传承之间存在着较大的文化差异，您同意吗？您第二次来到四川南充，与南充市商业银行黄光伟董事长的交流是愉快的吗？与第一次相比，南充市商业银行的整体提高是明显的吗？”
顾林Gudrun Timm：“是的，中德之间文化差异很大，与黄光伟交谈很愉快，南充市商业银行提高很快。”
郝明玮说，好了，我们之间有了这样的共识，什么问题都好谈了。
德国在十九世纪末期到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就有了像J·H·杜能这样的农业和地理方面的区域经济学家。德国对区域经济的研究取向，正好为发展中的中国差异性地区的发展提供了理论参照系。南充市商业银行在中国西部区域经济建设中，尤其是在南充这样贫穷的地区，必将会起到不可替代的作用。德国DEG和SIDT金融集团对南充市商业银行的投资，给南充市的区域经济发展带来了理论和实践经验，这是发展中的中国非常需要的，同时也确立了你们在中国金融领域的地位。倘若双方能在各自的理论与实践层面上达到充分协调，必然在中国西部创造出一种全新的范式，这难道不是“前人可为而又未能为”的破冰之旅吗？
我虽工作在北京，但我是四川重庆人，对四川有情感。四川这个地域内“四处游荡着一种幽灵――人的创造力”。古往今来，凡可以在中国称之为大家的著名人物，很多都与四川有关。李白、杜甫、陆游、《三国志》作者陈寿等。在中国近代史上，出生于四川的著名人物不在少数，仅就南充地区而言就有朱德、邓小平、张澜、罗瑞卿等。人的创造力是第一性的，我在四川四处寻找这样的因素，从1998年底到现在，算起来已有好些年了。但是，像黄光伟这样的企业领袖是我所遇到的第一个。这是我选择四川，选择南充，选择黄光伟和他的银行的充分理由。
黄光伟是一个光明的“小男孩”。他有理想且大度，善于思考宏观问题；精明，注意事件的细节；仁厚、宽容；缜密而不迁怒；意志坚强，善于学习，多谋善断；敢为前人之所不为，创造力冲动尤显，特别注意思考未来的发展问题，从他最初的股权结构设计就可见一斑。黄光伟董事长在整个的谈判过程中，坚持着国际银行并购谈判的三原则：透明（clarity）、沟通（communication）和连贯性（consistency），这些优秀的品质在中国企业家中是不多的。“率直、容纳和一贯性”是中华文明的宝贵传承，这一点在黄光伟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
作为一个金融家，他所管理的银行一天比一天好。从你们介入谈判的13个月以来，南充市商业银行的整体提升是明显的。你们将资本交给这样的人去管理，我想是最恰当的。在南充市商业银行提升的过程中，你们也从不知道南充在什么地理位置发展到今天深入其间，进行实质性谈判，DEG同样也在提升。这就是文化融合的魅力和交流的功用。主、客观之间都在为共同的目标向前挪动，不断逼近成功。在我看来，有冲突是大好事，说明双方都想解决问题。荷兰国际银行集团的汉斯尔·林伯格在国际银行并购问题上这样说道：“合并双方的企业文化和商业原则存在着较大差异，特别需要时间来协商和作出决定……”何况《南充商业银行国际引资案》并非发生在印欧语系维度内，而是发生在远隔千山万水的中德之间，富裕的波恩和贫穷的南充凸现出巨大的贫富差距；“精密思维”的德国文化与看上去“大而化之”的中华文化显得格格不入，这种差异的弥合更需要时间。在多数人看起来《南充商业银行国际引资案》简直就是笑话，是做梦、异想天开、不合逻辑和不可能成功的现实世界的童话故事。但是，我们的交流与沟通正在将这一系列的天壤之别化为一体，我相信，“神奇的合作”将必然展现在我们面前。这是一种创造，非常刺激而且令人神往。
只要您们对黄光伟确认了，在我看来，合作就确认了60％。
至高无上的“战略问一致性”老股东问题，是中国中小股份制商业银行普遍存在的问题。在这一点上，DEG投资家必须要面对。如果没有当年老股东们的支持，恐怕今天您不会坐在这个咖啡厅里与我交流，因为这家银行可能不存在。可以这样讲：南充市商业银行的老股东和优秀的管理者为你们双方的合作创造了不可或缺的必要条件。银行机制的健全，是一个过程，银行的管理、国际化运作等与DEG直接相关，你们不能要求合作对象全部符合了在现实条件下还达不到的要求之后，才与之合作。我想，真到了那个时候就与你们没关系了。
再有，兰卡博士专事区域性银行的建设，经验丰富，而南充市商业银行正好是一个独立的区域性银行，黄光伟 “做强做大”的战略思想与你们的战略目标一致。同时，南充市商业银行为地区中小企业服务的宗旨也与DEG发展中国的中小企业的战略目标一致。DEG投资南充市商业银行若能成功，德国国家复兴信贷银行集团将真正的进入到了中国的金融行业，必然获得中国政府金融监管当局另眼相待，国际金融对比格局将发生变化，DEG将在这个广阔的领域里获得更大的成功。中国人常说“求大同存小异”，我相信――当双方在至高无上的战略问题上确认以后，所有的问题都能得到解决，这叫“纲举目张”。
从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开始，西方来到中国的风险投资家、基金管理人、投资公司等等不算少数，还有那些既不像中国人也不像美国人的“洋径滨”们，他们开口就指责中国的法律不健全、中国没有退出机制、中国公司和政府观念落后等等，不一而足。我想请问：“是不是中国必须要像美国那样健全了他们认为可以的法律以后，才可能与国际资本对话呢？法律健全与否是不是一个国家发展的唯一标准呢？如此看上去，中国人已经不会走路了，必须按照美国人或其他什么人的步辐才算可以走路吗？难道没有这些中国就不发展了吗？中国人就不活了吗？何况西方的法律制度完全照搬到中国来，显然是行不通的。这不是与所谓的启蒙运动先驱梁启超的说法一样吗？没什么新鲜东西。在中国的近代史上已有不少事件证明了这一点。中国的整体发展，区域经济的发展，每一个企业的发展必然有它自己的内在逻辑。中国正是按照自己的内在逻辑和国际的共同规则不断地完善和修正着自己的法律法规体系。对于美国人来讲，中国是一个久经人类生存与发展历史考验和磨难的“老人”，有许多问题需要多方共同研究、磋商、创造、融合与达成共识。
我认为， 达成谅解，是你们双方最好的选择，把不能解决的小问题，留待更好的机会去完成。只要你们双方向前迈进一小步，这个伟大的事业就向前迈进了一大步……。因为，最富裕的国家――德国巨型金融机构，投资了发展中国家――中国的最贫穷地区的小小商业银行这件事将影响到中国和更为广泛的国家、地区和行业。我坚信，这是开先河的事，诸位正在创造奇迹。
新时代风险投资机构的世界观与方法论
在当前国际和国内条件下，我国国民经济的主要问题之一是金融问题。无论是西部问题、大东北问题、区域经济问题、三农问题还是别的什么项目问题等，都离不开金融这一顶层问题。中国金融问题一旦得以解决，想必相关问题便迎刃而解。中国的金融问题完全可以依据中国地区发展不平衡的特点，把地域劣势优化为地域优势，利用市场化原则，让中国112家中小股份制商业银行各自结合区域发展特点，从金融层面进行突破，必然带来不同地区、不同特点、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差异性繁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