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近期，对金融类国企高管实施“限薪”和对国有资产进行全民平均分配，均掀起了波澜。尤其是北大教授张维迎的“分家底”言论获得了民众支持，这与他以往的惊人之语所引发的效果截然相反，比如“改革中受损最大的群体是领导干部”、“ 穷人上不起大学是因为学费太低”都被民众批评得一塌糊涂，而此次“分家底”的言论仅被学者们反对。
张维迎建议说，“应将国有上市公司的股票分给老百姓，给老百姓一只下蛋的母鸡”、“国有上市公司拿出４０％股份，外汇储备拿出１万亿（元），两项加起来一共是１３万亿（元）人民币，发到每个人手里是１万块钱，五口之家将分到５万（元），这将有非常大的财富效应。”
这对普通的民众来说，每人得一万元的确是一笔意外之财，确实很有蛊惑力。而反对“张平分”的学者则认为，张是异想天开，不懂外储是央行的负债，而且全民平分外汇储备在技术上和理论上均没有现实性，况且前苏联的休克式疗法和东欧的私有化均以失败而告终，如果中国现在“分家底”也未必能够成功。
诚如反对者所言，如果中国现在平分国有资产和外汇储备，也很有可能会重蹈前苏联的覆辙，很有可能在全民盛宴之后，权贵和不法商人横行，会从偷偷摸摸地转移国有资产到明火执仗（房地产开发商强征土地就是最明显的例子），会加剧权贵们聚集财富和垄断资源的速度。
但为什么“分家底”的言论会被民众支持？
笔者认为，这个问题才应该是目前讨论和大家关注的焦点，而不是分不分的问题。“分家底”的言论之所以被民众支持，是因为目前国有资产流失严重，监管不严；其次是国有资产使用的效率和公平方面存在严重问题，国资使用离民众太远，不能解决民众的当务之急，反而一堆“面子工程”和政绩工程占用了公众财富；另外就是国资经营管理人过度分享国资成果，导致收入分配体系出现严重不平衡，两极分化现象极其严重。内需不振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是老百姓占有的财富太少，可供消费的数量有限，而非老百姓不愿意消费。
记得很多年前，流传着这么一个笑话：一个乘客不小心打碎了公共汽车的玻璃，乘务员要求其赔偿，他说，“那是全民所有财产，我那份不要了。”
如今，民众很少再联系国有资产与自己的关系，经常性地把一些“江洋大盗”的国有资产腾挪术当热闹来看。实际上，国有资产理应全民所有，每个人都有监督的权利。但是目前国有资产收益的积累、分配和公共消费与每个公民切身利益之间的相关性太弱，老百姓只享受了“全民所有”之名而无享有“全民所有”之实，民众的“主人翁”地位形同虚设，大家自然就有意无意地放弃了“全民所有”下的所有权益，责、权、利的不对等使得全民监督机制也就丧失掉了，于是国有资产的监督就变成了少数政府部门的行为，而特权监管部门又缺乏必要的监督和约束，于是全民的“公器”就变成了少数人的“私器”，权力寻租和腐败行为就无法避免。
如果不及早改变这些弊端，与其让国有资产被少数人转移、瓜分和享受，还不如全民盛宴。这可能是支持“分家底”的基本逻辑。
那么，既然我们知道在现行的管理体制下“分家底”不太现实，很有可能会重蹈前苏联和东欧的覆辙，那么就必须要对现行的制度进行改革，防止利益冲突被异化为暴力分配，这样的结果会让现实变得更糟。
中国有句古话：“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现在中国民众对国企最大的怨气就是：国企高管或明或暗的收入太高、垄断利润太巨、福利超国民待遇、利润未能造福全民。
在这种情况下，当务之急就是要进行收入分配体系的改革，不能让贫富差距再进一步拉大，也不能再继续纵容国企高管们肆意“分配”国有资产，否则“国富民穷”、少数人富有很难实现刺激内需的整体目标，难以实现社会和谐。
因此，不仅要对国企负责人实施“限薪”，还应该对所有国企负责人及其家庭成员实施财产申报制度，防止国有资产“暗度陈仓”、变相权贵私有化，适度平衡国企高管的激励机制与约束机制，并实施市场化的用人原则，而非国资委的任命制，更非党组书记、董事长一身兼的“亦企亦官”的特权管理模式。
其次，应该及时改革现行的国资监管体系，将国有资产经营管理权和监督权分开，避免运动员和裁判员一身兼。否则，国有资产的监管公平性很难实现。
同时，应该对国资高管实施法律责任追溯和惩罚机制，提高违规成本，提高监管透明度。并对今年５月１日即将施行的《国资法》进一步完善，并对国资经营管理者和监督者的职责应该进一步明晰和界定，别让法条在执行和落实环节中落空。
第三，设法恢复国有资产的全民监督机制，改变橡皮图章式的“全民代表”监督体系，让国有资产的全民所有制属性落到实处。
第四，对于国资的用途和使用应该更加讲求效率，实施透明化管理。将钱用到刀刃上，用到老百姓最需要的地方上，而不是盲目“铺摊子”、搞政绩工程。另外，还应该将国有企业的红利和股权及时向社保体系划拨，以补充社保资金的缺口，让国有资产行使公共领域的支出和服务，帮助老百姓解决后顾之忧。
这些都是当下我们应该认真反思的问题。
